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法律思想

孟子的法律思想

众所周知，孟子上承孔子之术，是儒家人物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主要代表，并被宋明理学家奉为“亚圣”。孟子是孔子学术的忠实继承者，其在儒学上的成就也为后人仰止，“孔孟之道”也被后世看做是儒家的正宗之道。

今天，我也试着来学习和分析一下孟子法律思想。

首先，还是简单地介绍孟子。孟子名轲，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约30岁时，收徒讲学。学生先后共有数百人。中年以后，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晚年回到故乡，著书立说，编定《孟子》七篇。

孟子的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举民主政治，倡开明贵族政体

在君与民的关系问题上，孟子宣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在这里，他排出了这样的顺序：丘民--天子--诸侯--大夫。把丘民从大夫之后放到天子之前，这不能不说是个创举。他还提出：“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孟子·尽心下》）. 按此推论，那么，“天子危天下，则变置”是理所当然的。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应该是他最为众人熟悉的法律思想，这是对原始民主之风的总结，也是他的开明贵族政体主张的理论基石。孟子集中宣传原始民主之风，并与当时政治相联系，批评集权专制。而借推崇原始民主为其政治主张服务，这是孟子思想的一大特点。

二、“以德服人”、“制民之产”的“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仁政”学说。

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是“重民”思想，这同他的“民贵君轻”论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一名深刻的思想家，他较为冷静地看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民心向背对统治的决定性作用。孟子认为，当时的战国是“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国君为了自己的安乐而压迫百姓，给人民带来深深的苦难。他批判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反对“以力服人”，主张“以德服人”: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上》）

三、“人性善”与“谨庠序之教”

孟子非常重视道德伦理的价值。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孟子·离娄上》）。可见，是否明于人伦，不仅是区别人与禽兽，而且还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他认为，士君子“有恒心”，即具有牢固的道德伦理观念，而小人则“无恒产则无恒心”，故试图“制民之产”来使小人获得“恒心”。孟子的“制民之产”就在于为统治者推行教化创造条件。以下着重介绍孟子的“性善论”。

（一）性善论

孟子不仅通过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来为推行教化创造前提，而且还从人性论的角度论证教化的可能性。与当时的法家和后来的荀子不同，他高举“人性善”的旗帜来劝说当时的统治者致力于教化。

孟子认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人人皆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素质。《孟子·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孟子·告子上》批评了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后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按照孟子的理论，人人都天生俱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萌芽，但有人注意自我修养而发扬它，便成为君子。有人放松思想改造而丢弃它，便成为小人。《孟子·告子上》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还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二)“谨庠序之教”

孟子还从人的同一性即共同性来论证教化的可能性。他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教化的方法是推行民间教育，并明确提出要对劳动人民进行教育，这样的思想在当时是很具有前卫性和开创性的。教化的核心内容是“孝悌”。正因为重视孝道，所以当法律与孝道矛盾时，孟子主张牺牲法律来维护孝道。有一次，弟子问孟子：如果舜的父亲杀人而被法官捉住，舜应当怎么办?孟子说：“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尽心上》）

四、“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思想

在“法”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孟子和孔子一样，都强调“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因此，他主张选拔贤者：“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贤人政治”论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贵族政体的根基，淡化了宗法血缘纽带，与战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官僚政体有某些暗通之处。但是，他的“贤人政治”论有两大特征：一是渴望“圣贤”，“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从而陷入英雄史观；二是强调“仁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从而又坚持贵族政体。这就使他的“贤人政治”和法家的“以法治国”基本上仍是对立的。

总之，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法律思想，成为战国时期孔子思想的忠实保卫者。孟子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其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