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对唐代诗词的深远影响

佛教思想对唐代诗词的深远影响

唐代的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瑰宝，其内容的丰富、形式绚丽可谓空前绝后。而这一时期宗教也极其盛行，主要以佛教、道教、儒家思想为主。唐代诗人在人格品质、精神状态上程度不同的受到宗教的影响，因而在他们的诗歌中体现的宗教哲学精神内在化、心灵化程度也就有了差别，并影响到了具体诗歌创作的优劣。他们往往可以自由的从自己的性格、气质、爱好，甚至于实际需要出发去选择某种宗教哲学观念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价值支撑，通过他们的诗篇作为其思想价值观念的体现。他们当中有的潜心于儒，有的游心于道，有的息心于佛，同时也有儒、释、道三家兼收并蓄。而主要影响唐代诗词却以佛教为主，主要是与当时佛理的盛行有关。这种繁盛之极的佛教理念使得当时诗歌弥漫着佛学气息。虽然对儒、释、道三家同样表现出兼收并蓄的开阔胸怀。但对佛教的景仰崇敬之情甚至超过了儒、道两家。下面我们来列举几位唐代诗人的代表来概述他们的宗教理念。

唐代名儒世家出身的诗人王勃，他不仅继承了传统家学的馈赠即儒家思想，而且从自身的兴趣、爱好、气质出发又把道教和佛教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游山庙记》中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 从中体现了王勃通过游历道庙仙府，且与道士隐者充分交流，来获取道教思想。这里就不难看出他浓重的道教思源。而对于佛教，王勃则表现的更为执着，以至于有归一佛教的愿望：“我今回向菩提，一心归命圆寂。”

又如具有深厚佛学素养的“诗佛”王维，他被推崇为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而取号为“摩诘”。他深受禅宗的思想影响，所以创作的诗歌作品是直达佛教禅理。如《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了观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计苟不生，是身孰休咎?色声何谓客，阴界复谁守? 徒言莲花目，岂恶杨枝肘。既饱香积饭。不醉声闻酒。有无断常见，生灭幻梦受。既病即实相，趋空定狂走。”此诗充斥着佛学概念、词语，表现了他对佛学的浓厚兴趣。王维的另一首《送别》诗中“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除了表现了诗人对现实不满，从中我们还不难看出他向往隐逸佛家的生活，似有看空一切和超然出世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宽以代人、容于世俗的超凡境界。

《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句颇有禅意，他并不因至“水穷处”就兴阑而返，而是“坐看云起”。体现出其任缘随意、平静安闲的心态，以及自然恬淡、闲适悠然，如闲云野鹤般随缘适意的行程。

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寂静，偶闻人语，空山传响，静中有动，空山人语更显空山之寂；而幽静的深林里，偶然照到青苔上的一缕斜阳则更显动中之静谧。充斥“静”的佛教理念。《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寂静的坞中花开花落的悠然，静中有花开花落的生命的涌动，但又透出了一点冷寂与孤独。似有“禅”的思想。《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阒无人迹的山涧中，花开花落、无声无息，只有被月色惊扰了的山鸟鸣叫的声音，稍稍打破了宁静的春夜、沉寂的山涧，而“花落”、月出”、“鸟鸣”的轻动微响则更深地体现出了山林的幽静。体现了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作为深受中国佛教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唐代诗人王维，他主要是禅宗方面的影响。禅是中国人接触大乘佛教教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一种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 。以禅入诗，以诗说禅，以禅论诗，诗禅结

合，就是在诗中表达禅理、禅趣、禅境、表达禅定时体验到的那种轻安宁静、闲适自然的情趣，体现禅宗追求“净心”“任性”“无念”的宗旨。意即所谓“幽深清远，自有林下一种风流”

“诗仙”李白是尊儒崇道的典范，而他的诗词中也常充有佛教理念。如《庐山东林寺夜怀》：“我寻青莲宇，独往谢城阙。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旷劫断出没。” 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些诗或大量引入禅语，或以境说佛理，在格律声韵、遣词造句上，用比单纯的描述更胜一筹的方式来阐发其对佛教教义的理解。

唐代另一位诗人柳宗元在其《渔翁》一诗中的：“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也颇富禅意。他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空寂寥廓、寒江凝雪，惟有孤舟独钓，这在一片静谧中体现出了孤舟渔翁的孤独、寒寂。此诗被认为有“人境俱夺”之佳境。佛教在中国本土的传播中，逐渐从诵经苦修中走出来，提出“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

在佛教禅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影响下，唐诗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旨在言志言情的诗词其魅力在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妙境中。这种若有若无、言浅意浓的韵味，关键在于体味和悟，它与禅宗直指内心、不可言传的“悟”相通。因此，诗禅相通，诗为禅添文采，而禅为诗增境界，即“诗为禅客添花锦，禅为诗家切玉刀” 。

这类充满佛理的诗歌主要是对佛教和佛教徒的咏颂，或是对佛教禅理的直接传达。佛典“十二分教”中有两部分韵文，即“祗夜”和“伽陀”。“祗夜”又称“重颂”、“应颂”，是以韵散结合的方式直接叙述佛教教义的；“伽陀”又称“讽颂”或“孤起”，是以带韵的短文来宣讲佛理的。用诗歌来歌颂礼佛是古印度的传统。此二者在汉语中译为“偈”、“颂”或“偈颂”，多为佛经中的赞颂词。佛教传入中国后,翻译时为便于诵读和理解，将它们按照中国诗歌的传统形式。主要形式是五言，也有四言、六言、七言翻译出来。但作为传道布教的工具，语言必然要求通俗易懂，受佛典内容与形式的限制，在翻译时做到字数整齐一致，就不能讲求严格的节奏、韵律，因此这些偈颂就成为类似于接近口语的通俗诗。这种通俗诗体影响了唐代的诗风，即中唐时通俗诗风“元和体”的流行。文人的情感、体验不仅具有了往昔不可比拟的充沛活力，而且在更高精神理想的投射下发生了质的转化与提升，从而更富有人性的光辉，也更具有文化的色彩。心灵世界的更新，为艺术在初唐获得全面发展奠定了健康的精神内蕴，说到底，“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 唐诗歌不仅一改往常的柔糜气息，变得骨气端翔、音情顿挫，而且还走出宫廷台阁，表现出广阔的宇宙意识和弘深的历史意识，这些新变都为盛唐气象的到来做了良好扎实的铺垫。而且在宗教哲学观念的选择上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自由。这种自觉自愿的能动选择，激活了文人心灵深处的情感，引发了他们丰富生存状态的渴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窥得佛教影响唐代诗人意识的嬗变之迹，以及此种影响在唐代诗歌理论与创作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联系王维、李白、王勃、柳宗元等人以寻觅中国古诗词中宗教色彩的历史渊源，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多文化的形成过程，从而体现了本民族文化通过外来文化影响，建立了丰富的中国思想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