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殖民视角看翟里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注释

2012年6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Jun．2012第29卷第6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Vol．29No.6从后殖民视角看翟里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注释曾婳颖（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武汉430205）摘要：翟里斯在《聊斋志异》英译本中大量的加注，多到可以和正文相媲美的程度，另一方面，这种大量的注释也和译本的受欢迎程度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能证实这种翻译方式是被接受的。

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的视角，回顾中英两国在文化文学方面复杂的权力上的角力，再加上译者本身的身份，从而让译者选择了这种翻译方式。

关键词：注释；后殖民翻译；译者身份收稿日期：2012－04－12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44X （2012）06-0122-04作者简介：曾婳颖（1980－），女，湖北荆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简介翟里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文及译文被接受程度1880年伦敦德拉律公司出版的二卷本《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是翟理斯于1878年在广州副领事任上完成的。

译本总共翻译了164篇故事。

翟理斯最初打算将16卷本的《聊斋志异》全部译出出版，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随着对这些故事的进一步了解，我发现其中许多故事并不适合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它们不能不让我想起18世纪的小说家那种不事雕琢的文风。

还有一些故事则是毫无意义，或只是稍作修改的重复之作”。

［1］xxix 此前，翟理斯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了13年，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通汉语。

他的这个译本在东西方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自出版后很受英语读者的欢迎，成为英语世界里影响最大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后来通过上海别发洋行Kelly ＆Walsh （1908，1926）、纽约Paragon Book Gallery （1908）、伦敦T．W．Laurie （1916）、纽约Dove （1969）、新加坡Graham Brash （1987）等出版社数次再版。

美国的Heian International Inc．也分别于1989年和1994年选取其中的部分译文出版了Strange Tales from Ancient China 和More Strange Tales fromChina 两个译本。

［2］该译本出版后“被转译成好几个国家的文字，在西方代表蒲松龄达一个世纪之久”。

［3］从学术的层面看，译本一出，就有许多学者致函翟理斯，希望将他的译本转译为其它欧洲文字。

欧洲大陆及英国当地媒体也对此译本褒奖有加。

甚至最为乖张偏颇的辜鸿铭先生也称，“和早期的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也具有令人羡慕的优势，他的文风清晰、鲜活、美妙。

他的笔端所触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既清晰又明了……翟理斯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翻译之典范”。

［4］117时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惠敏）的来信曾专门致函在厦门任职的翟理斯，对其大加赞赏：“……先生不遗余力，传播中国文学之精神，可钦可佩。

……先生译笔之优美，概无出其右者，可喜可贺！先生非但忠实于原文，而且保留了原作之精神。

……然先生之译诗典雅忠实，莫不让人肃然起敬。

吾国学人对先生心存感激，汉籍丰姿惟借先生优稚译笔，方得以展现在贵国读者眼前……先生之翻译不仅于吾国人，亦于英国人亦有益，文学乃增进各国理解的最佳途径……”［5］26波乃耶（J．Dyer Ball ，1847－1919）在《中国评论》上撰文评价翟理斯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时就指出：“英译汉籍不胜枚举。

但是，这些翻译往往流于沉重、乏味、呆板，这无疑加深了英文读者对中文典籍的偏见。

英文读者只是偶尔涉猎汉籍，而汉籍，在他们看来，无异于一片荒野、一片沙漠。

……但是翟理斯博士在这片昔日的荒野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花园，在这片貌似贫瘠沙漠里找到了一片绿州……仰仗其对原文的深刻理解，翟理斯的译文使汉籍‘英语化’（Englishes ）了，粗俗的译法被荡涤一尽……取而代之的是美和内涵。

枯燥、毫无生气的语言外壳留给了原文，优雅、鲜活、生机盎然的一切留给了译文……在这些译文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陌生的、古里古怪的、身着西服的中国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这位天才译者用一支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笔所展现出·221·来的来自天国的精神和生命。

中国文学之精神经过他的提炼，以欧洲语言的‘肉身’展现在我们面前，其语言丝丝入扣、优雅大方。

”［6］208除了对译者的文笔的赞美之外，这几位学者的称赞都提到了一点：易为读者接受。

辜鸿铭认为翟里斯的译本“他的笔端所触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既清晰又明了”，［4］117曾纪泽赞道“汉籍丰姿惟借先生优稚译笔，方得以展现在贵国读者眼前……”［5］26波乃耶更是认为翟里斯把“沉重、乏味、呆板”［6］208的英译汉籍旧印象改变成了“花园”［6］208、“绿洲”［6］208，“在这些译文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陌生的、古里古怪的、身着西服的中国人”。

［6］208曾纪泽还提到翟里斯译本“先生非但忠实于原文，而且保留了原作之精神。

……然先生之译诗典雅忠实”［5］26，并认为能加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

能让当时对中国不甚了解的英国读者正面而正确地了解一个陌生遥远的中国，翟里斯译本中添加的大量注释实在是功不可没。

从译本的被接受，可以看出对于大量的注释，读者和学者均默许或接受，至少不反对这种大量加注翻译的方式。

二、翟里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大量的注释该译本共译有164篇故事，除了篇幅短小的5篇故事之外，其它159篇都有注释。

翟里斯在注释上所费的笔墨颇为可观，注释的内容包罗万象，有些注释中甚至会加上翟里斯自己的相关个人经历和理解：从字数上来看，最长的注释是在“Planchette”（《何仙》）里对于乩占的注释，多达415个单词，两三百单词的注释非常常见，除了极个别之外，注释中短的也至少有几十个单词；从数量上来看，注释最多的一篇是“The Lo-ch’a Country and the Sea-market”（《罗刹海市》），有多达17个注释，有十个以上注释的故事也相当地常见。

从注释的内容上，亦颇广博，根据孙轶旻所著的《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的注释与译本的接受》，这些注释总共包括七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的时令和节日，二是关于器物和用度，三是对历史人物的解释，四是关于制度和礼仪，五是关于风俗习惯，六是关于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七是关于社会生活。

［7］230－231孙轶旻还在该文的注释42中说明：“事实上，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在西方被当作民间故事或民俗研究的材料来看待，在1975年的时候，甚至被西方学者列入了《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书目》（A Bibliography of Writings Contributory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Folk Religion），这也许与翟理斯注释之详尽有一定关系。

”［7］237翟里斯译本中的注释内容字数之多，内容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翻译现象不能算是罕见，对于译文中的注释，翟理斯自己在译本的序中做出了如此解释：“……给出详尽的翻译，并附上一些必要的注释，使非汉文系学生可以理解。

”［1］xxii尽管翟里斯的译本中，注释和译文相得益彰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翻译的角度，仅仅看翟里斯作为译者，任意地在译文中大量地加注，以致注释在字数上几乎可以和译文相媲美这一翻译现象，就颇值得研究，而且读者和学者也没有反对甚至是赞成这种大量加注的翻译方法，这说明这种翻译方式是被译入语文化所接受的，也许是受到鼓励的。

本文主要从后殖民的角度，结合翟里斯翻译《聊斋志异》的时代背景，浅析这一翻译现象。

三、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对此翻译现象的解释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学者罗宾逊（D．Robinson）于1997年在曼彻斯特圣·杰罗姆出版社出版了《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在此书中他首先提出后殖民翻译的相关概念。

他在此书中讨论了帝国的文化霸权和殖民地国家文化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地位。

“当被统治的文化的文本被帝国文化翻译时，这些文本惯常被视作（a）神秘的，奇异的异域文化，于是（b）只能被少数专家理解，只有他们才对此感兴趣，他们的译本会（c）文字上直译而不作变通，令人生厌地难懂，读起来十分痛苦，或是（d）带有评论工具（简介和注释），将这种学术的或专业的解释强加给读者。

Jaquemond指出早期的东方学家把这种大量加注的翻译方法用作一种训练……当非专业的读者遇到此类翻译，他们为译文之难度及怪异而不喜；相反，他们习惯于相信东方学家的注引和评论；‘复杂的东方’的印象，一个完全不同而疏远的它者印象，就不禁被这样加重，与此同时，东方学家们就成了原文和译文之间唯一权威的沟通桥梁。

”［8］除却作为专业上的训练之用，这种大量加注的翻译方式当然也是时代的产物。

清末中英关系逆转，列强之一的英国此时在政治关系上占据上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开放港口，被迫大开国门；甚至，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变，文化文学上，中国文学的话语权也受到强烈冲击，而且两国的这种权力不对等越来越加剧。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英文学之间的文化地位也并不是简单地一方臣服于另一方。

1589年出版的《英国诗歌艺术》（The Art of English Poesie）英国人首次提到中国文学，其作者英国学者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1529－1591）在书中转述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的中国诗歌：“他们完全生活在极聪明的创造之中，他们运用诗歌，但不像我们那样，冗长而沉闷地描写，因此他们要表达奇思妙想，就用简洁的韵脚，写成菱形诗或方块诗，或其他类似的图形。

”［9］11－12提到中文诗歌，英国学者一派赞扬。

1614年，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瓦尔特·拉雷（Sir Walter Raleigh）在《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321·World）中赞扬中国文明：“关于世界的一切知识最早都是来自东方，世界的东部是最早有文明的。

……所有其他民族同他们相比都不过是野蛮人。

”［9］20后世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游记对富庶中国的描述，和中国文明的赞扬，吸引了欧洲人对中国和中国文明的向往。

1657年，威廉·坦普尔发表《论英雄的美德》（Of Hero Virtue）用了20多页介绍中国文明的诸方面内容，十分推崇孔子的学说，认为“中华帝国看来是以最大的力量和智慧，以理性和周密的设计建立并进行至离德，实际上它胜过其他国家人民和欧洲人以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智慧所想象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