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第一次国共合作

浅析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首先，国共合作是“适乎世纪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

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由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强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加上又未充分发动工农群众且无强大的武力做后盾，辛亥革命终是不彻底的。后来袁世凯废弃共和实行帝制，继之是直、奉、皖各派军阀“穷兵黩武，连年内战”，全国到处是“军阀横行，政客流毒”致使“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土崩瓦解之势以兆，贫困剥削之病日深。”纵然孙中山发动讨袁、护国、护法运动也因其势单力薄又为争取同盟者而以失败告终。而共产党走的另一条道路：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1922年1月开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延续13个月，大小罢工180多次，参加人数达30万以上。虽然中国工人运动高潮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但“二·七”斗争的失败也给中共以教训：面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单靠工人阶级自己，革命难以胜利，必须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与此同时，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均遭失败加上陈炯明的叛变更使孙中山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在绝境中终于认识到依靠军阀打军阀不是胜利之道，唯一的出路在于“唤起民众”，实行国民革命。因此两党都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接近渴求。

当时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反动军阀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是中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因此，国共合作是必要的，是“适乎世界潮流的”。

两党合作后的功绩又是举世瞩目的，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成就。1924—1927年两党的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①具体表现在革命军北伐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不到一年时间就打下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等省，打跨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控制了长江流域，占领半个中国，基本完成了孙中山的夙愿。

两党合作又是一个“双赢”的抉择。国民党由于注入了新鲜血液开始复苏，经过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国民党的各级组织逐步建立和健全，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国民党以有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外，以在全国建立起党的组织。由此为国民党解决了社会动员力问题，这为国民党的壮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国民党获得新生的同时，共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合作前，共产党是一个处在秘密状态的小党，“一大”时党员有53人，“二大”时195人，“三大”时400余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转引自陈廉《第一次国共合作史》

人，在社会上还未形成强大的势力。两党合作后共产党利用国民党这面旗帜在群众中的广泛影响来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实践证明，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达1万人，到1927年5月党五大时达5.8万人，比合作前的“三大”时增加了100多倍。由此可以看出，国共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巨大好处的，是“合乎人群需要的”。

国共合作有其必要性、正确性，但同时又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几乎都与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我看书时一直有一种感觉：国共两党特别是共产党这一方根本就无“婚姻自由”可言，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这位“老爹”。早在1921年7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中明确规定：“整个党受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是各党所必须执行的，当然也是每个党员所必须执行的。”②由此确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绝对领导。敏感的人应该能嗅出这种家长专制作风就已抹杀了中共的独立性，遥控指挥很可能脱离中国实际，事实证明也的确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些缺陷：

（一）合作前

虽然国共两党都有接近的渴求，但因两党之间阶级鸿沟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国民党是共产党革命和专政的对象）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感存在着差距，两党自身是很难走在一起的。这时共产国际则来了个喧宾夺主，他认为“共产党不同国民党联合起来，连进行宣传工作的前景都将是暗淡的。”③陈独秀则告诉共产国际“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很难合作，更何况是共产国际提出的“党内合作”。不过共产国际倒有办法，它先指导孙中山修改了“三民主义”使其能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之后又利用党纪几乎是逼着共产党答应实行“党内合作”。

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催化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且有其必要性，陈独秀总结了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其重要原因就是民主革命势力未能集中，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革命运动。”④李大钊也认为“以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是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力量还不大的情况下的唯一办法。”⑤可见共产国际主张国共合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在合作原则上却出现了问题，早在1921年11月“远东民族大会”上共产国际强调了共产党人应支持和援助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但原则是要“独立前进”，要在“民族革命中作领袖，当栋梁”。⑥如今为了尽快的把共产党这个“女儿”嫁出去，不惜放弃了领导权。在国民政府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无一名共产党人，相反，带头反对国共合作的邓泽如和稳健派人士张继却位列其间，如此的安排可谓颇具匠心。我并不否认“党内合作”在开始时的必要性，那也是势力的特权。我只是感到不该忽视了阶级的冲突性，鲍罗廷能看到了国民党内

②转引自陈廉：《第一次国共合作史》。

③李新：《国民革命的兴起》。

④同②注。

⑤同②注。

⑥黄修荣：《国民革命史》。

部左派和右派的分离性也应看到阶级的冲突性，但又为何奢望国民党成为革命运动的代表？而李大钊也喊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华”的口号。从此，共产党开始了自己没有领导权却忙于巩固和扩大国民党领导权的奔波。

（二）合作中

国共合作后的突出功绩在于北伐的节节胜利，但就因为此国共分裂迹象愈加明显，换句话说，国民党反共迹象愈加明显。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山不容二虎”，随着北伐的进行，两党的势力都迅速增长，尤以国民党为最。共产党帮助它解决社会动员力问题，助它取得全国政权的目的基本达到，共产党的存在只能成为其政权的障碍。因此，反共是必然的，但共产国际却忽视了这一点。“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员主张反击，毛泽东认为“我们不仅不因当容忍3月20日事件，而且因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件。”⑦但在广州考察的苏俄代表团却把这次事件归为“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⑧，维金斯基也认为此事爆发的原因“是共产党人开始占据了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只能就范。紧接着“整理党务案”又来了，蒋介石取得了党、政、军大权，而鲍罗廷却指示“中共应接受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局面，承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整理党务案》。”⑩于是中共又一次妥协，由此引发的后果是严重的，正如蒋介石所说：“是本党和共党消长的分水岭。”11如此明显的分裂行为竟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所忽视，甚至还认为：中共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与左派密切合作。仍对左派寄予莫大的期望，可是却忽略了左派总是国民党的左派，更何况它也没实权。至于共产党人提出的自建武装力量更是被否定。在革命的危机关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军事意愿仍压制与轻视态度。“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曾计划去湖南发动暴动，但鲍罗廷知道后大为生气，生怕统一战线破裂，责骂中共中央“荒唐、幼稚、发狂”12，而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又是一纸空文。被嫁出去的“女儿”受尽家庭暴力却又得不到援助，这样的家是长不了的。至此，国共合作的失败再也无可挽回。

我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共产国际力主中共妥协而不许其反抗、脱离国民党呢？我思考了一下，可能原因有三个：

1．共产国际急于推动东方落后国家革命的发展，也急需在东方找到盟友，打破其孤立的局面。当他们看到国共合作后北伐的辉煌成就肯定欣喜不已甚至得意忘形，斯大林曾说：“蒋介石可能并不通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13可他怎没想到军队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军权掌握在谁手里。既然国民党被培养成一个组织严密又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的党，苏联当然不想放弃它，甚至是牺牲点

⑦唐培吉：《两次国共合作史》。

⑧亚伊切列若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⑨《魏金斯基在中国有关资料》。

⑩彭述之：《托洛茨基论中国》。

11转引自陈任远：《浅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和莫斯科关系的主客错位》。

12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13转引自《国民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