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心理的分析

对鲁迅心理的分析

一些人由于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颠覆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运动，鲁迅也成了他们颠覆的对象。为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但在文化与思想意识上还受着西方文化的策略话语霸权的支配。于是，一些中国批判家就开始在后殖民主义的旗帜下颠覆“五四”反传统与西方文化的选择，认为“五四”，使中国丧失了主体从而使中国人没有说话额权

利，反传统与西方文化的选择，自然又成了他们颠覆的对象，而鲁迅研究者的反驳大都没有切中其要害。不过用来颠覆鲁迅的思想则是用错了对象。

说明鲁迅强调“非理性”——“爱”与“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民主的性格，能够接纳他人，把奉献、团结和爱作为生存主义的人格基础。使他自己具有社会价值。

20世纪初，鲁迅就和许寿裳开始着手于中国国民性的探讨时，他们一致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与爱。

鲁迅的“爱”必须以尊重彼此人格的独立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理解与宽容。鲁迅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到，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敌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他和徐寿裳持了三十五年的深厚友谊，以至于徐寿裳最后为友谊而殉身，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彼此的尊重与理解。

他的“爱”还表现在尊重、理解、同情妇女——女权运动可以从这里的到启发与鼓励。集合起来鲁迅对妇女的关心，为妇女解放事业提供的具体意见是很完备的，内容有婚姻、家庭、生活、寡妇、新女性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鲁迅曾一针见血地分析说：……私有制的社会，本来就把女人当作私产，当作商品。

鲁迅式的爱里，不仅有理解与宽容，也有明确的道德标准。于是在他的社会交往中，无论是与师与友，与长者与幼者，都出现了大量的论战，也因此引起人们的种种的误解和非议。鲁迅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刻薄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同时他又反问道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他认为留情面是中国文人

最大的毛病，他就是要向“情面”开战。在一次谈话里，他尖锐的指出，中国人讲“面子”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强作出一派正经的面孔，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认罪，而摆出道德来掩饰过错，这其实是一种伪善。所以，他不但直率的无所顾忌地把自己与战友的分歧公之于众，进行公开的论战，而且只要对方不承认，不改正错误，他就决不住手，一有机会，总是顺便刺几句，即使对方十分难堪，他也在所不计，鲁迅的尖刻无情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只要对方承认错误，他就决不轻薄半句，并且继续以“诚与爱”待之。

说明鲁迅重视人的价值与生存意义，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自主性，自发、直率自然的特征，并显示独特的创造性；具有自信心和安全感以及自我个性的认同感，反对偶像崇拜，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不断提高人道主义的生存能力。

鲁迅由于重视人的价值与生存意义，所以对自古以来君子不食周粟，邦无道，谷耻也之类的“名节论”就不顾，为了生存，他不仅为师，而且为官，并且一当就是十几年，后来曾有人以官僚历史揭短相讥，他并不汗颜，有时索性以官僚自嘲。相对君子的范型来说，相对辛亥“五四”同时代的一些新人的选择来说，这个事实也说明他具有自信心和安全感以及自我个性的认同感。反对偶像崇拜，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不断提高人道主义的生存能力。

由于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自主性，他虽然在历史约定的领域就业，但从来没有准备遵从社会为他规定的职业矩度，真有一点做什么不像什么。

看他当人之师，在中国教师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人格的楷范，所以自古就有“师表”之说。鲁迅当过多年的人之师，但他似乎很想到自己是“师表”，他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教书、编讲义是为了吃饭，而斥教育为最神圣之清高职业，身当教员之人，应该为教育作牺牲的说教为谬论，他更不顾导师之体面，而与另一些导师、文人“相骂相打”。徐志摩曾批评：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任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的先生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有关系的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

鲁迅却说，我还不能带住，中国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戴者假面，以导师自居，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

再看他的文学之路，由于强调人的独立与创造性，不仅影响他对职业的选择和创作生涯，而且极大地影响到他的个性。鲁迅幽默的口气给文坛上的一些人说，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文学楼台去的。鲁迅对于名的抵抗也是因为他重视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而表现出的独立、自发、直率的自然的特征。他对投名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之所以拒绝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因此而失去“自己”，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是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

1924年，关于扬树达君袭来事件的公开辩正，更是鲁迅客观认识自己的表现。一天，一个自称扬树达的青年学生闯入鲁迅家中要钱，鲁迅一看很愕然，他并非自己认识的扬树达，经过一番对话，见他语多破绽，便怀疑他是冒名装疯来骗钱的，很觉得恶心不舒服，以至怀疑到这是学界或文界的敌人来袭击自己手段,因而写了《记“扬树达”君的袭来》一文登在《语丝》上。不几天，有学生告诉鲁迅，那学生确是神经错乱，去他家那天正是发病之时。这使鲁迅深为愧疚，立即写了一篇《关于扬君袭来事件的辨正》，说明自己错怪了扬君，所以《袭来》一文中自己神经过敏的推断应该注销，恨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而深深的自责和道歉。正如学者增田涉在其《鲁迅的印象》中所说，这件事不仅表明鲁迅的多疑善怒，而且更能表现鲁迅能正确认识自己。以上可以说明他独立的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和批判能力克服自卑感，正视人存在的有限性，既不欺骗他人，也不受他人欺骗。

通过以上的论证可以证明鲁迅人格具有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弗洛姆的新人格的特点、他的思想也具有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非理性”。说明他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人，也是一名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并不能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来解构，虽然他也不能摆脱自我实现人的一些不足与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