从后殖民视角看翟里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注释

2012年6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Jun．2012第29卷第6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ol．29
No.6
从后殖民视角看翟里斯
《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注释
曾婳颖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武汉430205）
摘
要：翟里斯在《聊斋志异》英译本中大量的加注，多到可以和正文相媲美的程度，另一方面，这种大量的注释也和译
本的受欢迎程度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能证实这种翻译方式是被接受的。

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的视角，回顾中英两国在文化文学方面复杂的权力上的角力，再加上译者本身的身份，从而让译者选择了这种翻译方式。

关键词：注释；后殖民翻译；译者身份收稿日期：2012－04－12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 （2012）06-0122-04作者简介：曾婳颖（1980－），女，湖北荆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简介翟里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文及译文被接受程度
1880年伦敦德拉律公司出版的二卷本《聊斋志异》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是翟理斯于1878年在广州副领事任上完成的。

译本总共翻译了164篇故事。

翟理斯最初打算将16卷本的《聊斋志异》全部译出出版，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随着对这些故事的进一步了解，我发现其中许多故事并不适合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它们不能不让我想起18世纪的小说家那种不事雕琢的文风。

还有一些故事则是毫无意义，或只是稍作修改的重复之
作”。

［1］xxix 此前，翟理斯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了13年，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通汉语。

他的这个译本在东西方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自出版后很受英语读者的欢迎，成为英语世界里影响最大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后来通过上
海别发洋行Kelly ＆Walsh （1908，1926）、纽约Paragon Book Gallery （1908）、伦敦T．W．Laurie （1916）、纽约
Dove （1969）、新加坡Graham Brash （1987）等出版社数次再版。

美国的Heian International Inc．也分别于1989年和1994年选取其中的部分译文出版了Strange Tales from Ancient China 和More Strange Tales from
China 两个译本。

［2］
该译本出版后“被转译成好几个国家的文字，
在西方代表蒲松龄达一个世纪之久”。

［3］
从学术的层面看，译本一出，就有许多学者致函翟理斯，希望将他的译本转译为其它欧洲文字。

欧洲大陆及英国当地媒体也对此译本褒奖有加。

甚至最为乖张偏颇的辜鸿铭先生也称，“和早期的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也具有令人羡慕的优势，他的文风清晰、鲜
活、美妙。

他的笔端所触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既清晰又明了……翟理斯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翻译之典
范”。

［4］117时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惠敏）的来信曾专门致函在厦门任职的翟理斯，对其大加赞赏：“……先生不遗余力，传播中国文学之精神，可钦可佩。

……先生译笔之优美，概无出其右者，可喜可贺！先生非但忠实于原文，而且保留了原作之精神。

……然先生之译诗典雅忠实，莫不让人肃然起敬。

吾国学人对先生心存感激，汉籍丰姿惟借先生优稚译笔，方得以展现在贵国读者眼前……先生之翻译不仅于吾国人，亦于英国
人亦有益，文学乃增进各国理解的最佳途径……”［5］26
波乃耶（J．Dyer Ball ，1847－1919）在《中国评论》上撰
文评价翟理斯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时就指出：“英译汉籍不胜枚举。

但
是，这些翻译往往流于沉重、乏味、呆板，这无疑加深了英文读者对中文典籍的偏见。

英文读者只是偶尔涉猎汉籍，而汉籍，在他们看来，无异于一片荒野、一片沙漠。

……但是翟理斯博士在这片昔日的荒野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花园，在这片貌似贫瘠沙漠里找到了一片绿州……仰仗其对原文的深刻理解，翟理斯的译文使
汉籍‘英语化’（Englishes ）了，粗俗的译法被荡涤一尽……取而代之的是美和内涵。

枯燥、毫无生气的语
言外壳留给了原文，优雅、鲜活、生机盎然的一切留给了译文……在这些译文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陌生的、古里古怪的、身着西服的中国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这位天才译者用一支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笔所展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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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来自天国的精神和生命。

中国文学之精神经过他的提炼，以欧洲语言的‘肉身’展现在我们面前，其语言丝丝入扣、优雅大方。

”［6］208
除了对译者的文笔的赞美之外，这几位学者的称赞都提到了一点：易为读者接受。

辜鸿铭认为翟里斯的译本“他的笔端所触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既清晰又明了”，［4］117曾纪泽赞道“汉籍丰姿惟借先生优稚译笔，方得以展现在贵国读者眼前……”［5］26波乃耶更是认为翟里斯把“沉重、乏味、呆板”［6］208的英译汉籍旧印象改变成了“花园”［6］208、“绿洲”［6］208，“在这些译文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陌生的、古里古怪的、身着西服的中国人”。

［6］208曾纪泽还提到翟里斯译本“先生非但忠实于原文，而且保留了原作之精神。

……然先生之译诗典雅忠实”［5］26，并认为能加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

能让当时对中国不甚了解的英国读者正面而正确地了解一个陌生遥远的中国，翟里斯译本中添加的大量注释实在是功不可没。

从译本的被接受，可以看出对于大量的注释，读者和学者均默许或接受，至少不反对这种大量加注翻译的方式。

二、翟里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大量的注释
该译本共译有164篇故事，除了篇幅短小的5篇故事之外，其它159篇都有注释。

翟里斯在注释上所费的笔墨颇为可观，注释的内容包罗万象，有些注释中甚至会加上翟里斯自己的相关个人经历和理解：从字数上来看，最长的注释是在“Planchette”（《何仙》）里对于乩占的注释，多达415个单词，两三百单词的注释非常常见，除了极个别之外，注释中短的也至少有几十个单词；从数量上来看，注释最多的一篇是“The Lo-ch’a Country and the Sea-market”（《罗刹海市》），有多达17个注释，有十个以上注释的故事也相当地常见。

从注释的内容上，亦颇广博，根据孙轶旻所著的《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的注释与译本的接受》，这些注释总共包括七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的时令和节日，二是关于器物和用度，三是对历史人物的解释，四是关于制度和礼仪，五是关于风俗习惯，六是关于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七是关于社会生活。

［7］230－231孙轶旻还在该文的注释42中说明：“事实上，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在西方被当作民间故事或民俗研究的材料来看待，在1975年的时候，甚至被西方学者列入了《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书目》（A Bibliography of Writings Contributory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Folk Religion），这也许与翟理斯注释之详尽有一定关系。

”［7］237翟里斯译本中的注释内容字数之多，内容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翻译现象不能算是罕见，对于译文中的注释，翟理斯自己在译本的序中做出了如此解释：“……给出详尽的翻译，并附上一些必要的注释，使非汉文系学生可以理解。

”［1］xxii
尽管翟里斯的译本中，注释和译文相得益彰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翻译的角度，仅仅看翟里斯作为译者，任意地在译文中大量地加注，以致注释在字数上几乎可以和译文相媲美这一翻译现象，就颇值得研究，而且读者和学者也没有反对甚至是赞成这种大量加注的翻译方法，这说明这种翻译方式是被译入语文化所接受的，也许是受到鼓励的。

本文主要从后殖民的角度，结合翟里斯翻译《聊斋志异》的时代背景，浅析这一翻译现象。

三、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对此翻译现象的解释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学者罗宾逊（D．Robinson）于1997年在曼彻斯特圣·杰罗姆出版社出版了《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在此书中他首先提出后殖民翻译的相关概念。

他在此书中讨论了帝国的文化霸权和殖民地国家文化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地位。

“当被统治的文化的文本被帝国文化翻译时，这些文本惯常被视作（a）神秘的，奇异的异域文化，于是（b）只能被少数专家理解，只有他们才对此感兴趣，他们的译本会（c）文字上直译而不作变通，令人生厌地难懂，读起来十分痛苦，或是（d）带有评论工具（简介和注释），将这种学术的或专业的解释强加给读者。

Jaquemond指出早期的东方学家把这种大量加注的翻译方法用作一种训练……当非专业的读者遇到此类翻译，他们为译文之难度及怪异而不喜；相反，他们习惯于相信东方学家的注引和评论；‘复杂的东方’的印象，一个完全不同而疏远的它者印象，就不禁被这样加重，与此同时，东方学家们就成了原文和译文之间唯一权威的沟通桥梁。

”［8］除却作为专业上的训练之用，这种大量加注的翻译方式当然也是时代的产物。

清末中英关系逆转，列强之一的英国此时在政治关系上占据上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开放港口，被迫大开国门；甚至，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变，文化文学上，中国文学的话语权也受到强烈冲击，而且两国的这种权力不对等越来越加剧。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英文学之间的文化地位也并不是简单地一方臣服于另一方。

1589年出版的《英国诗歌艺术》（The Art of English Poesie）英国人首次提到中国文学，其作者英国学者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1529－1591）在书中转述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的中国诗歌：“他们完全生活在极聪明的创造之中，他们运用诗歌，但不像我们那样，冗长而沉闷地描写，因此他们要表达奇思妙想，就用简洁的韵脚，写成菱形诗或方块诗，或其他类似的图形。

”［9］11－12提到中文诗歌，英国学者一派赞扬。

1614年，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瓦尔特·拉雷（Sir Walter Raleigh）在《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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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中赞扬中国文明：“关于世界的一切知识最早都是来自东方，世界的东部是最早有文明的。

……所有其他民族同他们相比都不过是野蛮人。

”［9］20后世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游记对富庶中国的描述，和中国文明的赞扬，吸引了欧洲人对中国和中国文明的向往。

1657年，威廉·坦普尔发表《论英雄的美德》（Of Hero Virtue）用了20多页介绍中国文明的诸方面内容，十分推崇孔子的学说，认为“中华帝国看来是以最大的力量和智慧，以理性和周密的设计建立并进行至离德，实际上它胜过其他国家人民和欧洲人以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智慧所想象的整体”。

［9］271669年，约翰·韦伯（John Webb，1611－1697）在伦敦出版的《论中华化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初始语言的历史论文》（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里，认为汉语是初始的即最早的语言，他还对中国文明推崇备至，在他的书里可以看到17世纪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和钦佩［9］29－30。

之后，中英双方的交流渐多，英国人渐渐看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阴暗面，并不是一如他们想象中那么的完美无缺。

1748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航海环球记》（George Anson：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to1744）就不那么看好中国，而此时正值欧洲“中国热”的鼎盛时期，歌颂中古的英文作品还是成为主流，但是《航海环球记》也一直广为流传。

［9］51－521797年，《英使諤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2Vols）在英使马嘎尔尼的授意下出版，作为外交使团记录的“官方版本”，“此书打破了传教士苦心经营的中国神话。

……欧洲人好像大梦初醒，批判贬低中国成为一种报复。

”［9］69－70拜伦在《唐·璜》中嘲笑和蔑视中国人，雪莱把中国当作未开化、“未驯服的”（unsubdued）“蛮族”看待［9］77。

对中国有好感的声音还是有，但已很少见。

而英国，则由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变成了被中国研究的对象，双方的地位调转了过来。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之前中国文学中被译成英文的并不是文学经典，如《赵氏孤儿》、《汉宫秋》、《好逑传》等，但是19世纪之后，尽管出现越来越强烈的嘲讽中国的声音，英国人开始译介中国经典，而且汉学渐有成就，翻译中国典籍的译者越来越有名气，开始出现直至后世都颇享盛誉的汉学大家。

1829年，德庇时首译李白的诗歌和《红楼梦》诗词；［9］821861年，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大学》、《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他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1卷问世；［9］951868年，波拉（Edward Charles Bowra）翻译《红楼梦》前八回；［9］991879年香港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二卷上，发表了帕尔克翻译的《离骚》，英文意译的标题是《别离之忧》，这是楚辞第一次被介绍到英国，译者运用了维多利亚式节奏极强的格律诗形式。

［9］108－109而翟里斯的《聊斋志异》正是在一年之后问世。

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到，英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逐渐超越中国，而当时由盛而衰的中国则由神坛上走下，受制于英国，但是同时英国国内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经典文学十分关注，普通民众也对中国颇为好奇，另一方面，由于受英国霸权地位的影响，英国文化文学吸收中国文学经典，但也不太可能把中国文学放置在同等的位置。

这说明，英国的汉学家关注中国典籍，但是译者们在翻译时时常自由发挥。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介绍中国典籍，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但不是把这些译作在英国文学中经典化。

再加上，事实上，终于将中国拉下神坛的列强之一———英国，也不会允许中国典籍的英译本在英国享有原著在中国的地位，所以，英国译者们为中国文学所吸引，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但同时，在原作面前又享有绝对的自由。

具体到翟里斯个人身上，他既是代表大英帝国的驻中国大使，又是极有声誉的汉学家，作为帝国强权文化的代表，翟里斯身上也有作为汉学家的职业道德约束。

再加上，翟里斯在《聊斋志异》的序言中曾说：“我希望，一方面能够使大家更加关注中国；另一方面，至少能够纠正一些（有关中国的）错误的观点。

某些无能狡猾的作者经常通过欺骗手段把一些错误的观点兜售给读者，而读者经常不加思考地把它们当成事实加以接受。

这里，我得请大家注意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尽管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书籍，但只有极少数书籍中的信息是第一手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为自己言说。

结果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像泰勒的《原始文化》这样一本精确编撰的书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类宗教仪式被浓缩成短短的十几段文字。

结果，许多中国习俗肯定会不断遭到嘲笑和谴责，只是因为传递它们的人扭曲了中国的形象。

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一位文化程度很高的学者写的有关他的国人和国家的‘准确字句’，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中国人在其宗教和社会生活中真正信仰和奉行的东西。

”［1］xiv－xv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翟里斯立志在英国和欧洲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让大众正确认识中国、中国文学、中国文化。

翟里斯需要在给于原文足够尊重的同时，既体现汉学家的权威，又要让译文达到能够被理解，从而得以传播的程度。

翟里斯作为译者，最好的做法就是尽量不改动原著的情况下，大量加注，不破坏故事的完整性，在注释中解释、介绍中国文学文化。

四、结语
翟里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中大量加注，作为对译文的一种补充，其译文在译语文化中广为接受，得到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的好评，这都跟大量的注释有关，从后殖民翻译的角度看，当时大英帝国已经在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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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剥削和压制源语文化，然而英国也开始对中国经典文学感兴趣，作为帝国权力代表的翟里斯，履行身为汉学家的义务，同时立志让英国非专业读者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国，翟里斯尽量在译文中加注，解释和传播不为普通英国读者所知的中国文化和文学，让译本尽量得以接受。

让翟里斯认为自己享有在译文中大量加注的自由的，是当时中英两国的力量对比，只不过译者作为汉学家的职业道德，不允许他过于破坏原文，同时译者也想要让译本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所以，译者采取尽量加注，而少直接破坏原文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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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伟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
Notes in Giles’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ZENG Hua-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Wuhan430205，China）
Abstract：The quantity of notes used in Giles’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s an English version of Chinese classic Liao Zhai Zhi Yi is massive enough to compete with that of the translated stories themselves，yet it is probably partly responsible for the popularity of this English version．The very fact has proved the acceptance of the usage of abundant notes．This thesis justifies this translation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by presenting the changing status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long the history，combined with the complexity of the translator’s self-identity．
Key words：notes；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ranslator’s self-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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