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

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

李寒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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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皇帝拉下马，自己落身剐，德国终于把英法两个尸居余气的老大帝国赶下了统治世界的宝座，但本身也被美苏英法四国占领和分裂。西欧列强联合统治世界的格局在维持了两百多年后，彻底被美苏两极统治世界的格局取代。整个西欧已经沉沦，而法国似乎沉沦得更加厉害——她的民选政府在战争中曾经被打垮而投降，她的殖民帝国在战后民族独立的浪潮中已经岌岌可危，即便在盟国的帮助下侥幸胜利了，她的种种制度性痼疾还是看不到治愈的时候。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法国外交和内政弱点了如指掌的戴高乐将军，对这一点早就是心知肚明。虽然在战争期间，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组织不得不仰仗英美的支持，难以推行独立的大国外交政策。但是作为一个在青年时代就立志“继承法兰西民族昨天的遗产，保护今天的利益，又给她带来明天的希望”的伟大战略家，戴高乐秉承了法国外交传统中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决心知难而上，以弱抗强，尽最大的努力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与实现法国的“天定命运”。

由于美国的战时总统罗斯福是那种玩弄美国式选举政治登峰造极的“民主”政客，对戴高乐那种如圣女贞德和波拿巴将军般的传奇性“独裁”领袖怀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偏见，认为戴高乐未经法国人民选举授权，无权代表法国的利益。又因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二战初期的迅速溃败和对纳粹德国屈膝投降，罗斯福根本不愿意承认法国的大国地位，打算在战后把法国作为一个二等国家甚至是附庸国家来对待，一度还有过占领和肢解法国本土的计划。主要由于罗斯福的反对，法国被排斥于安排战后世界命运的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之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规划毫无置喙的余地。因此，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戴高乐就不得

不借助苏联的力量来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了。1944年12月，作为法国临时政府首脑的戴高乐访问了莫斯科。戴高乐莫斯科之行最大的收获是签订了《法苏互助同盟条约》，这一条约提高了法国和戴高乐本人的地位，这也是戴高乐第二次领导法国后，建立法苏特殊关系的重要因素。

尽管戴高乐心比天高，但形势比人强。战后的法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法国不得不依靠美国援助才能复兴经济和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法国统治集团无力推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政策，更无力对导致法国在战争中彻底溃败的第三共和国体制进行改革。在这种大势下，强烈反美和反传统政党政治的戴高乐不得不辞去临时政府总理的职务，隐居乡间长达十二年之久。直到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引发的全国性危机中，戴高乐顺天应人，再次出山执政，拯救法国，并开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宏图。

法德和解与全方位独立外交

对于战后的法德关系，戴高乐早有惊人之思。当二战的最后关头，德国败局已定时，纳粹德国领袖之一希姆莱非正式地给戴高乐寄来一份建议书——“您胜利了，戴高乐将军！如果人们知道您是怎样开始的，那么人们就应该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是，您现在应该怎样办呢？依靠盎格鲁•撒克逊人吗？他们将会把您当作他们的仆从，还会使您受辱。您要和苏联合作吗?他们将会把自己的法律强加给法国，还会清理您本人。……唯一能使贵国走向光荣和独立道路的，就是和战败的德国取得谅解。……如果您克制复仇的思想，抓住今天历史所提供给您的良好机会，您将成为永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人物。”戴高乐在其回忆录中承认，这一建议对他在日后决定推行法德和解政策时，是有重大影响的。

虽然在二战结束后盟国商议处置德国时，戴高乐曾经力图仿照均势外交的创始人，十七世纪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故技促使德国永久分裂为几个小国，但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法国的自身实力也不足以强行推行这一主张，因此戴高乐不得不放弃这一传统的法国

外交梦想。当戴高乐东山再起时，西德已经建立起来，戴高乐要使法国东山再起，在西欧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明智现实地处理德国问题。戴高乐充分意识到了托管或肢解德国的设想已成过去，在冷战格局中，法国只有面对现实。战后欧洲大陆各国积极谋求欧洲统一，这就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战略选择，那就是利用欧洲统一的框架来制约西德。法国凭借着优越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获得了西德的支持，从而实现了法国当骑士，西德当战马的两厢情愿的结局。1963年，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开始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巴黎——波恩轴心”时代。

法德和解，为戴高乐开展全方位的独立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深刻地指出，戴高乐之所以能够摆脱1871年普法战争以来的外交困境，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是因为法国第一次没有处在外交斗争尤其是法德斗争的最前线。在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下，法国昔日最大的外交对手德国被占领，被分裂，成为了军事斗争的最前线，丧失了向法国挑战的资格，法国不再事事受制于法德竞争。当时能够真正威胁法国国家安全的只有苏联，而抗衡苏联的战略压力事实上基本是由美国承担的。而美国则是从大西洋两岸联盟团结抗苏的角度来威胁法国的独立和大国地位，来自美国的压力需要两个方面来缓解，那就是与西德的全面和解和外交协调，另一个就是与苏联（以及中国）的战略接近。戴高乐的如意算盘是——玩弄平衡，使美苏互相牵制；与美国结盟以反对苏联扩张；建立法苏特殊关系以获得对美国独立的资本；借美苏的力量来维持两德的分裂和压服西德；缔造法德轴心以联合西欧，排斥英国，抗衡美苏；必要时接近英国以制约西德；与新中国建交以完善法国的全球布局，这些外交战略环环相扣，互相牵制。这种“在空中同时玩八个球”的外交才能堪媲美均势外交大师俾斯麦，而法国与所有的重要国家都保持密切联系的优越外交地位又令同时代的东方巨人毛泽东羡慕不已。

独立核力量与“外交原子弹”

在核武器时代，是否拥有独立核力量是大国地位的标志。戴高乐认为没有独立的核力量，

法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了的卫星国。” 戴高乐认为，由于苏联与美国一样拥有巨大的核武库，美苏之间出现了恐怖的核平衡，美国不可能为了西欧而对苏联使用核武器，更不能设想美苏之间会为了西欧而互相摧毁对方。“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

如果西欧盟国因为害怕苏联的核威胁而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那么必然会导致美国全面掌握西欧盟国，控制盟国的防务、政治甚至领土的结果，西欧国家将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这是把民族独立看得高于一切的戴高乐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戴高乐认为，法国有权在军事上追求独立自主的地位，那就是建设独立的、能有效打击苏联的核力量，掌握威慑敌人的现代化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建设独立核力量对法国来说利大于弊，一举多得——有助于法国对西德保持优越的军事地位，有助于法国抗衡英国争夺西欧领导权，有助于法国加强与苏联对话的资本，当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法国对美国获得外交独立，而美国对这一点是最为忌恨的。美国外交界就认为，戴高乐的原子弹“不是为了对付苏联，而是为了对付美国。”

当时的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防止法国外交和军事战略脱离美国的控制，极力反对法国拥有独立核力量。1963年美国串通苏联和英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的是阻止法国和中国建设本国的独立核力量，保持美苏两国的核垄断地位（英国的核力量受制于美国，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法国和中国不约而同地拒绝在此条约上签字，这也为1964年中法两国建交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无独有偶，1964年中法建交也被东西方媒体称为“外交原子弹”。

如同均势外交的创始人，红衣主教黎塞留与异教徒奥斯曼土耳其建立联盟一样，戴高乐断然无视冷战时期僵硬的反共意识形态偏见与新中国建交，这一惊世骇俗的非常之举体现出了戴高乐外交战略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凡的战略眼光。在同新中国建交后，法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同时与美国、苏联和新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的国家，极大地提高了法国的外交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