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

《新闻调查》:调查性报道的文体范畴辨析
文/刘涛
调查性报道首先诞生于西方，并逐渐形成一种独特、成型的新闻样式和调查文体，其成熟的理念和运作离不开内在的品格支撑和实践突破。

在西方，调查性报道继承了“揭露丑行新闻”中媒介自发而本能的最激进、最严肃的质疑姿态和调查意识，其锋芒直指那些社会、政治、经济、司法活动中鲜为人知或被遮掩的丑行和内幕。

无论是报纸或电视媒体，纷纷将调查性报道视为履行媒体使命、平衡舆论生态的最佳途径。

媒体对这种调查文体的追求也吻合了民众善良的求真心理和价值判断，新闻界最高奖“沃克莱新闻奖”（The Walkley Awards）的年度评选中，最佳新闻奖的90％授予了调查性报道，而且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同样是调查性报道占据明显优势。

回首CCTV《新闻调查》的探索历程:从调查节目日趋走向调查性报道。

8年来栏目的定位语和节目类型不断调整，旨在创建自身独特的“形象识别”特质，其间闪烁的理念和智慧清晰可见。

在CCTV《新闻调查》开播5周年电视深度报道研讨会上，制片人赛纳概括了栏目个性化发展的设想:在形式上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调查性文体。

笔者认为这种调查性文体不仅仅体现在:①以出镜记者的调查行为结构“故事”，并承载新闻事件的取证功能和叙述功能;②调查环境由友好性报道陈述转为对抗性真相发掘；③调查方式也不同于“喜鹊式采访”，而是“啄木鸟式采访”。

同时，这种个性化调查文体的呈现形式及品格追求，更取决于我们对其五种文体范畴的审视和态度。

新闻·调查
勿庸置疑，“新闻”属性是调查性报道的本能取向，而“调查”则是其区别于其它消息类报道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特质。

“新闻性”客观上决定了“调查性”的价值维度取向，同样，“调查性”的有效组织又可以重塑并发掘别样的“新闻性”，并且成为“新闻性”的形式载体和价值诉诸。

调查性报道中二者的“无缝联结”共同实现了其终端播出的“价值回收”，而这种联结的前提便是对调查性报道节目的受众分析。

日本《朝日新闻》曾就收视率调查而得出如下结论:不同新闻栏目应关注不同的收视群体。

相应地我们把类似《新闻联播》、《正点播报》这样的消息类新闻节目的收视群体称为“不确定的对象”，而把看深度报道的新闻性栏目的收视群体称为“确定性的对象”。

CCTV《新闻调查》的定位语、首播时间（22：35）、节目长度均说明了栏目创办者对收视群体的明确定位，也就是这些“确定性的对象”，他们关注社会、有文化、爱思考，所以《新闻调查》应该努力争取这些“接受美学”中称为“有智慧判断力”的特定收视对象。

当下，这些“确定性的对象”有着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未能形成相应的价值认同。

“新闻性”要求调查性报道传递某种共通的符号价值，也即对某种精神和规格的认识，而“调查性”则要求在对电视本体属性和传播特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通过对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真相发掘、过程调查和“情景”呈现，在“确定
性的对象”精神领域建构起一些规格和认同、理性和思考。

所以调查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成为选题的重要依据，以及价值符号的功能实现——面对特定收视对象，新闻价值的深层挖掘和别样阐释。

客观·情感
学者陈立丹指出“客观是一种职业理念和行为规范” ①。

还有学者指出，调查性报道遵循客观性的常规，是“客观性报道”的一种方式，要求调查客观、中立，记者也要抛弃自己的任何立场并在调查过程不介入任何的情感因素。

诚然，这一言论揭示了调查性报道理想化的境界追求，但是，笔者不禁要对其现实操作性提出质疑，如果将这种普通消息类新闻报道的“职业标准”不作修改，完全嫁接到调查性报道，那么面对纷繁复杂而且阻力重重的事件，真相只会更加遥远，记者只会更加痛苦！因为对于调查性报道而言，文体特征决定了其对抗性调查环境，记者往往在正面碰撞中和对方斗智斗勇，或者转入“地下”，乔装为委身绝境、忍辱负重的“江湖卧底”，在旷日持久的攻坚战中步步为营，逼近真相;甚至采用偷拍获取证据材料;利用摄像机的“威慑力”突袭对方心理防线，争取深入采访的机会；面对不同的采访对象，难免会有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如在《迟来的正义》中，当“主人公”费力地背着菜篮时，记者长江问了一句“我能帮你吗？”等等。

难道这就背离了其客观“标准”吗？难道这就是记者激情的滥用吗？因此，针对调查性报道的文体属性，有必要对“客观标准”所追求的“客观”重新阐释。

从哲学层面而言，客观意为“客观性”，它的参照系是非人之外的自然界，如果按这一标准，没有人会充当记者这一角色来进行“客观性报道”——即便是上帝，也会因为对夏娃有成见而授人以柄。

当这种“客观性”神话变得遥不可及时，几乎所有的言说者都把调查性报道的客观性归结记者的职业良知或良心。

但良知又是一个伦理学术语，无法验证——没有人会去怀疑自己的良知，连强盗都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真诚的职业”。

所以，哲学层面上的“客观”取向不适合调查性报道这种文体。

从心理感知层面而言，客观是一种被生活经验和价值判断所认同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也就是一种“客观感受”，但这种“客观感受”不能无节制地转化为纯粹的情感操控，其底线便是由人类共通的生活经验编织起来的、观众普泛化的价值判断和心理认知。

所以记者有时破坏自己“无立场”的公正形象未尝不可，只要符合观众的“客观感受”，有助于调查的深入而又不致于形成观点诱导和话语霸权。

《双城的创伤》中，记者柴静和“小主人公”坐在土堆上，拭去孩子脸上的泪水，掏出孩子埋藏已久的心里话;《张润栓的年关》中柴静与被访者自然地进行哑语交流。

观众不愿看到一个只有“形式和符号”包裹的记者形象，调查的现场感拉近了记者和观众的情感认同和视角融合，记者自然而必要的人格化激情投入和情感取向，是真相发掘所必须的，观众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心理层面的“客观感受”似乎更吻合调查性报道的“客观”取向和调查属性。

事实·观点
调查性报道究竟是应该围绕一定的主题观点，也就是中国观众习惯了的“中心思想”，进行缜密、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观点论证，还是仅仅注重对事实的呈现，掘地三尺，追求过程亦或事实的完满？对此，有必要分析电视媒体的本体属性和传播特性。

“电视不同于报纸、广播媒体，它长于具体，拙于抽象，长于记录正在发生的事实，而拙于展现已经逝去的事物。

”②所以电视这种“形象化”特性是报纸、广播无法比拟的，其优势更
在于对事实的挖掘，而非观点的归纳。

再如美国电视新闻研究学者毛利·格林所言“不同的观念创造不同的电视新闻形态。

”③调查性报道不同于分析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通过对典型性的调查过程展示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发掘，从事实本身的逻辑力量中，由观众自己得出结论，实现“让过程说话”——对新闻本质的尊重和回归。

调查性报道只需恪守自己的调查品格，舍弃评论或“编后语”，追求事实的深度，而非观念的深度。

最后，媒体使命在某种程度上也表征为“为民代言”的社会承诺，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个复杂的事实内幕，媒体“一厢情愿”的评论和推导又在多大范围内征求了民众的意愿？又在多大程度上能涵盖事件诱发动因的全部？所以，调查性报道所需要做的只需对事实多元、多角度地呈现，尽量避免一些强制性的观点灌输，还观众以“二次思考”的权利，由观众自己去读解“含意”得出结论。

比如《拍卖风波》，究竟是出租车司机所认为“由政府的系列违规行为导致”，还是政府所自辩的是“市场经济的代价”？真相由观众自己来推导，记者需要做的只是呈现、再呈现;再如《双城的创伤》，没有了记者先入为主的观点束缚，于是，真相便存在各种合理的读解:或者是成人与孩子的心灵沟通出现危机，或者是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教育被忽视，或者是学校教育体制的陈旧……当然，有些不言而喻的“推论”是事实本质深入发掘所必需的，调查过程中此类基本的、表层的“显性观点”没必要刻意“屏蔽”。

情景·参与
电视独具魅力的“情景”再现功能，以“过程”推进“故事化”发展，记者公正、冷静的介入姿态，以及符合受众本能化情感认同的激情介入，从而以敏锐的观察眼光和凌厉的调查手法，将真相的横截面一步一步展现在观众面前，而且记者在调查“段落”间与观众实时“对话”，如同办案之于福尔摩斯的角色——对调查的进展状况进行“阶段性总结”，就线索之间的破绽与矛盾提出疑问，而观众无疑扮演了华生医生的角色。

调查性报道这种真切的现场感（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现场情景，以及因记者的调查而活跃起来的现场情景）和“对话机制”，又体现出其极具魅力的文体特色。

从传播学而言，感知的同步，“情景”的记录，使传者和受者之间的距离愈加缩小，从而实现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共同感受”和“视角缝合”，达到“共鸣”与“共识”，引发受众的行为参与和思想参与——积极、主动的思考、关注和认同，进而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从认知心理学而言，通过生动而真切的“情景创设”，并建立记者和观众之间实时的“协商会话”（包括节目播出后的短信交流和BBS交流），在观众的“情感参与”和理性思考下，自主地实现价值符号的“意义建构”，而“情景创设”、“协商会话”、“情感参与”、“意义建构”正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

比如《农民自杀调查》，跌宕起伏的悬念冲突，一波三折的故事张力，身临其境的情感体验，观众已完全被编织进这一“现实的情景”之中，跟随记者杨春共同感受大山的厚重、坐车的颠簸、爬山的艰辛、自杀的无奈、内幕的发指。

责任·生存
现代调查性报道的创始人普利策认为，新闻调查报道中最难的是既要保持报道的吸引力，又要使它受到精
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

在如今娱乐风潮的普遍席卷下，吸引力被唯一对象化为收视率。

在央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指引下，收视率也成为栏目生存的第一指标。

《新闻调查》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压力：新闻频道产品和竞争对手的多元化导致新闻资源竞争的白热化，《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坦言“《经济半小时》等栏目首先成为直接的选题杀手”；22：35的播出时段也受到“末尾淘汰制”的残酷挑战。

对于收视率，我们在鄙视的同时又不得不去重视，那《新闻调查》收视率如何保证？《新闻调查》的收视率不同于娱乐性节目，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确定性的对象”，他们不同于那些仅仅是追求娱乐性的“亚文化消费群体”，这一群体的特点决定了收视率和符号价值传播之间是有桥梁的，并非完全此消彼长而呈现出对抗与抵触。

所谓的桥梁便是在履行媒体使命、坚持媒体品格的根本立场下，通过将节目做得更专业，更纯粹，更深刻，更好看，从而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

笔者认为，调查性报道的本质属性不完全等同于斯大林时代的新闻媒介“工具”论，也不完全等同于市场经济诱发的媒介“公司”论，而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传达社会真相的社会公器，在恪守这种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力求坚持形式的纯粹、风格的纯粹。

第一，做中国真正的调查性报道，避免媚俗和猎奇倾向，建立栏目自身生存的“形象识别标志”。

像以前《艾滋病人小路》、《家有聋儿》等节目，仅仅是纯粹、感人的记录，虽然表现了《新闻调查》对人和人性的关爱，但这还是调查性报道吗？我们自己的特色究竟体现在哪里？或许这类题材更适合于做成纪录片；还有像《大国的握手》、《保卫荆江》、《回首中英谈判》，这些备忘录题材，或许更适合于做成政论片、专题片。

第二，防止题材阐释上的范围扩大化，避免主题意义的人为提升。

明明是个别的、局部的新闻事件，却为了突出其严重性、普遍性，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疑。

第三，文体叙述而言，在尊重新闻事实的前提下，为了让节目更“好看”，也存在一个叙述策略和叙述技巧的问题——无疑，一个符合观众认知心理的叙述过程更有利于观众的接受。

在故事化的文本结构下，强化冲突，构筑引人入胜的悬念或未确定信息提供等因素，在节目适当时机安插“兴奋点”，并及时调整“钩釉 怼敝小肮匙印钡牧Χ龋 乐构壑诹魇В 缑拦 ?0分钟》制片人唐·休依特所强调的要像包装好莱坞小说一样包装故事。

第四，调查手段、事实呈现多样化。

置身现场、正面采访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信息发掘途径，同时为保证材料的详实、可靠，也可采取间接调查手法，如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等形式；材料呈现应多提供必要的文件、法规、图表、数据、照片，在对照、比较、分析中增强说服力；根据具体节目的特点，采取必要的辅助手段实现“事件回放”，比如《繁峙矿难内幕》中，运用计算机动画技术生动地再现了矿井爆炸过程及作案路线。

第五，为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效果，追求终端播出的多样化。

单一的电视平台播出，再加上相对“寂寞”的首播时段，无疑限制了其受众接受范围。

将备受社会关注、揭示社会热点和疑点的节目转化为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介的“播出格式”，并通过有效的回馈机制尽量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集体参与”，进而实现传播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①陈立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新闻记者》[J].1999-9
②余奇敏“从《新闻调查》看我国电视新闻传播观念”，《声屏世界》[J].1998-5
③张勤著《电视新闻》[M].台湾三民书局印行.P27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程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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