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故事

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故事
1935年7月13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苏州庙堂巷举行。

这是当年最热的一天，新郎、新娘都穿上了正式的礼服，新郎穿的是黑色西装，因为太热，西装上的白色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

结婚照上，每个人都大汗淋漓，显得狼狈不堪。

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小女孩、提婚纱的小男孩，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领圈被汗水浸透的那位新郎，正是钱锺书，而新娘自然是杨绛。

他们对婚礼的这一幕记忆犹新，钱锺书甚至把它写进了《围城》中。

那一年，钱锺书24岁，杨绛23岁。

他们原本不用赶在这个热死人的黄道吉日举行婚礼，急着结婚的原因是钱锺书通过了出国留学的考试，想提前把婚礼办了，就能携眷一起出国。

1935年春天，钱锺书教书已快满两年，他报名参加了中英庚款留英考试。

报名参考的有290人，但录取名额只有24人，钱锺书想读的英国文学专业只招1人。

很多人原本想报考英国文学专业，听说钱锺书报考了，便不再报名或者转报其他专业。

钱锺书果然不负众望，考分高达，在此次考试中分数最高，成为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

钱锺书第一时间将这个喜讯告诉了杨绛，并透露了想和她一起出国的愿望。

杨绛当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尚未毕业，但是她考虑到钱锺书生活自理能力差，有自己陪同的话可以照顾他，便毫不犹豫地办理了休学。

她当时没有任何国外学校的奖学金，所有费用只能自理。

其实，没能完成清华研究院的学业，杨绛终生都有些遗憾，因为提前休学，她总是被称为“清华肄业生”，而不是毕业生。

但她自从和钱锺书定了终身，总是把他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自己的事一律靠后。

他们的婚姻延续了六十多年，这六十多年间，她事事都以他为先，心甘情愿，一如最初。

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渐已年老的父母。

举行婚礼的前两天，杨家按照当地规矩举行“小姐宴”(相当于“离娘饭”)，摆了一桌酒席宴请杨绛的姊妹、女戚、女友。

杨绛记得很清楚，那晚是阴历六月十一，天上挂着大半个月亮，半圆不圆。

姊妹们和家里的女戚团团地坐满了一桌，屋里张灯结彩，大家说说笑笑，在无限的热闹中，她想到以后不能时时和父
母姊妹相见，心里难过得连一口菜肴也吃不下去。

“小姐宴”之后两天，就是他们的婚期。

婚礼分两地举行，钱家杨家都办，钱家中式，杨家西式，有点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感觉，就像他们的恋爱一样。

举行完这场婚礼后，一对新人马不停蹄地乘车赶到无锡钱家，以便进行下一场婚礼。

钱基博是很保守的，所以钱家的婚礼是完全按照传统来的。

杨绛记得，她那天磕了无数个头，拜完长辈，又拜祠堂的祖宗，还得进厨房拜灶神。

她倒不觉得苦，只是担心新派的父亲若知道她结个婚得磕这么多头，还不知道有多心疼呢。

回到娘家，杨绛的父母殷勤接待，十分高兴。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母亲后来死于战乱之中，那时，她正在大洋彼岸。

这是杨绛心中的一大憾事，她晚年提起来仍垂泪不已，认为自己没能在双亲跟前侍奉，对不起父母。

她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现在却成了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与她相伴走过下半生的，将是身边的这个人。

这次出国，是钱锺书和杨绛第一次携手远行，从那以后，他们恪守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老誓言，风雨同行，荣辱与共，从未松开过彼此的手。

世人提起钱杨联姻，总说他们珠联璧合、门当户对。

杨绛自己晚年却说：“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他家
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

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

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

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

”
按照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的意思，这个儿子孩子气，没正经，原本是想给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把他管制得服服帖帖的。

杨绛这种“洋盘媳妇”进了门，在旧式的钱家是不太合适的。

钱老先生曾经提出，杨绛结婚后就不用出去工作了，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就行。

杨荫杭听了，不高兴地表示：“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新旧两种观念碰撞得如此厉害，说起来还真是“门不当户不对”了。

杨绛倒是安之若素，她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一进门就三叩九拜，一点儿没有“下嫁”的感觉。

她认为，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

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这个观点，对于那些执着于要有一个完美婚礼的女孩子来说，不啻是醒世恒言。

嫁入钱家之后，杨绛侍奉公婆，善待家人，最终获得了公婆的肯定。

公公赞她能“安贫乐道”，还问婆婆，在自己去世后她愿跟谁同住，婆婆答：“季康。

”杨绛觉得，这是婆婆给予她的莫大荣誉。

杨绛婚前在家是个娇小姐，嫁到钱家后有了落差，在抗战时期一度生活艰难，成了“老妈子”，这种身份上的转换，可能很多女孩子都接受不了，她却觉得再自然不过了，一点都不感到委屈。

问起原因，她是这样回答的：
“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

我爱丈夫，胜过自己。

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

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
男女结合究竟是否一定要门当户对?杨绛一百岁的时候，曾在答记者问时说：“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

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

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

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

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
她和钱锺书便是如此，尽管两个家庭一个新式，一个旧式，一个优裕，一个寒素，表面上看起来门不当户不对，但重要的是，这对夫妻在精神上门当户对。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婚姻里，他们除了生活上相濡以沫，更有着精神上的相知相契。

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投，进退一致。

他们是夫妻，也
是最好的朋友。

钱锺书在《围城》中将婚姻比作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

可他和杨绛却是例外，有一次，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的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
她把这段话念给钱锺书听，钱当即表示：“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
关于爱情，这就是最朴素却又最动人的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