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在汉代盛行的原因分析

赋在汉代盛行的原因分析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

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仿《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普涨恣肆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的文体。

汉赋有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分，分别代表汉赋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形式。

形成期（汉初）——骚体赋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上承楚辞，下启西汉中期的新体大赋。

兴盛期（汉武帝~东汉中叶）——新体大赋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班固、张衡枚乘——《七发》，标志着新体大赋的正式形成。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代表新体大赋的最高成就。

衰落期——抒情小赋西汉：对于汉代文学的发展，汉初诸侯王比最高统治者具有更直接、更重要、更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文、景时代，皇帝整天忙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无暇顾及文学，而当时的各路诸侯多有富甲一方、实力雄厚者，在既不能开拓疆土，又不甘寂寞无为的情况下，于是聚栏宾客，大兴养士之风。

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这些宾客除在特定的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

各路诸侯也对此大加倡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赋的发展。

《七发》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一是对先秦文学的借鉴。

（不但内容，手法上也极其相似；汉赋是在综合前代诸多文学样式融合而成，也说明了汉赋在继承中有创新，有不同于前代文学的取向和生命活力。

）二是逐步盘升手法的运用。

（赋中讽喻意图的表达是通过重重超越和逐步盘升来实现的。

）三是移步换形个夸张手法的运用。

（赋写七事，一事一转，如行山间，人移景变，给人耳目新生之感，俨然是后世山水的笔法精神。

）四是《七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首先它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其次，枚乘个他的《七发》标志着以地方诸侯为中心的汉赋创作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上网创作时代的到来。

）汉武帝即位后，汉王朝在各个方面均逐步步入极盛，不但实现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天下一统，而且也掀起了汉代文学发展的新篇章。

由于武帝对文学的爱好和对文人的亲近，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蔚然成观的文学群体，也正是从武帝时起，汉代文学活动的中心有地方转移到了中央。

其后历宣、成各世，或仿汉武故事，或大力倡导词赋创作，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造就了一代文人。

从扬雄前期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的政治热情很饱满，关心朝廷大事，对君主期望很高，作品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到了后期，引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清贫，热情冷却，心态也转向虚静平和，所以多做关注自身、反思人生为主，但对现实的暴露与批判也更为深刻。

东汉：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与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安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

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出宫廷苑囿，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

于是，各个时期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直接或间接诱因。

与题材方面的变价相适应的，还有创作宗旨的变化。

在司马相如时代，赋的讽喻效果同赋家的主观愿望之间就存在着差距，以至于后来因为扬雄的批评。

到了东汉，讽喻不仅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招来灾难，这就迫使辞赋家们考虑如何看待和处理赋的社会功用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党锢”等高压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压抑。

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自己的不平。

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世风的变化不仅导致赋的创作在题材选择和宗旨的设定方面出现新的取向，在赋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也与以前有了较大的差异。

昔日以汪洋肆虐为主调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逐渐被深邃冷峻。

平正典雅的风格所扬弃；散句单行的语言，演变为骈俪对偶的句式。

赋的风貌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1、汉代经济的发展，为赋体文学的兴盛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便采取了横征暴敛的政策，“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再经过秦末亡秦起义和五年楚汉之争的兵燹之灾，到汉高祖刘邦定天下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鉴于亡秦的教训，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标榜无为而治，采取与民休息政策，使经济得以发展。

到汉武帝时，“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巨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

经济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上引文可以看到，村长乡长乃至下层官吏都可以“食粱肉”，从容长养子孙，子孙的受教育自然不成问题。

受教育的士子众多为文坛提供了强大的后备队。

同时，由于物质条件丰富，游学为文自无衣食之忧，而对于文学消费者，一篇好文章出来，既使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也不影响抢购纸张传抄作品。

赋体文学不是打油诗，是要有良好的教育基础作后盾的。

汉代恰恰为士子们从事大规模文学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2、汉代至武帝之前的政治稳定，为汉赋创作出现高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史称：汉初至武帝即位七十年间国家无事，即没有大范围的兵燹水旱等天灾人祸，社会环境比较安定。

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士子受教育、文人搞创作提供了有利保障，即使武帝即位后发动开边战争，最初也没有破坏“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社会储备，反而鼓舞了文人们的大一统气概。

这史无空前的太平盛景和充满豪情的大一统气概，在赋体文学的高峰期充溢在散体大赋里。

3、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宫庭园林的兴建，开阔了汉人的眼界，为赋体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

汉代开通河西走廊，扩大了对外交往，通商范围远达塔什干、布哈尔、撒马尔罕、阿富汗、波斯、印度乃至罗马，而据《西京杂记》和《朝鲜考古图录》记载，汉朝和日本、朝鲜也有通商关系。

汉赋中罗列的珍禽异兽、奇珍怪物，大都是人们在当时见所未见的，便赖于对外交往的扩大。

如前述，武帝即位时国库丰实，财力充足，所建造的甘泉宫、建章宫、上林苑、通天台、飞帘阁等，使得乃祖刘邦都嫌奢侈的长乐宫、未央宫相形见绌。

这些富丽堂皇、豪华宏大的宫廷，和“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

终始灞、浐，出入泾渭，丰、镐、潦、潏，纡余委蛇”(《上林赋》)，遍养珍禽异兽的皇帝苑林，共同构成了炎汉一朝的宏丽风景线，两汉文人眼界大开，自然丰富了赋体文学的题材。

4、西汉初年倡导的、以清静无为简朴素淡为体的黄老之风，在汉武帝即位之后逐渐告退，为“铺采摛文”的汉大赋提供了发展空间；而统治阶级的提倡，又为赋体文学的兴盛准备了巨大的市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很快被奉为经典，文人士子以儒学讨出身，开门授徒的硕儒便在故纸堆中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日益繁缛，经书一字，注解或至万言，这无疑助长了文人铺采摛文、构制鸿篇巨制的风气。

比如写“郑女曼姬”，无非是体态婀娜、衣饰华美、飘然若仙，在《子虚赋》中就被司马相如写成这种样子：于是郑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豀谷。

衯衯裶裶，扬袘戌削，蜚襳垂髾。

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

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这还是静态观察，下面还有在蕙圃中追逐游戏、在清池中游泳，更是极尽铺张之能事。

5、汉朝廷统治者的提倡，也对汉赋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仅西汉武帝之前，见于史书的喜好文学帝、王，著名的就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等。

他们招贤纳士，延揽文人，给他们创造闲适的环境，使得他们朝夕论思、时时间作、日月献纳赋体作品。

当时著名的文人枚乘、邹阳、严忌、淮南小山等，都是这些诸侯王的座上宾；特别是大文豪主父偃，遍游齐、燕、赵、中山等诸侯国，皆被奉为贵宾。

汉武帝刘彻本身就是个擅长文学的大才子。

据说武帝每逢宴会，必要论及赋体文学的创作。

有汉一代，史书上明确记载以赋得官的，起码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王褒、张子侨、扬雄(以上西汉)；崔篆、李尤(东汉)等。

统治阶级的提倡，无疑刺激了文人作赋的积极性。

如“陈阿娇《长门赋》”的故事。

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初年，流行于世的汉赋作品已达九百余篇，知名作者有六十多人(据《汉书?艺文志》)。

就这样，在充足的物质条件、安定的社会环境滋养下，在大汉帝国对外开放商路、对内大兴土木改变都市面貌的全新文化氛围中，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大力提倡和社会时尚的刺激，汉代眼界大开并且“有闲”的文人们，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创造出了赋体文学的辉煌、形成了赋体文学创作的高峰，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大赋巨史的时代。

首先,汉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大一统局面,局势稳定,养民生息,很多文人不用过着以前局势紧张而流离失所的窘境,有更大的精力可以投入到汉赋的创作和发展上,可谓为汉赋注入了新鲜活力其次,汉武帝接受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在学术上"独尊儒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孔孟之道列为社会的正统地位,这样为汉赋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很好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政策再次,汉人们由于崇尚学术,经常在一起聚会探讨文学创作,还有许多私人学院也开设相关的文学理论,在这种大环境下加速了汉赋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一些汉赋学者的带动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象司马相如的<京都赋>和张衡的<东都赋>和<西都赋>等汉赋作品的大量出现很好的带动了汉赋的发展因此上述综合原因使得汉大赋在汉代风行西汉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声势大张。

不但是楚地的歌谣，由屈原、宋玉等文人创制的楚辞，也获得了新的地位。

它先是在南方诸侯王的爱好和提倡下复兴起来，并通过南方文人之手，逐渐北移，流传和影响到全国范围。

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从事着新的创作。

这里既有模拟楚辞传统风格和体式的，也有从楚辞中脱胎而出成长起来的新文体。

对于楚辞和汉代新兴的辞赋，当时人都通称为“赋”或“辞赋”，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别。

但这两者终究有性质上的不同，所以后人还是注意到必要的分辨。

从根本上说，楚辞（或称“骚体”）虽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旧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

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

这种辞赋，成为汉代文学（尤其是文人文学）的正宗和主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