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古典政治经济学始于17世纪，经过亚当•斯密等人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论述、对于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批判都包含着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分析，但由于阶级立场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正确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因而对劳动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劳动价值论等理论的重要来源，其中的一些观点对马克思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其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突出贡献，李嘉图、马克思等人的劳动价值论的形成都与斯密的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密首次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1](P25)斯密从效用和购买力两个角度来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指出，当价值用来表示某个物品对于使用他的人的效用时，价值可称之为使用价值，换言之，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需要。而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价值则是当人们拥有某种商品时，可以利用手中拥有的该种商品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能力，商品的价值在此时表现为交换价值。斯密同时还注意到，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有的东西本身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但却没有人愿意拿别的东西与之交换，或者这种东西由于一些原因无法与别的东西相交换，这样的东西只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交换价值。而对于另一些东西来说，看上去似乎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多少使用价值，甚至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但这些东西却可以与很多别的东西相交换，有时还需要用大量的别的物品才能换取，这样的东西虽然没有使用价值或者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使用，却在购买力方面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斯密通过水和金刚钻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他指出，水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物品，人的生存和工业生产都少不了水资源，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用别的物品去和他人交换水；反观金刚钻，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得很少，甚至很多地方根本用不到，它却具有很大的交换价值，人们愿意付出大量的其他物品与之相交换。斯密在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的过程中，看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认为交换价值并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这是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他克服了以往经济学家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缺陷。但斯密本人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理解仍然存在重大缺陷。斯密在探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时候，不是从商品的二重性出发，而是对以往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进行整合，对价值一词作出两种不同的解释。斯密认为有使

用价值的物品不一定具有交换价值，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斯密在提出这一论断时潜在地将商品和一般的劳动产品以及自然物等同起来，忽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背后的因素。而斯密提出的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也可能具有交换价值的论断，则彻底暴露了他在理解商品性质方面的理论缺陷。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以其使用价值作为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能成为商品，也不会有人愿意拿别的物品去交换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斯密在提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时，更多地只是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而没有理解它们之间是如何统一的。当然，斯密在这一包含缺陷的见解中还是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新视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物化的劳动价值论。斯密在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发展了劳动价值论。配第曾经指出：“一百个农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二百农民来做的话，谷物就会涨价一倍。”[2](P95)斯密继承了配第的观点，并且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1](P26)斯密的这一论断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并且相对于配第的观点有了很大程度的飞跃。配第虽然也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但他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只存在于金银开采活动之中，其他领域的劳动未必能够直接创造价值。斯密则不同，他将劳动对价值的创

造作用扩展到一切生产领域，认为一切生产领域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否定了配第的只有开采金银劳动创造价值以及以往重农学派的农业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斯密认为，社会分工导致每个人通常只生产一种或某几种产品，所生产的产品无法完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如果一个人要想得到其他的生活用品，就必须同从事其他劳动的人相交换。每个人为自己生存而劳动的同时其实也是为他人劳动，人与人之间商品交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劳动量的交换，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取决于使用价值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人们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才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虽然斯密后来在解释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陷入了混乱，但马克思还是对斯密在劳动价值论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在斯密看来，创造价值的不是某些生产部门特殊的劳动，而是“一般社会劳动”[3](P64)。李嘉图后来在对斯密的批判过程中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购买的劳动，而是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属于“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4](P1)。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等人，他们在论述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时，都是主要从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劳动，将劳动仅仅看成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劳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只是作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一种手段，“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5](P91)。劳动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恰恰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忽视的问题，在资产阶级古典

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劳动过程不是一个人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反而是一个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通过牺牲自身的自由、幸福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的过程。按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人在劳动过程中是工具，把他人当作实现商品交换的手段和工具，也把自己贬低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工具，用来实现他人的目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目的，没有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现存的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只是从社会表象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而没有很好地关注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劳动对人的发展的重大意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缺乏对人性的关怀，将人的个性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去，并把被抽去的应当属于人的东西“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6](P342)。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虽然马克思晚年较少使用“异化”一词，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现象尤其是异化劳动的批判始终贯穿于他的著作之中。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异化的理论观点，比如主客体之间强烈的对抗性质、否定性评价等等，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的异化现象，发展出异化劳动理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马克思在阐述异化劳动现象的过程中对社会背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封建土地主逐渐被资本家消灭，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