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沉睡的道德意识

唤醒沉睡的道德意识摘要：社会的发展促逼着现代人直击我们道德意识最深层并引发一系列追问与反省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谴责他人的行为选择或否定他人的价值观，而更为重要的是唤醒自我沉睡的道德意识，进行理性的自我反省。

以发扬人生之道为终极关怀的儒家思想则给予我们自我反省、实践道德的精神洗涤和行为指引，使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们找到真正的出路和寄托，促使整个社会实现真正的真、善、美。

关键词：道德危机；儒学出路；修身；中庸；生命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47-02一、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一）道德沉睡的假象人们习惯于将现代人道德问题的出现归咎于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变更。

诚然，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的革新，社会整体发展的步伐在不断加快，这在很大程度上促逼着意识体系的逐渐演化。

一方面，社会现象传达出的虚假信息使人们感觉到道德利用与欺骗的伤害，伪善的面孔使道德成为激发利益的廉价工具。

面对一再出现的各种现象，道德关怀与道德救济只能被动地隐匿。

当然，社会条件的影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因素是自我道德责任被自主无条件分解和转移。

当一个随即形成的群体面对同一事件时人们习惯性地将道德责任分解成无数个支离破碎的点，正像相同大的压力在受力面不断增大的前提下压强会成反比的不断减小的道理，人们将每个人应该选择和坚守的道德责任平分、切割，从而减小自身的道德压力，甚至可以逃脱道德的观望。

这还只是道德行为前的抉择，而之后呢？人们更加害怕，害怕善的行为没有产生与之相应的结果而是相反，道德对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压力一种不知所措，之所以现在社会面对不断出现的需要道德救济的现象无人理睬，很大程度上是道德观念的封藏以及与现实碰撞的阻力使人们无法做出明智的道德抉择。

（二）道德意识的外向转移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曾经论述道：“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形象，一个将自然完全变形或转换成人为技术的世界，它已经近在咫尺，我们的电子时代已经伸手可及这样的世界。

”当今社会无疑是网络信息的时代，符号则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快速发展和革新的主要工具，而媒体的传输也逐渐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伯纳德·威廉斯在他的著作《伦理学，哲学的限度》中认为在哲学问题和它关注的中心方面，存在着古代和现代的张力；在现实的生活中，存在着反思和实践的张力。

人们时常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如果道德与现实总是充满矛盾不相符合，那只能说明这种道德视角不能正确地反映现实，而不是在现实中将道德舍弃或者篡改。

媒体作为当代社会最发达的传播工具为个人的道德价值观的外露提供了最佳的场所，隐身、自由阐述、没有现实场景和时效判断的压力，往往对于某件事情的发生，容易在没有辨别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就进行道德评判，媒体的复杂性、多元性和随机性促使信息广泛快速传播同时也为人们搭建了一个迅捷的道德情感抒发的平台，也将内在的道德力量转化成一种不可抗拒的舆论压力。

因此，对于道德的内在性和外在转化过程的变化我们需要合理引导和抒发，而不能仅依靠欲望或者外在杂念的影响做出背离道德的选择。

二、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儒学出路（一）以“修身”为始《礼记·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里所讲的修身就是道德修养，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宗教有神论讲求皈依上帝，老庄追求返归本原，在儒家看来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实践道德。

牟宗三先生认为，“儒家的功夫，为以恢复人的真实本体为目标的道德实践。

所谓恢复真实本体也就是恢复就‘道德的善’、‘道德的创造性’而说的‘天命之谓性’的性。

此复性或尽性之功夫，亦即践仁体道。

”这就需要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发挥人的主观性，“修己以安人”。

而儒家把“内圣外王”作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三纲领八条目也正是从这个根源上要求人们首先进行个人自我反省。

孔子讲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仁”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中心，孔子把人从人性与人际关系的利益上引申为“兼善天下”的层次，强调要将内在的精神修养扩展到位他人、为国家、为天下做贡献。

而只有将内在的道德情感、道德理念的“仁”与外在的伦理规范与制度规范结合起来才能保障道德秩序的有序和谐。

孔子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受到“礼”的约束，符合于“礼”的事情可以去做，不符合于“礼”的事情就坚决不能做。

儒家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主张，在强调道德的内在驱动力要求人们充分发挥道德的自律自省与自觉性。

孟子认为，道德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人间的正道，“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上》）只有长期持存这种道德，并不断进行自我修养，唤醒内在沉睡的道德意识，才能真正解除所谓的道德压力或者道德束缚，做出德性的人合理的道德行为。

（二）以“中庸”为度孔子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东汉郑玄对“中庸”的解释是：“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

庸，用也。

”也就是以中为用，以中和之常道处事，这与子思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的思想一致，它要求万物普遍并恒久地中正、中和，这是中庸的本体论意义的显现。

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就需要将至德的本体论回归到现实社会，实现“天人合德”，也即在具体的道德选择中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对于处于后现代的我们来说，欲望仅仅是作为想要进入虚无主义、意义的颓废与死亡和后现代的社会价值的一个潜在的前奏。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庸提醒我们要学会洞察自然中人类的本性，并且使我们重新建构被遗忘的道德价值。

而这不仅仅是指儒家所强调的“德治”即强调教化的程序，更要重视人这一主体的道德发展，孔子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不损害他人、不损害社会，即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肯定；又要求“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而对于具体的道德实践，需要做到“允执其中”，“过犹不及”。

《张子语录》记载说：“性、情、心，惟孟子、横渠说得好。

仁是性，恻隐是情，须从心上发出来。

横渠曰‘心统性情者也’。

”又讲，“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

”“情是遇物而发”，是受到外界的刺激而导致的。

因此，对于事件的发生，媒体的报道，大众的趋同，我们需要理智地进行道德意识的梳理，防止做出过激的道德行为。

儒家反对“狂”，但也反对“狷”，“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论语·子路》）孔子对这两个极端都反对，而主张处事要合乎中道。

从辩证法的角度讲，“中庸”是主张在事物对立的两个极点的中间设置一个标准，即是“度”，遵守这个标准就是“中道”，把握好这个度，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就会使得“性之德也，合内外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三）以“生命”为本牟宗三先生在区别中西哲学的分际时讲，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

他明确指出：“它（中国哲学、儒家思想）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

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是有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

”中国哲学是安身立命的生命学说，它从一开始就面向“人道”，将道德观与宇宙观、认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易传·系辞》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就把创作生命看作是宇宙最崇高的德性。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它注重生命的基本前进轨迹，强调人要以自强不息为务，重礼崇仁，一方面推崇救世的外王品格，一方面又提倡自省的内圣取向，“尊天命”、“尽人事”，是从感性的、具体的经验性的视域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历史考察的，是在“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传统伦理基本范畴中体会、领悟和践行的。

按照牟先生的诠释，“仁以确定成圣目标和遥契性与天道为其内外作用，智是生命的通体透明，仁、智、圣是真实的生命领域，而可由仁一观念总涵着说：仁是真实的本体、真实的主体、真实的生命。

”生命的本质在于它的超越性，儒家把对这一超越性的理解和追求融入到至高的“天人合德”的境界之中。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也提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在儒家看来，这种“德”是一种生生之德。

张载指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人只要充分发挥主体性，通过不断的努力，就能达到“诚”的境界，而“诚”可以贯通天人，达到“天人合一”。

无论是朱熹将“理”看作是“天人合一”的前提，还是王阳明把人心看作是人和宇宙这一整体“发窍之最精处”，宋明理学时期的儒学家都承认自然界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价值和生命，因此要求人类把自我人心之爱扩展到自然界的每个生命体中，实现真正的“天人合德”。

儒家讲“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

”（《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根源于心”。

（《孟子·尽心章句上》）这也是儒家思想对道德主体性的一种重视，牟先生认为，其本质意义，即在开启正视生命的自我觉悟，其所展现出来的道德实践，即不断地直往外通万物上通天道。

这个心路指向与生命境界自然是主客融合、天人合一的，也就是个人生命应与宇宙生命取得本质上的融合无间。

参考文献：[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2]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 ofphilosoph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张载.张载集·张子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78.[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