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在中国统治思想中的重要性

法家思想在中国统治思想中的重要性

一说到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外国人可能会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中国文明是儒家文明。而了解一些历史的中国人则会讲在中国很长一个阶段的统治中，往往是外示儒家而内用黄老。其实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中。

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为人民求解救，以仁义为政治最高规范的类型，有儒、道、墨、阴阳家等；

二类：为统治者争权势，以富强为最高目的的类型，齐鲁与卫晋系统的法家属于此列；

三类：不涉及政治的基本方向问题，而只论各国相互攻取的策术长短的阴谋家类型，纵横家属之。

法家的思想核心，在于要求将政治权力彻底的集中在人君手中，要“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二柄篇》谓：“明主之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所谓刑德，日：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这中间没有一点道德与情感的因素。

而在经济方面，法家自商鞅起，便主张抑工压商，使人民出于农耕一途；而农耕与战斗，又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法家采用军事组织与人民平时生活相结合的方法，即耕又战，在加上连坐与战时军法的实施，遂将臣民牢牢控制在主君手上。

道家墨家反对战争，纵横家主张对立中的均势。惟有法家彻底主张武力统一，而且统一后的政治形态，是彻底的中央集权。即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很明显，在各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法家思想最能为各国主君所接受，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其结果是秦于商鞅死后一一七年统一天下。商鞅虽因各种原因最终失败，但法家思想却取得了成功。可是，法家虽然使秦统一六国，但也正因为秦的重刑，而仅历二世而亡。后人评述：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极大的削弱了法家在中国统治思想上的地位。

大家知道，中国真正在军事上与思想上立国是在汉代：高祖立国，用叔通之言，三代效黄老之术，至孝武皇帝北驱匈奴，南平吴越，东收朝鲜，西服羌狄，受董仲舒《春秋繁露》，罢废百家，独尊儒术，遂开二千年中华文明。

这之后，儒家思想被做为中国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一代代的传承下去。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被称为一代大儒董仲舒改造后的儒术：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若春夏秋冬之不可不备也。这中间不无法家的影子。但秦因法而亡，所以法家便成为当时的忌讳。

实际上，汉代的学者在高祖建汉后，便一直在思索治国的策略。董仲舒其《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中的依法听讼，依法刑人，便是先秦法家一断于法思想的发展，只是此时却已成为了儒家之术。

董仲舒对于法的改造，还在于由先秦时期单纯的用法或刑罚进行统治，变为礼法并用，德主刑辅。首先必须实行德教，其次才是刑罚。即所谓前德而后刑，先教而后诛。这种思想与当时的统治形势相适应：虽重刑而不用其极。因此在起用后极大的增强了汉中央集权的统治。

我们读历史，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最强大的社会都出现了酷束，汉有张汤、阳球，唐有来俊臣、周兴。这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法家思想在统治思想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儒家思想中，或者说儒家思想为适应其治国的需要，将法家思想包融其中。但不管怎样，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时，都不应忽略法家思想的重

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