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与做人梁启超说课材料

梁启为学与做人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

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虾蟆贪嘴。

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

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

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

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

我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

例如我想做农民吗：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旱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的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

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种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的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

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知识，就是这一类。

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

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

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

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 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

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我都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

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

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选自梁启超《人文心语录》）学者梁启超的家风与家教［摘要］梁启超是个开明的父亲，也是一个高明的教育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

他的家风与家教，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近些年来，梁启超的教子之道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

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便是，梁氏一门何以能出三个院士，而其他几个子女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

这种情形在今天确实能引起很多父母的兴趣，就像“哈佛女孩”一度十分畅销一样，作为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几乎没有不“望子成龙”的。

梁氏家教似乎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进入了大众视野。

要谈梁氏的家风与家教，不能不从梁启超的早期教育谈起。

至少有三个至亲的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是他的母亲。

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为梁氏家风与家教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氏，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生于新会之熊子乡茶坑村。

梁启超出生时，梁氏一族迁居此地已有240多年了。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的高祖、曾祖都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普通农民，地位、财富、学识都微不足道。

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始肆志于学”。

祖父一边种地，一边攻读诗书，终于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才使得梁家跻身于士绅阶层，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

梁启超四五岁开始读书，便由祖父悉心指导。

他提到祖父当时曾经教他读过两部书，一部是《四子书》，另一部是《诗经》。

后者既为五经之一，而前者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内的合集。

梁启超的禀赋以及儿童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得自其祖父之处固多，得自其父母之处亦不少。

母亲是第一个教他识字的人，然而我们所知道的她对梁启超的教育，只有六岁时责打一事。

据梁启超回忆，他六岁时，记不得因为什么，说了谎话。

母亲发觉后，十分生气，把他叫到卧房，严加盘问。

母亲本来是慈祥的，终日含笑，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时却是一副盛怒的样子。

她命令梁启超跪在地上，竟“力鞭十数”，同时警告伏在膝下的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或乞丐。

他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人称莲涧先生。

虽然不曾博得半点功名，但他退居乡里，教书育人，也深得乡民的爱戴。

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得知父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曾怀着悲痛心情写下《哀启》一文，其中讲到，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私塾中读书，他的学业根底、立身根基，一丝一毫都来自父亲的教诲。

在梁启超眼里，父亲是个不苟言笑、中规中矩的人，在孩子们面前，他总是显得十分严肃。

作为父亲，他不仅督促儿子刻苦读书，还要求他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言语举止也要谨守礼仪，如果违反了家风、家训，他决不姑息，一定严厉训诫。

他对梁启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把自己看作是个平常的孩子吗？“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梁启超说，这句话他此生此世一直不敢忘。

在梁氏家风与家教的传承中，梁启超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他自觉地将中西道德熔于一炉，既能“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又能“採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他的教育理念，既有从祖父、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义理”和“名节”，强调内心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磨炼，又有西方现代教育所提倡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公民责任等理念。

他让我们看到了以人格教育为主的儒家伦理实现现代化转换的可能性，以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美好前景。

他教育九个儿女，不仅个个成才，而且都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素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梁启超对九个儿女的教育，首先是基于父爱的教育。

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一再表示，他对他们的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

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这样的表白有很多，在他写给孩子们的信中随处可见。

这是一种博大的爱、包容的爱。

这种爱不仅惠及九个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

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在写给二人的信中按捺不住他的喜悦之情：“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 有一次，他读了一整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就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吧”，便在信里和大女儿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

他是勤于给孩子写信的，也要求孩子经常写信给他。

在他晚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在国外，写信成为他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

他一生写家信超过百万字，多数写于1920年以后。

他事情很多，著作、讲学、办杂志、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很多信都是午夜之后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慈父爱子的拳拳之心。

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读孩子们的来信，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快乐和享受。

梁启超对待儿女，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

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别的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现代人。

他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曾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如他所言做成一个人呢？他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一一智、仁、勇。

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

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 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一一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

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这里所讲的“三不”一一不惑、不忧、不惧，是君子所应具有的德性，也是梁氏家风与家教的核心内容。

他的教育理念，说到底，就是要养成每个孩子“三不”的能力。

首先是“知者不惑”，他说：“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做到这几条，就可以说是“不惑”了。

他还告诫年轻人：“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

”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子女的求学、求职都看得十分重要，认为是立身的根本。

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几个大孩子，从报考专业到在校学习，再到毕业后的职业选择，甚至成家以后的生计问题，他都亲力亲为，尽量为他们做出妥善安排，绝不敢掉以轻心。

他要求孩子们，毕业之后，不说成名成家，至少先要求得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

他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

他希望思庄学生物，思庄不喜欢，他也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

”他主张做学问要讲一点“趣味主义”，其中就包括“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

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积极探求的精神和勇气。

他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心里不要总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他把这点精神归纳为“无所为”三个字，认为这是“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

如果事事“有所为”，比如读书就为了高考，高考就为了上个好大学，上大学就为了拿文凭，拿文凭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好工作就为了挣大钱，有了钱就为买房买车享受生活，一切就变得很无趣了。

他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

接着说到“仁者不忧”。

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一点，就是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

他最怕自己的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在一次写给思顺的信中，他谈到对思成的担忧：“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销磨人志气的（最怕是慢慢的磨）。

即如目前因学费艰难，也足以磨人。

但这是一时的现象，还不要紧，怕将来为日方长。

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

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当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

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

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他有时也现身说法：“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

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他认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不忧”。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是在“不惑”、“不忧”上下过一番工夫的，那么，要做到“不惧”已非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