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角下城市乞讨现象研究

经济学视角下城市乞讨现象研究
首先对乞讨者分类，创造性地构造出两部门的乞讨市场模型，分析乞讨者和施助者的行为动机。

其次，对乞讨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劣币驱逐良币、寻租现象进行分析，从中寻求治理城市乞讨问题的对策。

最后提出建议：对乞讨者要进行分类救助、分类管理，鼓励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充分发挥其配置福利资源的高效作用；以及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大力发展经济以彻底解决城市乞讨问题。

标签：乞讨者；理性人；乞讨市场
1问题的提出
随着2003年8月“收容遣送制度”被“救助制度”替代，我国的城市乞讨问题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乞讨者人数有增无减，乞讨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给乞讨者救助、城市管理、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

乞讨者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我国农民长期受歧视、受剥削的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后，农民的各种利益愈发得不到保障，致使部分农民选择入城乞讨。

如何在救助乞讨者并保障其合法乞讨权利与维护城市良好秩序之间寻求平衡，这对当前城市乞讨问题治理提出了挑战，也由此引发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所谓乞讨者，是指以各种方式向他人要求给予维持生存或谋取利益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管理的放松等原因，乞讨者不断涌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乞讨者的成分逐步朝着多元化发展，根据乞讨动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可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原生型乞讨者。

他们因身体缺陷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或因突遭天灾人祸导致贫困潦倒、无法维持生存而被迫外出乞讨，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乞讨者。

第二类是职业型乞讨者。

他们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来维持生存，但是心存不劳而获的思想、好逸恶劳，视乞讨为一种挣钱的职业。

第三类是幕后操控型乞讨者。

他们不直接参与乞讨行为，利用哄骗、利诱等方式控制老、幼、病、残者等，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通过他们的乞讨行为自己非法牟取利益。

2城市乞讨现象的成因
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是指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包括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

本文的分析都是基于乞讨者、施助者、政府都服从“理性人”这一假设而展开的。

乞讨者在城市繁华街段乞讨就是为了追逐经济收入以维持生存或是发财致富。

本文的施助者是指对乞讨者进行救助的居民和各
类非政府机构的总称。

施助者对乞丐救助是在同情心的驱动下满足自己的道德追求。

乞讨者处在社会的底层，是弱势群体，将其引发施助者同情感的各种行为举止定义为“苦难”，并认为它是一种抽象商品，也是通过乞讨者的劳动生产的，如歌唱家的歌声一样。

它是客观存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能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区别于一般的有形商品。

作为理性的人需要这一商品，施助者就是通过捐助财物获得这一商品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乞讨者是“苦难”商品的供给者，是财物的需求者；施助者则是财物的供给者，是“苦难”的需求者。

乞讨者运用施助者捐助的财物或是维持生存、或是解决经济问题、或是发财致富，不断地生产商品“苦难”，施助者则用财物购买乞讨者的商品，就得到简单的两部门乞讨市场。

3乞讨者与施助者的成本—收益分析
作为理性人的乞讨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最直接、最明显的就是追逐经济收入，并会比较乞讨成本和乞讨收益做出决策。

当乞讨成本小于乞讨收益时，乞讨者就会选择乞讨。

乞讨者的成本就是供给弱势的成本，收益就是与此同时从施助者那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

原生型乞讨者因各种原因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只能靠乞讨维持生存。

这一类型的乞讨者，其乞讨成本几乎就是个人的生存成本了，再加上乞讨时付出的一点点体力。

职业乞讨者的乞讨成本首先包括生存成本。

此外，这类乞讨者一开始可能在道德层面与自己作斗争，要克服尊严的舍弃以及承受被亲朋好友知晓其乞讨的巨大心理压力，这些统称为乞讨的道德成本。

幕后操控型乞讨者最大的成本就是法律的制裁。

乞讨的收益就是丰富的钱财收入。

施助者对乞讨者的怜悯来自于同情感，即当自己或自己的亲人朋友沦落到同样的不幸，同时又能以自己的理智与判断去看待那种情况时自己将会有的感觉。

正是由于同情感使得施助者能感受他人的苦难，引起同情心，从而激发了对救助、关爱诸如乞讨者这样苦难的弱势群体的道德追求，获得道德的满足感。

施助者对乞讨者的救助正是为了获得道德的满足感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对其行为的正确评价，并在这过程中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从中受益。

4“看不见的手”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看不见的手”的含义是指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去引导那些仅仅追求快乐和自己的利益的人并非出自本意地去促进社会利益，这要比他们真正想去促进社会利益时的效果更好。

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进行利益调整的无形力量，能够保护个人利益又促进公共利益。

因此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同样适用于民间慈善资源的分配，引导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将两部门的乞讨市场模型看成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将乞讨者局限为原生型乞讨者这类真正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

我们假定这个乞讨
市场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存在大量的乞讨者和施助者。

（2）乞讨者提供的商品“苦难”都是同质的。

（3）乞讨市场的资源是可以随意流动的。

（4）乞讨者和施助者都掌握与自己决策有关的一切信息。

简化乞讨市场并将其看成是完全竞争市场可以更好地分析我国乞讨市场福利资源配置的效率。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良性互动的社会。

乞讨者向施助者供给可以自己供给的商品“苦难”，追求物质收入最大化；施助者捐助能够捐助的财物给乞讨者，购买自己愿意购买的商品“苦难”，追求精神层面的效用最大化，从而使得乞讨市场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达到一般均衡。

这样，施助者的福利不受损失，而乞讨者的福利变得更好，整个社会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民间福利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5城市乞讨市场失灵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

事实上，乞讨者与施助者是信息不对称的，乞讨者掌握的信息多，而施助者掌握的信息少，对乞讨者几乎一无所知。

人们很难知道他们的确切收入，以及对他们的救助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使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施助者无法放开手脚地救助他们，也不知道要尽多大努力才能使其摆脱困境过上正常的生活。

这种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人们对于乞讨者群体具有相当的矛盾性。

后果是不值得救助的人得到了救助，而真正有困难的乞讨者得不到救助，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由于政府独揽福利资源配置的大权，寻租现象时而发生。

现实生活中总有那部分人，他们利用与官员关系亲近、拥有更多的资源向其送礼、贿赂金钱，疏通层层关系，获得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福利资源。

有的人根本就不具备救助条件却堂而皇之拿着各种补助；有的人虽符合救助条件却拿着比别人更多的补助。

因此，上述现象扭曲了乞讨市场，使得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6政策建议
由于乞讨市场中的失灵问题使得乞讨群体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民间力量是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带来的道德风险。

这时政府要承担起鉴别、管理和规范乞讨群体的公共责任，可以通过严格审查颁发乞讨信用证明，推行行乞证制度，建立起信息对称机制。

这不仅保障了乞讨者的乞讨权利、城市的秩序和安全，也使公众可以放心地救助乞讨者而不至于上当受骗。

政府要不断鼓励、培育、扶持、资助民间慈善组织，将福利资源交由民间慈善组织配置，充分发挥其在配置资源发面的高效作用，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去实现福利资源高效、公平的配置，并不断促进私人契约和社会契约的结合。

同时，政府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大力发展经济以彻底解决城市乞讨问题。

参考文献
[1]汤秀娟，王霞.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2007，（8）：39.
[2]王博伦.财富与精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2.
[3]王莹，景枫.经济学家的道德追问——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