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纠纷案件的法律分析

见义勇为纠纷案件的法律分析

摘要：发生在湖南长沙一起见义勇为纠纷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呼喊抓贼者要不要赔偿、受益人刘先生是不是应该赔偿，许多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理由，争论的焦点是对被害人潘登峰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和处理本案法律依据。本文试对各种观点进行评析，以探求潘登峰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和本案的正确处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3月6日法制日报第六版报道了这么一起发生在湖南省的真实案件：一天凌晨，住在长沙市星沙镇长浏饭店的刘先生发现有人行窃，便大喊：“抓贼喽！”睡在刘先生隔壁的该饭店老板薛定基闻声后，立即跑到刘先生房间，问明情况后，便跑到楼下去，大喊“抓贼”。这一喊，立即引起周围许多人的注意。在星沙镇二区夜宵一条街上的摊主、来自浏阳市杜港镇的潘绍峰、潘登峰两兄弟惊醒后，也一起跑了出来。薛定基和潘登峰跑在前面，他们在后门口发现一提着长刀的青年人，薛大喊一声：“谁，干什么的？”那青年人一愣，拔腿便跑。在追的过程中，追上来的潘登峰不幸被刺中胸部，在送到医院时死亡。凶手最终被众人擒获。后来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赔偿死者父母60850元。然而，死者父母却将薛定基告上法庭，理由是虽然法院判决赔偿，但至今未拿到赔偿金。另外，案发时，薛定基亲自喊潘绍峰两兄弟去抓贼，儿子的死与薛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薛定基认为，自己是见义勇为，又是第一个受伤者，自己也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赔偿。目前，法院已受理了此案。

二、本案潘登峰行为性质及解决建议

潘登峰的抓贼行为是见义勇为行为，民事上其性质是存在不法侵害人而冒险进行的无因管理行为。从刑事上来说，本案潘登峰的抓贼的见义勇为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行为，而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刑事司法协助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

潘登峰在英勇抓贼中遭遇不测，人们都为之痛惜和钦佩，其家属理应受到物质补偿和精神安慰。但是，我们不能以情代法，混淆法律关系和是非对错，造成无辜者受到人为的伤害、社会正义的破坏。我认为本案存在着三种法律关系，即见义勇为者与第三人之间形成侵权法律关系，其中侵权人对见义勇为被害人负有首要赔偿责任；在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其中受益人在一定范围内对见义勇为被害人负有适当的补偿责任，另外呼喊抓贼的薛定基与潘登峰，两人是共同见义勇为者。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

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二条。我认为案件处理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呼喊抓贼的薛定基不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它同样是见义勇为者，不是受益人也不是侵害人，而且他与凶手没有连带责任关系，薛某呼喊抓贼的行为构成侵权损害行为也不可能产生损害结果。另外在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公平责任不能适用。这也是社会正义、大众感情和行为导向等方面的要求。如果认定一个同样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并也遭受一定损失的见义勇为者有赔偿责任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

其次，本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的执行力度应加大，必须查清判决不执行的事由，考察犯罪人的所负担的赔偿金是无力清偿还是故意不清偿、逃避执行。若是后者，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若是前者根据其能力可以分期执行或采取延期执行、部分先予执行等等措施。

再次，判决的执行确实不能使本案家属从侵害人那里获得充足的赔偿补救的，则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刘先生适当负担必要的补偿责任，其数额大小应综合考察各种因素，如宋先生的经济能力、收益大小、罪犯已经或可以执行部分数额的大小等等。

最后，考虑到见义勇为行为保护社会利益、对社会的积极贡献的特殊性质，民政、劳动保障、财政等有关政府部门或见义勇为基金会既要进行必要的表彰和奖励，同时要做好有关见义勇为人员保障工作。在见义勇为被害人或其家属得不到及时充足的赔偿时，可先行垫付并取得对侵权人、受益人的追偿权。也可以依据有关规定先行向其家属发放一定数额的社会抚恤性质的救济。

构成见义勇为的三个要件一是以保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为目的；

二是具有不顾个人安危的情节；

三是实施了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者抢险、救灾、救人的行为。

这三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才构成见义勇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