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白居易和杜甫、李白一样，是被本世纪学界研究得最为深透的三大唐代作家之一。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就已经对白居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如生平研究方面，产生了郭虚中的《白居易评传》和岑仲勉的《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等或对白居易一生行事进行评述、或对白居易生平疑点进行考辨的著作。思想研究方面主要有张汝钊的《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诗歌研究方面成果更多，有总论白居易诗歌的，如佘贤勋的《白香山诗研究》、李尔康的《白居易诗研究》等；也有研究白居易诗歌题材的，如李蕴华的《白居易的妇女文学》、李国标的《白居易和他的讽谕诗》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虽然出版于1950年下半年，实际上他从四十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对白居易诗歌进行考论结合的综合研究，并在1948年发表了《长恨歌笺证》、《白香山新乐府笺证》，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白集整理方面，本世纪上半叶学界所取得的成绩同样很大，其中岑仲勉著作尤丰，他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关于白居易集版本、诗文考证的文章达六篇之多，提出并解决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或解决的问题。

五六十年代，白居易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此时学界研究得较多的问题是白居易诗歌的创作方法、艺术特征等问题，李嘉言、霍松林、陈友琴等学者之间曾经展开过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此时学界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怎样看待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是这次讨论的焦点，因为其中涉及到阶级分析还是超阶级的研究的问题，对此，陈珏人、谭丕模、林志浩等人曾经多次撰文进行讨论、彼此商榷。尽管在本世纪上半叶早已有人涉足白居易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但是五

六十年代的白居易文论研究还是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色彩，因为人们着重分析的是白居易诗论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问题，当时人们得出的某些结论即使到世纪末的今天也还有人在沿用。另外，陈友琴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的出版，也为当时白居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近百年来，学界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如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说，白诗尚坦夷，言人所欲言，能沁人心脾，耐人吟讽，如水之荡荡，或伤于平浅，然其抗垒前贤，特开生面，于文学上皆可大书特书。顾实的《中国文学史纲》也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亦云：“因为他反对艺术的艺术，所以他用白话做诗，因为他主张人生的艺术，所以有许多诗为社会鸣不平。”张汝钊的《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也认为：“白居易之在东亚，犹歌德但丁之在欧洲，最受人们欢迎。一个诗人，在他诗里的思想，能深深打入人们的心坎上，终古以来，就没有几人――温厚柔和的情致，感警练达的论调，亲切熨贴的词句，幽邃奥深的思想，却用他明达清切的笔调传达出来，引起我们淡邈悠远的想象和易简驯良的感应。”佘贤勋的《白香山诗研究》更明确指出：“香山诗，可谓今日白话诗之鼻祖，盖其诗在各家中最称浅易”，“且其取材与社会现实，故益觉动人。”陶愚川则在《诗人白居易析论》

中深有感触地说：“白居易不是一个普通的诗人，他有伟大的抱负和热烈的心肠。他做诗的目的是很纯正的，他要在诗中充分的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文章还指出，“惟有人们所不爱的讽谕诗，却正是他的’诗的灵魂‘。”作者还希望有人出来像白居易一样对二三十年代诗坛上的那些“吟风月”之诗进行总攻击。

另外一些学者则在对白居易诗歌成就的肯定中又指出了其缺点和局限性。如陈友琴在《白居易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中在肯定白居易的诗平易、浅切、通俗易懂的优点的同时，又指出白居易的讽谕诗具有概念化、公式化甚至一些不是讽谕诗的结尾也是比较公式化的。霍松林在《读〈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一文中也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中所常用的“卒章显其志”的写法“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也是可有可无的”，“这自然是他的缺点”，因为“诗的思想性必须通过诗的形象表现出来”。十年代以后，关于白居易诗歌题材的文章还有马德懋的《白居易寓言诗初探》、雄飞的《白居易的音乐诗》、侯文正的《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周乃昌的《白居易的寓言体诗》、傅正谷的《论白居易的乐舞诗和他的乐舞美学观》、张金亮的《白居易感伤诗论略》等。

从本世纪初以来，学界在全面吸收白居易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其文集作了大量、有效的校勘和整理工作。

四十年代中后期，岑仲勉先后发表了《白氏长庆集伪文》、《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文苑英华辩证校白氏诗文附按》、《补白集源流事证数则》、《从文苑英华中书翰林制诏两门所收白氏文论白集》、

《从金泽图录白集影页中所见》等六篇文章。他通过大量细致详尽的校证和考释，解决了白氏作品研究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白居易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几个关键性问题是：（1）考订《白氏长庆集》最后编订时间在唐武宗会昌二年（842）；（2）提出《白集》东林真迹于唐末或五代初已经消亡的论断；（3）根据传世的唐代碑志、正史、类书互相核校，比较宋代以来《白集》传世刻本的异同，指出今本所收白氏诗文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信白氏作品也。第二、三两类，其中虽有可疑，然未获强证，吾人不能断为非白氏作品也。第四类至第六类则异是，其必非白氏所作。”（4）他校定《白集》诸刻各有所善，指出从总体看，明马元调本优于日本那波道圆本。日本著名学者花房英树曾撰文盛赞岑氏对《白集》的研究“实在是充实的著作”。

四十年代末，陈寅恪也曾着力于白居易作品的笺证、整理工作，先后撰著了《长恨歌笺证》、《白香山新乐府笺证》、《琵琶行笺证》等文，在白诗的笺释、考订方面，颇多发明。

五六十年代，白集整理和版本研究未有大的突破，人们只是在岑仲勉、陈寅恪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稍有推进。如刘文典的《群书斠补（元白诗笺证稿等五篇）》、卞孝萱的《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一些意见》、朱金城的《〈白居易诗选〉编年注释质疑》等。

白集整理和版本研究的高潮是在八十年代之后出现的。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顾学颉校点的《白居易集》，该书以宋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宋明清的一些主要刊本，改正了原本明显的错误和脱漏，并将前人已经拾补的连同新近发现的佚诗佚文编为外集两卷。这虽不是各本的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