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比较

《史记》与《汉书》中的韩信传记之比较

丛昊学

西汉开国功臣韩信传奇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韩信在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两部史书——《史记》与《汉书》中均有传记。

为什么韩信的传记能够出现两次？这主要取决于两部史书记载的时间范畴。《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传说以来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而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则记述了上启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的共230年的历史。这就使得这两部史书在时间上存在着229年的重合部分。而在公元前196年，吕后与萧何将韩信骗入长乐宫钟室处死，这说明韩信正好生活在这重合的时间范围之内。

这两个传记文本有哪些不同？先要说明的是，《汉书》中的前一半与《史记》重合，班固基本上都是照录《史记》，《汉书》中的《韩信传》大多数的文字是对《史记》的《淮阴侯列传》的抄录与翻译。当然，细细比较后，也会发现一些不同之处。《韩信传》在开篇部分与描写韩信攻打魏的部分，两个传记略有不同，但都是换位和简单地增减。第三处的不同，也是最为明显和关键的部分，就是《韩信传》删去了蒯通的大量对话。在《韩信传》中，只有一句；“信欲止，蒯通说信令击齐。”而在《淮阴侯列传》中，则进行了详细的利弊分析。与韩信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对话是劝说韩信自立为王，与项、刘二人三分天下。《韩信传》中，只是概括地讲了一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权在于信，深说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而在《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所记述的蒯通的进言过程生动而且深刻，可谓字字珠玑。

那么，为什么会删掉了大段的关于蒯通的言论呢？原因是两个传记体现出两位史家乃至不同时代的思想变化。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自己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这样的治史方式，正是深受时代和自身经历的影响的结果。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汉武帝是西汉王朝第一位提出儒家独尊的皇帝，这就使得司马迁的思想除了受儒家的影响外，还有其他的思想精髓。因此，他在书写韩信传记时，可以将蒯通的充斥着法家色彩话记录下来。相反地，班固则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深受儒家正统教育，忠义思想深深影响着班固。他在《汉书》中就突出了皇朝史的地位，并积极维护封建秩序，体现了浓重的正统思想。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韩信传》中班固删减了蒯通劝说韩信独立为王的话就不难理解了。此外，司马迁坎坷的人生经历也使得他对韩信这样的悲剧英雄产生极大的同情。在《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以英雄惺惺相惜的笔触记录了韩信的一生。太史公在最后发表自己看法时，一方面写出了对韩信英雄气概、军事才能的肯定与赞许，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韩信最终悲惨结局的惋惜之情。但是在《汉书》中，无论是韩信“有血有肉”的人物特点，还是其卓越的才能、不忍背叛的思想，甚至是在楚汉之争中的重要地位都没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品读韩信在《史记》、《汉书》中的两篇列传，虽然内容大体相同，但是还是能够看出司马迁与班固写史的不同特点。总而言之，二者皆有所长。《史记》更具史学人性化的

思想光芒，《汉书》则偏重对国家大计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