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

态的变迁

——鸦片战争170周年反思

张明之

2012-02-06 08:58:49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摘要：鸦片战争前，存在着一种近代意义上的非对称的“世界体系”。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但两国的对外战略构想不同，各自支配的体系的性质也不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结果。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客观而言，这一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世界体系/制度变迁/朝贡贸易/自由贸易/条约通商/近代中国

作者简介：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03

一、鸦片战争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航线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并由此扩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围。多数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始于15世纪的欧洲，航海大发现使人类的脚步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之上，从而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1]60。罗伯森将15世纪初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划分为萌芽、开始、起飞、争霸和不确定性五个阶段[2]58-60。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扩张的过程[3]462。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则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划分为“新兴的西方世界”、“西方居优势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个阶段[4]序言5。无论如何界说，总是隐含的前提是存在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通常认为，西方世界体系体现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因为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合法边界及对彼此国家内部事务的不干涉原则，而英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掌控欧洲力量均衡体系的主导者并有效地维持着西方秩序。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使英国成功地以强大的实力实现了对海洋及海上贸易的主宰。拿破仑战争后期，英国通过组建四国同盟(Concert of Europe)这一国际机制来寻求一种力量均衡，牵制和对抗以欧洲大陆专制主义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约》给欧洲带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西方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更是被许多史学家颂为“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实上，西方“条约和平”秩序的建立与维持，是英国控制着欧洲的力量均

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结果。在金融、财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创新的推动下，首先诞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导致了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277。经过英法“七年战争”，英国最终确立了在军事上的全球优势，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在西方体系中的霸权。拿破仑战争给英国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战争中的商业封锁延缓了欧洲大陆国家工业发展的进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损失[6]88。英国海军的迅速强盛，得以轻而易举地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局势的发展，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盛大繁荣。”[7]英国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到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当时的世界市场只为“最早实现民族工业化”的英国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其他欧洲国家根本没有机会走到前边[8]42、48-49。

“文化同质性的地区当然会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和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某些共同价值一般被认为是增进相互依存、扩大的前提条件”[9]8。相对于西方世界体系，自唐宋以来，东方世界便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质制度为根基的亚洲经济圈。所谓“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国”，绝非仅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国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费正清的“中国中心主义”或“中国世界秩序”认为，东亚在历史上已形成了一种等级严明的同心圆状的中国对外关系的网状结构，大致与近代欧洲所发展起来的国际秩序相当①。乾隆所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10]8，充分表露了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意识，清政府的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11]8。论及“中国世界秩序”，经常被援引的中西之间的礼仪(叩头)之争，体现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抑或臣属与宗主之间的关系。清政府坚持“外交”礼仪，其核心在于维护固有的“外藩”

对“天朝”的朝贡体制，“华夷之辨”，反映的是华夏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及其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差异[12]，处于朝贡体系之外的其他“外之邦”更是“夷上加夷”，诸如“英夷”等。但在“中国世界秩序”存续期间，中国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奴役、掠夺和图谋体系内的朝贡国；大多数时候，朝贡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甚至成为王朝的负担；朝贡国遇内乱外患，还要尽责安攘保护。早在明万历年间，朝贡诸国分“东南夷(上)”、“东南夷(下)”、“北狄”、“东北夷”和“西戎”计142国(部族)。延至清中期前，又有增加。尽管走私贸易日盛，但基于禁海、一口通商等贸易管制政策的朝贡贸易依然是中外经济交往的主体。

可见，鸦片战争前夕，如果说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也是一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其区别则在于内敛或扩张性的战略构想及其支配的资本体系的性质。有论者通过研究16～18世纪欧亚发展趋势上的差异得出，欧洲的发展模式导致了许多海外帝国和争夺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体系的形成，而东亚模式则趋向于经济自足的国家和鲜有为流动资本而竞争的国际体系，甚至19世纪东亚与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大冲突，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两个世界区域早期发展路径上的差异

[9]14-15。这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当时非对称体系的重要特征。在封建权贵资本体系支配下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内聚型体制，以强化中心区政治经济地位为重心，以“德治”来维系等级秩序，以守成为重任，以归化为职守。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而北方边防的长期威胁，制约着明清政府对于海防的建设，迫使他们本能地通过闭关政策来进行自我保护[13]。与此相对应，欧洲民族国家尽管保持着政治意义上的主权独立与平等，但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由英国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世界体系中，在激烈的竞争和频繁的战争中胜出的英国，以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