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历史对比看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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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历史对比
看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1800年以前的日本以中国为师,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深受中国影响。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炮声没有将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从“天朝大国,万邦来朝”的酣梦中震醒,却是日本的武士阶级从中接受了教训。此后日本改变了学习对象,通过学习西方,进行了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日本自此搭上了资本主义的末班车,使自己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唯一一个挤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家。今天,这个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依然是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在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国内有大量学者认为中国在近代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略,但笔者不敢苟同。要究其原因,不妨与我们的近邻日本相对比来分析原因。
一、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应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后来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当时,西方列强以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蓝本,欲使日本变成第二个中国。例如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闯入横须贺港,即以《中美望厦条约》为蓝本,迫使日本幕府地接《日美神奈川条约》,打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翌年原美国驻中国宁波钦事哈里斯调任驻日本首任总领事,并于1858年拿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消息胁迫日本订立《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接着英、法、俄等国也与日本地接以《天津条约》为蓝本的“安政五国条约”。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日本处境是极其相似的,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是差不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但最后日本得以成功搭上资本主义的末班车,这说明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并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反而正是这种外来压力和民族危机的刺激,成了两国改革和现代化启动的契机。
然而中日两国统治集团对这一契机的利用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鸦片战争虽然是中国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诸如“放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可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皇帝和上层官僚却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仅不学习西方技术,认清世界形势,反而斥责学习西方技术制造船炮“靡费”、翻译西书了解外国“多事”,直至186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才开始惊醒,进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中心的“同光新政”,白白浪费了20年的改革时机。反观日本,虽闭关锁国200余年,但是对西方并非一无所知,在当时日本唯一的窗口长崎,中国和荷兰被允许往来和通商,荷兰的强大使得几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兴起了兰学。面对西方的侵略,日本统治阶级产生了危机感,甚至还有有识之士从中国的失败中找原因、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并认识到要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从幕府到各藩都学习西方技术,制造西方船炮,训练新式军队、培养西学人才等。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未被统治者重视,却在传到日本后广为流行,先后再版20多次。可以看出,日本统治者的危机意识远比中国统治者强烈,正是这强烈的危机感与民族意识促使日本维新集团充分利用了改革契机。
造成中国统治者固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学者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载重量大的物体,起跑加速慢,一旦跑起来减速也慢,改变方向前进也就更慢更难。中华文化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而比之见劣的日本文化则与之不同,具有船小且轻好调头的特点。”这个比方非常形象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统治者思想难以转变。但笔者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中华文化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带有崇内鄙外色彩,是实体型和“内核”型文化,历
来注重文化输出(例如鸦片战争前的1800年间,中国至少有26项技术传到了欧洲和其他地区,但却只引进了4项西方技术),因此才过于迷信“天朝上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才会那么艰难;而日本则不一样,是典型的“文化相对主义”,鄙内而崇外,是洋葱头文化,注重积极输入,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西学,并在短短五十年间迅速跻身于列强行列。
二、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对比
1868年4月15日,刚刚回到权力中心的明治天皇颁发了《五条誓文》,拉开了百年维新的序幕,也象征着日本近代化的开端。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则是洋务运动。在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时,中日两国均开始了“图强之变法”。然而同样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结果却那样不相同。探讨两者不同结局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发现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同样是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都是在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方学习;同样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试图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同样是从西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起了一批近代化企业、新式军队,进行了教育改革;同样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两者的相同点很多,那么是哪些不同点导致了结局大相径庭呢?在笔者看来有以下两点最为重要:
1.社会背景不同(尤其是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不同)
在一些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日本一衣带水,国内背景应该相差无几。但是实际上中日两国的国内情况大不相同。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央君主集权制度,而日本却经历了600多年的幕府时代。在这里需要重点介绍幕府统治的特点:天皇及“朝廷”是日本的最高权威,而将军及“幕府”是最高权利,军权确立的统治使得将军不会过多的干预各藩藩主们的事务,因此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多中心,藩主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极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利,这即是日本的“幕藩体制”。正是这种体制使日本在鸦片战争前的社会结构不像中国,反而更接近西方的庄园制,因此日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有了一定的不可忽视实力,而不像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清朝成立即被扼杀,这让之后的明治维新遇到了相对洋务运动而言更少的阻力,也有更多的支持力量。
2指导思想不同(即“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区别)
洋务运动自始至终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意旨在护体;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却是“和魂洋才”其意在变体以强国。
清王朝统治阶级以富国强兵为手段,以维护自身统治为首要目的进行的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出发点与指导思想的偏离。“中体”即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民族价值观为本体;“西用”即以西方的器物为应用之物。试问:这种不触及改革根本——政治体制的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
“和魂洋才”的前身是“和魂汉才”,古代的日本自知小小的岛国不会诞生孔子那样的思想家、不会有千年积累的底蕴,于是向强者学习,以中国为师,不仅学习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更是仿效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按照唐朝长安建造了江户城。而这种向强者学习的精神延续到了近代,在发现比中国更强的西方诸国后,日本转以西方为师,同样不只是学习器物,也认同了西方的制度。“和魂洋才”旨在把坚持本民族的“神国主义思想”同吸收西方的技术器物和社会制度相互统一起来。很明显,日本的维新措施是全面性质的,并无器物技艺,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层次的次第可言,而是采取三个层次齐头并进的方式。上至幕府,下至各藩都采取了这种态度,这与日本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即使后来幕府发现“和魂洋才”威胁了自身的统治,却也来不及遏制就被推翻了。
三、“百日维新”与“百年维新”之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