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综述论文集
形势与政策有关中日关系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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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论文--浅析中日关系，希望大家喜欢!形势与政策有关中日关系的论文篇一《论国民认知差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摘要：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影响两国关系的除了经济利益、政治、综合国力、决策者重大决策等宏观层面的因素外，两国间国民的认知差异也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本文试图从国民认知的角度入手分析影响中国与日本两国关系微观层面的因素，具体阐述两国国民在历史问题、国家利益、民族心理方面的认知差异。
最后将尝试性地从认知层面对推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出一些的建议。
关键词：国民认知;认知差异;中日关系中日双方良好稳定关系的建立不仅对双方乃至于东亚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稳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但中日双方在认同上的差异已成为严重影响和制约中日发展双边友好关系的障碍。
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中日两国除了需要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进行努力外，还需要从文化认同的层面上着手，积极改善两国关系。
一、影响中日双边关系认知的因素中日民间关于彼此双方的认识知觉单薄。
从知觉的形成机理讲，社会群体间要形成相互知觉必须具备认知主体，认知对象和认知途径三个基本要素。
在知觉的形成过程中认知途径的作用相当重要，它是连接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桥梁，如果没有这个桥梁，社会群体间是很难形成关于对方印象的知觉。
在中日关系进程中，这个认知途径可以简略划分为三类，亲身游历、面对面对话以及社会中介的介绍，就前两种途径而言，一般中日民众是很难拥有的，中日民间知觉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社会中介的介绍。
中日联合调查也指出，连续四年的调查表明，新闻媒体是两国民众了解对方的最主要渠道。
形势政策论文——论中日关系
形势政策论文论中外大国关系——日本内容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式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
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都有着重要影响。
近两年来，中日贸易关系渐趋佳境，但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原因主要在于钓鱼岛问题、外国势力的干涉、日本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历史遗留问题等。
经过多年的贸易往来，尽管冲突不断，但中日两国清楚的认识到，不管世界的格局怎样变，双方的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只有双方找到一个平衡点，才可改善双方关系，促进发展。
关键词：中日关系政治经济共同发展一、中日关系的现状：1、中日经济关系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
在贸易方面，日本已经连续十一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双方的贸易合作不仅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而且对于促成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巨大作用。
即使在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问题，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目前中日经济关系“危”与“机”并存，而且机遇大于挑战，危机带来的挑战正在被逐步克服，中日贸易逐步恢复，不过这只是中日关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其间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中日政治关系现状中日政治关系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历史问题则是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的核心问题。
现今，在钓鱼岛归属这一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
但日本仍然对其虎视眈眈，妄想将其作为自己的领土行使主权，原因是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钓鱼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其次，日本对于台湾的态度也是引起双方政治纠纷的重要原因。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台湾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日本对此的态度却十分“暧昧”。
中日关系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中日关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这篇论文旨在分析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
一、历史演变中日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日贸易往来。
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许多起伏和挑战。
其中最重要的是二战期间的战争和侵略行为，给中日两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
战后，中日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日本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中日关系在历史上还存在一些敏感问题，如战争历史和领土争端。
这些问题导致了中日关系的紧张和困难时期，如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崛起和1990年代的南京大屠杀争议。
尽管如此，中日两国在21世纪初开始改善关系，通过高层互访和经济合作等方式加强了交流。
二、现状当前，中日关系面临许多挑战和机遇。
经济上，中日两国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双边贸易规模巨大。
然而，随着中美贸易争端和日本经济衰退等因素的影响，双边贸易出现了波动。
政治上，中日两国就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军备扩张等问题存在分歧，需要进一步磋商和合作以维护稳定。
文化上，中日两国之间的人员交流和旅游合作日益增长。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访日本，两国学生交换也在增加。
这种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三、未来发展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决策和努力，以及两国人民的智慧和诚意。
双方应继续加强高层交往和对话，增进互信和合作。
在经济领域，应继续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增长，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合作。
在政治领域，应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历史争端和领土问题，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此外，两国的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加强教育合作，开展更多的学生交流项目，促进两国年轻一代的友谊和理解。
总之，中日关系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但双方应本着和平、合作、互利的原则，加强沟通和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向着更加友好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只有通过共同努力，中日两国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并为亚洲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
探讨中日关系的军事论文
探讨中日关系的军事论文近几年，中日关系一直是人们较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周恩来曾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推荐的探讨中日关系的军事论文，希望大家喜欢!探讨中日关系的军事论文篇一《浅谈处在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摘要】近几年，中日关系一直是人们较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通过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中日关系的症结等方面来阐述处在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以及提出了如何解决中日关系当前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中日;关系;历史;发展;症结一、中日关系的历史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周恩来曾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一)古代中日关系古代，中日两国有着深挚的历史渊源和持久的友好经济文化交流。
秦始皇时的徐福东渡、东汉光武帝时赏给日本倭奴国王的金印以及《三国志?倭人传》中对日本的记述，无不显示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二)近代时期的中日关系近代时期，日本人多次加害国人，惨无人道，伤害了无数中国人民的心。
19世纪60年代后，日明治维新完成后，其野心也开始展现。
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略台湾，而后分裂中国白银50万两作为撤兵前提。
1894年，日本侵略军发动甲午中日战役，而这场战役终究以中国败北，北洋海军全军尽没了结.清政府也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极不平等的条约----《马关条约》。
1900年，日本还参加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
1913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从而揭开侵华的序幕。
1937年，日本在南京大屠杀，导致了中国30万的人民同胞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三)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改良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中美两国间彼此仇视的状况，在全球引起了一场政治大地震，而身为美国的同盟国日本，同年9月，日本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拜候中国，双方还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但虽然在中日建交后，双方的关系也是起升沉伏，时晴时阴。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关系持续恶化，两边的最高领导人甚至数年不见，从2001年至2006年是中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最糟的期间，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连续五年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日关系达到最低点，呈现了“政冷经热现象”。
中日关系探讨论文
中日关系探讨论文一．世纪末的中日交往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政治冰点的导火索小泉自2001年上台后，先后于同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和2006年8月15日六次参拜了靖国神社。
由此，中日之间的关系达到自中日正常化邦交以来最为冰点的时期。
中方反复提出我国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则立场，但小泉依然是我行我素，致使双方领导高层的会晤由此出现长时间的中断。
中日政治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冰点与在日本的政治界中不断传出中国威胁论，进而具体到中国军事威胁论等等一些防华、反华的言论；日本政府一再做出伤害中韩两国人民感情的事情等等，就笔者分析有以下几个因素：历史、地理原因：岛国视野与心里的强烈不安在研究了些日本文献与现在日本文化后，笔者深刻认识到：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等反华言论从是出于：岛国视野与心里的强烈不安。
岛国视野。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日本的历史文明渊源只能从领国吸收，而它的领国也只有朝鲜与中国。
朝鲜又是个长期依附中国的小邦，所以日本只能在各个方面学习效仿中国。
而中国文明伴随着“侵略践踏”的成长，日本的文化无法从外部的“开国”而融入新元素，形成一个长期“自闭”型的成长，进而在日本人思维中产生极端双面性：一方面是封闭性、自大性、盲目性，一方面是谦卑性、反抗性、思索性。
他们的谦卑、反抗、思索形成了日本优良的品质，而封闭、自大、盲目也导致了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上的保守主义、右倾化明显，进而影响日本对华的态度。
强烈的不安。
这个是源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近代史上，日本大刀阔斧的明治维新改革将日本推向一个发展的高峰，战后的经济腾飞让每个日本人从心底里有了一种自我优越感，在上文中笔者提到日本思维中有一方面的盲目性与自大性，这两种心理在80年代的日本人心中迅速膨胀，而90年代的日本经历了失落的十年，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而此时的中国在经历了近代史上最饱受欺凌的时期后，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摇身一变成为国际舞台上又一颗新星。
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日关系四篇精选
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日关系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历史半个多世纪野蛮侵略中国。
二战后，日本怀着反省和抱歉的态度，表示理解和尊重受害国的民众感情.经过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市的努力，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重新确立友好关系。
但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逐步凸现，如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的争端。
其中如何看待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面对中日矛盾日趋激化的形式下，胡锦涛就当前中日关系，提出的5点主张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
明确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原则，妥善解决问题，确立共同利益，构筑长期发展的框架。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战后、特别是中日邦交恢复以来表述中日关系时使用频度很高的一个关键词。
涉及中日之间的历史时，人们常常用两个相互关联的时段来概括和定义。
一是从古至今中日间长达2000年的交往史，谓其主流是好的；二是近代以来那一段“不幸”的历史。
这里的“以史为鉴”，不言而喻特指后者。
而且，它与战后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形成为前提性逻辑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在长期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当时的“未来”，已经流变为“现实”乃至“历史”。
如战后已一个甲子，中日关系正常化也已迎来３５周年，在这样一段不算很长但也不算短的、“未来”不断衍化为“现实”与“历史”的过程中，日本人是否已经以那段惨痛的历史教训为殷鉴、痛定思痛，重塑民族灵魂与国家形象了呢？对于战后日本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其国家的根本发展方向，在今天我们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这已日益成为一个在很多场合、特别是一些重大场合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问题。
回顾中日关系历史，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中日处于对立状态，1972年中日建交，恢复友好邦交关系，但在90年代冷战后，中日关系磨檫不断，逐步丛局部矛盾转化为现实的、多方面的磨檫。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问题，日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历史问题，对教科书的修改也让人不能接受，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越走越远；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敢正视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起侵略罪行。
中日关系
论中日关系总述：谈及中日关系，它是一个广袤的领域，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几大层次，本论文就从这几个方面论述中日关系。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文化、经济、政治交往历史。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在进行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东方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友好的历史是短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日两国人民要求恢复外交关系，实现两国的和平友好。
在中日两国人民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从战略高度来审视中日关系，在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签订了《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从此，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友好日益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来，中日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这为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日友好关系大战至21世纪确实来之不易，中日老一辈为开辟友好道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珍视中日友谊，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是今天两国人民面临的新任务。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中日关系总的来说是向前发展的，友好关系不断加深，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认为影响中日关系主要有三个问题：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包括最近沸沸扬扬的钓鱼岛问题。
这三个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
现阶段，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不仅是两国政治家，而且是两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从这几个方面看待和处理好了中日问题，便会使得我国人民在看待和处理当前倭国与日本关系的发展局势方面，有更为清醒和明晰的认识，从而，在与自身相联系的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长远发展做出更加理智的选择。
中日关系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1000字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亚洲地区的核心。
这一关系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安全等多种维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多次起伏，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调整和改善。
日本在亚洲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以及中日关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和外交问题，例如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都是这一关系发展的主要考验。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日益紧张，中日关系的前景一直备受关注。
然而，尽管中日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领土争端等，但两国之间建立的互利合作框架为关系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随着两国的互动合作不断增加，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如经济、文化、教育等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这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局面。
然而，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一些历史和领土争端等问题对关系的修复和稳定形成了威胁。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伤痛，中国公民至今仍在反对日本为其历史错误付出的代价和道歉问题上持续施压。
另外，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也对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报道，日本政府依然坚定地坚持对东海诸岛的主权要求，这使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更加剧了地区的紧张程度。
面对这些挑战，中日两国应该通过对话和协调加强沟通和理解，以建立共同的合作机制来推进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在政治层面上，双方应该加强高层互动和对话，通过常态化的双边会谈和国际机制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和矛盾。
除此之外，两国还可以进一步促进和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这有助于维护和巩固这一重要战略性关系。
在这个方面，特别是加强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演化，这有助于改善两国经济互相依存关系。
在文化和教育方面，两国应该进一步促进各层次的交流和互动，特别是加强人才交流方面等，以推动更加紧密的人民联系。
总体而言，中日关系随着两国在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发展。
两国共同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中日的友好和互济关系必将不断优化，并在实现共同利益的同时增进地区和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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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1979—2004）刊物所发中日关系及抗日战争文章目录：蒋杰：百团大战问题探讨，1979—1。
章伯锋：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几次妥协投降活动，1979—2。
编辑部：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1980—2。
王晓秋：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1980—3。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1980—3。
索世晖：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1980—3。
易显石：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1980—3。
潘国琪：关于秋瑾两次东渡日本的时间，1980—4。
沈予：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田中奏折》伪造说，1981—1。
余绳武：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1981—4。
肖一平、郭德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1981—4黄纪莲：沙俄在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1982—1。
谭译、王驹：一九二七年东北临江官民的拒日设领斗争，1982—1。
编辑部：周恩来的一篇重要佚文《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象》，1982—1。
张涛：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象》一文的说明，1982—1。
陈廉：抗战初期华北我军战略方针探讨，1982—1。
吕万和：甲午海城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1982—2。
董谦、林谷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1982—2。
刘伯承：一二九师参加百团大战第一战役的总结报告，1982—2。
李达：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1982—2。
余子道：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1982—2。
戚其章：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1982—3。
吴根梁：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1982—3。
邵云瑞、李文荣：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1982—3。
米庆余：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的质疑，1983—1。
沈予：评九一八事变起因的“外部压力”说，1983—1。
傅曾：南京大屠杀与日本军国主义，1983—2。
蔡德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1983—2。
刘凤珠：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死因质疑，1983—2。
何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1983—3。
郑新如：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象》一文写作情况的调查，1983—3。
孙克复：论甲午牛庄之战，1983—4。
沈寂：陈独秀第一次留日考，1983—4。
袁旭：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评价问题，1983—4。
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1983—4。
陈廉：抗战时期我军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战略部署，1984—1。
黄慰慈、许肖生：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1984—2。
何理：论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历史地位，1984—3。
戚其章：建国以来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1984—4。
王益：一九三五年德国对“调解”中日关系的态度，1984—5。
夏良才：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起“倒清拥李”的密谋事件，1984—6。
孟繁宗、高景生、谢文：九一八事变时的沈阳东大营，1984—6。
陈廉：北方局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1984—6。
石源华：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1984—6。
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1985—1。
许德珩：回忆抗战，1985—2。
徐向前：开展河北的游击战，1985—3。
管文蔚：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根据地，1985—3。
缪楚黄：论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85—3。
李家振、郭墨兰：济南惨案述论，1985—5。
李廷江：孙中山委托日本人建立中央银行一事的考察，1985—5。
童志强：论项英对皖南新四军北移方针的态度，1985—3。
熊达云：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经济扩张，1985—5。
刘大可：山东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建立，1985—5。
郭传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85—5。
袁旭、李兴仁：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1985—5。
江抗美：武汉保卫战述评，1985—5。
薄一波：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产生的背景及其基本发展情况，1985—6。
曾瑞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贡献，1985—6。
郑会欣：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1986—1。
金再及：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几个问题，1986—1。
冯承柏、黄振华：卡尔逊与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1986—1。
冯正宝：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宗方小太郎，1986—2。
刘国新：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1986—2。
陈崇桥：试论“杨常事件”，1986—2。
王晓秋：鸦片战争在日本的反响，1986—3。
吴国安：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的活动及其历史意义，1986—3。
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1986—4。
潘荣、肖前：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1986—4。
龚炳南：“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时限，1986—5。
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1986—5。
刘敬坤：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日军军阶最高的将领是谁，1986—5。
魏宏运：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统一，1987—2。
陈建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1987—2。
谭继和、徐学初、周永章：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的抗战与败退问题探析，1987—3。
李鸿文：东北抗日游击区与游击根据地概述，1987—3。
崔丕：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1987—4。
郭学旺、孟国祥：中条山会战述评，1987—4。
丁则勤：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华政策及其演变，1987—4。
黄如桐：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外汇政策概述及评价，1987—4。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1987—5。
任贵祥：华侨对祖国抗战经济的贡献，1987—5。
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1987—6。
吴明：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1987—6。
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1988—1。
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与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1988—1。
杨玉文、杨玉生：中日战争初期纳粹德国“调停”活动内幕及其结局，1988—1。
高晓星：在华毙命的日军最高将领是大角岑生，1988—1。
姜义华：日本右翼的侵华权谋与孙中山对日观的变迁——孙中山与内田良平关系述评，1988—2。
石楠：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1988—2。
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我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1988—2。
刘恩格：试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基本态度，1988—3。
李金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华侨汇款及其作用，1988—3。
荣维木、赵刚：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1988—3。
李嘉谷：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火物资援助，1988—3。
汪梅琪：抗战时期少数民族的英勇斗争，1988—3。
张振鹍：《日本侵华七十年》序，1988—4。
刘洪莹：“纪念七七事变”的提法不准确，1988—4。
常城：评伊东六十郎的《满洲问题的历史》，1988—5。
朱培民：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1988—5。
金光耀：试论陈纳德的空中战略，1988—5。
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1988—6。
徐万民：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1988—6。
冯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管制述评，1988—6。
朱玉湘：再谈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田赋征实问题，1988—6。
曾明：评叶志超甲午平壤溃围，1989—1。
杨奎松：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1989—1。
徐永久：陈毅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活动初探，1989—1。
戚其章：论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1989—3。
吕良海：丁汝昌甲午援旅问题探讨，1989—3。
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1989—3。
张力、陈廷湘：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与盟国战略的复杂关系，1989—3。
石岛纪之：日本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动向，1989—3。
郭曦晓：评蒋介石1927年秋访日，1989—4。
姚勇：发展苏北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实现——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斗争中的历史贡献，1989—4。
李义彬：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1989—4。
刘国新：《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1989—4。
赵延庆：评卢沟桥事变“偶发论”的几个论据，1989—4。
朱敏彦：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1989—4。
张会民：中国我党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89—5。
肖前：塘沽协定签订前后的中日谈判，1990—1。
孙金科：国统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1990—1。
金安平：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90—2。
王贤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1990—2，武月星：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其侵华行径，1990—4。
杨卫敏：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1990—4。
王泓：论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1990—5。
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1990—6。
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1991—1。
王延中：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农村经济关系的变迁，1991—1。
谢本书、吴显明：论滇西抗战，1991—1。
孟国祥：关于国民党政权向日本索赔问题，1991—2。
曲家源：对“一士兵失踪”的考证——卢沟桥事变起因研究之一，1991—3。
张设华：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日军中将补遗，1991—3。
鹿锡俊：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对蒋政策的演变，1991—4。
罗华庆：清末预备立宪与日本明治维新，1991—5。
章百家：抗日战争前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确立，1991—5。
宋进：再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我党对三民主义的研究，1991—5。
刘望龄：日本在汉的舆论宣传与思想近代化，1992—1。
徐辉琪：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开放政权”，1992—1。
王建朗：失败的外交记录——抗战初期的日本外交综论，1992—1。
曾业英：略论日伪新民会，1992—1。
杨雨青：中日关于设领问题的早期交涉，1992—2。
袁小伦：中国我党与省港抗战文化活动，1992—3。
叶昌纲：战后日军残留山西始末，1992—3。
张国镛：关于中国战时生产局的几个问题，1992—4。
森悦子：《大正日日新闻》与孙中山，1992—4。
高乐才：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1992—4。
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1992—5。
习五一：“满蒙铁路交涉”与日奉矛盾的激化，1992—5。
王真：抗战时期苏共与中共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1992—6。
伊原则周：《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1993—1。
村田雄二郎：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1993—1。
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1993—1。
陈小冲：清末在闽日僧与日本驻台“总督府”的关系，1993—1。
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1993—1。
张学继：论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1993—2。
居之芬、毕杰：日本“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的经济活动及其掠夺，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