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_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_叶婷

心理学探新2012，Vol．32，No．1，61－66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叶婷1，2，吴慧婷3（1．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州510631；2．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518060；3．广州市技师学院心理咨询中心，广州510410）摘要：该研究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调查表、焦虑抑郁量表、学业成就问卷和感恩问卷对1518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了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感恩在其中的补偿和调节效应。

结果发现：1）低家庭SES与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化问题行为（以焦虑抑郁为指标）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2）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各指标关系间的补偿效应均显著；3）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各指标关系间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这表明低家庭SES对青少年发展具有跨领域的不利影响，而感恩在其中具有显著“滞后的”补偿作用，但“同步的”风险缓冲作用有限。

关键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社会适应；感恩中图分类号：B8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84（2012）01－0061－061引言社会经济地位的过大差异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

在青少年发展研究中，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个体人格特质、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

研究表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严重妨碍青少年发展（Huston＆Bent-ley，2010；Matthews＆Gallo，2011）。

当前，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转型，我国贫富差异逐渐扩大，贫困和低收人口具有相当数量。

因此，避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导致发展不利，发展不利又导致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恶性循环，促进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章正是缘于此，考察了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我国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一般而言，指根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有价值资源（如教育、财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的层级排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Matthews＆Gallo，2011；张卫，李董平，谢志杰，2007）。

目前，SES往往从受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和职业等级三个方面进行测量，但由于地域差异，收入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购买力和生活标准，因而，有研究者建议采用直接测量家庭经济困难替代收入评定（Matthews＆Gallo，2011；Wadsworth＆Compas，2002）。

此外，职业等级评价存在诸多缺陷，它不能用于测量无工作的人，且等级划分过于主观，当前分类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同时，职业等级的划分也主要是依据职业所需要的教育程度、收入的高低等，因而研究者建议仅采用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两个指标也能较好地反映社会经济地位（Matthews＆Gallo，2011）。

因此，研究采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困难测量家庭SES。

就社会适应而言，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达到人们期望的与其年龄和所处文化群体相适应的发展标准的程度（王建平，李董平，张卫，2010）。

积极青年发展理论指出，青少年社会适应不仅仅是指问题的减少，学业、社会能力等积极结果的发展也同样重要（Lerner，Phelps，For-man，＆Bowers，2009）。

因此，研究采用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和学业成就来考察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家庭投资理论和家庭压力理论阐释了家庭SES 与青少年发展的关系（Conger＆Donnellan，2007；Matthews＆Gallo，2011）。

家庭投资理论认为，高家庭SES的青少年拥有较多的发展资本，如财政资本，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时间、教养方式等社会资本等，从而促进了积极发展；而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发展资本较少，妨碍了其积极发展。

家庭压力理论认为，家庭经济压力会增加父母的心理压力，进而导致父母低温暖、严厉惩罚等不良教养行为，从而使得青少年发展不良。

两理论均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Matthews＆Gallo，2011；Yoder＆Hoyt，2005；张晓，陈会昌，张银娜，孙炳海，2009）。

因此，研究提出假设H1：低家庭SES与青少年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均发展不良，有些低家庭SES的青少年仍然发展良好，甚至比高家庭SES的青少年发展得更好，这可能是由于个体或环境某些保护因子的作用（Hus-ton＆Bentley，2010；Matthews＆Gallo，2011）。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个体积极特性对促进积极发展的作用备受关注，感恩就是其中重要一员（Bono＆Froh，2009）。

感恩是指个体用感激认知、情感和行为了解或回应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心理倾向（喻承甫，张卫，李董平，肖婕婷，2010）。

大量研究表明，特质/状态感恩均可促进个体压力应对、目标追求、心身健康等积极发展（Wood，Froh，＆Geraghty，2010）。

因此，感恩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低家庭SES 的青少年得以发展良好的重要保护因子。

然而，上述研究结论大多数是基于大学生等成人群体以及临床案例而得到的，有待在青少年中进行检验。

此外，当前有关感恩促进风险逆境下个体积极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很少，亟待充实。

明晰感恩起作用的具体机制是科学预防和有效干预的基础，因此，研究拟考察感恩促进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

感恩促进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两种模式：补偿效应模式和调节效应模式（Huston＆Bentley，2010；Matthews＆Gallo，2011）。

补偿效应模式认为在控制了低家庭SES 后，感恩对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感恩可有效抵消低家庭SES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不利影响（见图1）。

调节效应模式考察的是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方向（正或负）和强弱受调节变量的影响（见图2）；研究的被试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面临相对低家庭SES，感恩可能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起风险缓冲作用（Burton，Stice，＆Seeley，2004；Matthews＆Gallo，2011），即对较低感恩水平个体而言，低家庭SES会妨碍其社会适应，而对较高感恩水平个体而言，低家庭SES的不利影响倾向于没有或相对小的多；研究指出感恩可能是人类的重要韧性因子是该模式的依据（John-son，Gooding，Wood，＆Tarrier，2010）。

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应对假说、成就动机理论和道德情感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补偿效应和调节效应（喻承甫等，2010）。

拓展建构理论认为感恩是一种积极情绪，可启动和拓展认知，扩大注意范围，增强认知灵活性；同时，感恩也可建构人际支持等众多个体资源；因而，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和丰富的资源提升了青少年在低家庭SES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应对假说认为感恩个体在面临风险（如低家庭SES）时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应对评价，同时采用更多的积极应对策略，以及失败后更持久坚持和更少通过问题行为逃避等。

成就动机理论指出感恩有助于激发个体目标奋斗和追求，如学业成就动机，因而可促进学业成就的提升。

道德情感理论认为感恩是一种道德情感，可强有力地促进亲社会动机和行为，从而问题行为较少。

实证研究也表明，感恩与多种消极情绪、消极应对、风险行为等显著负相关，同时又与大量积极情绪、社会支持、亲社会动机和行为、积极应对、学业成就、幸福感等显著正相关（Wood et al．，2010）。

Johnson等人（2010）在分析自身研究和总结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感恩可能是人类的重要韧性因子，但有待实证研究证实。

因此，研究提出假设H2：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的补偿效应显著；假设H3：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的调节效应显著。

图1感恩的补偿效应模式图2感恩的调节效应模式综上所述，研究拟考察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感恩在其中的作用，以期为促进低家庭SES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提供实证性依据和支持。

2研究方法2．1研究对象被试为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和东莞市多所普通中学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四个年级的学生1518人。

其中，男生780人，女生726人，12人性别信息缺失；初一至高二各年级的人数分别为348、384、429、357人，平均年龄分别为12．78、13．88、16.04、16．93岁。

26心理学探新2012年2．2研究工具2．2．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测量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困难两个方面。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测量是在参考师宝国和申继亮（2007）研究基础上，采用两个项目分别测量父母各自的受教育程度，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研究生”、2表示“大学（专科或本科）”、3表示“高中或中专”、4表示“初中”、5表示“小学及以下”。

家庭经济困难测量采用王建平等人（2010）使用的家庭经济困难量表，共四个项目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进行测量，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计算四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家庭经济困难越大，本次测量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

根据师宝国和申继亮（2007）研究，计算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均分代表家庭SES，分数越高表示家庭SES越低。

2．2．2外化问题行为问卷采用Zhang等人基于以往外化问题行为量表和问卷并结合当前我国青少年实际编制的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问卷。

研究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喻承甫，张卫，曾毅茵，叶婷，李月明，王姝君，2011）。

该问卷共16个项目，如：“喝酒”、“打架斗殴”等，要求被试对最近半年来自己在这些行为上的发生频率进行评定，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经常”。

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外化问题行为越多。

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2．3焦虑抑郁量表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中的焦虑抑郁分量表（Achenbach，1991）来测量内化问题行为，共16个项目，如“我感到寂寞”、“我神经过敏，容易激动或紧张”等，要求被试根据最近半年来自己的情绪体验进行评定，采用三级评分，1表示“从不”，2表示“有时”，3表示“经常”。

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内化问题行为越多。

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