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盐税文化的嬗变

泰州盐税文化的嬗变

古泰州地域濒临黄海，远在北宋年间，先民们就在这里从事烧制海盐的活动。当时泰州城区以其优越特殊的地理条件（里下河地带的水道咽喉）成了海盐运输的集散地。州城北水关外就有稻河（运粮河）、草河（远草河）和卤汀河（运盐河）与连接城内的中市河的一圈宽阔的围城相通。

据考，这些盐业经营者，几乎没有一个是泰州城区的当地人，大多为海下人（即今海安、东台往东的大丰、安丰、草堰、刘庄、伍佑以及盐城、阜宁一带专门从事烧制海盐的住户），明代著名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和元末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就是这样的典型。

食盐为人们日常生活之必需，盐税乃国家重要税源，历代封建王朝无不重视盐业的生产和营销。古代《盐法》规定：“凡私自煮盐、贩运盐、买卖食盐者，构成私盐罪。”至汉代武帝，始立《榷盐法》（政府垄断食盐的烧制与营销）。唐代中后期，改为“民制官收”，并规定：“盗卖一石者，即处死刑。”五代因袭唐法。宋元两代实行“盐引制”，元代规定：“伪造盐引者斩。”。明代续沿元制，对私盐定罪尤重，洪武初制《盐引条例》，对年轻实行专卖政策，将大部利益转向朝廷与权贵，其裨是权贵与盐商争利。此后，朱姓王室宗族仗势欺压盐商，从而扼制束缚了盐业的发展，引发了盐民与盐商，盐民与权贵之间的抗争。到了清代顺治、康熙两朝为充裕国库，除弊兴利，曾一度采取发展盐业的措施：号召泰州城区的殷实富户投资盐业，鼓励海下盐商进城建造住所并从事其他行业。清政府为强化泰州域内的盐政管理，特在扬州府设置钞关，专司收缴盐税资金；后由两江总督林则徐在泰州南门城外滕家坝竖立税碑，永禁越坝逃税；又派“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高风翰坐镇泰州办理盐税事务。至此，泰州便成了黄海沿线盐商们贩运营销的大本营。盐业的繁荣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泰州古城的迅速崛起和工商贸易的兴旺发达。泰州盐商为巩固社会地位，还专门砌建了盐宗庙，成立了“盐业公所”（以协调行业内部与外部关系，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要有甚者还筑建了专姓祠堂。这些都标志着其时的泰州盐商已羽翼丰满，并逐渐成为这座城市进而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泰州盐商的发迹，大约在清乾嘉年间，这些人发财之后又大都迁往府地（即扬州城内），去享受安闲舒适、附庸风雅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迁往扬州安居乐业的盐商们，当年曾趁乾隆下江南巡幸之机，捐输过巨额资财，建造了五亭桥、小白塔及帝王行宫，以求皇帝之欢心。乾隆在扬州时，曾对他们或予召见，或予赐宴，或予赏物，或予封爵，以示恩宠、体恤。乾隆六下江南，泰州籍盐商政治地位提升，与清朝廷的关系微妙，从而使之财势通天，致使扬、泰两地的历任官吏，也不得不仰承鼻息，礼让三先。

盐商们原是暴发起来的剥削者，他们的日常生活多关奢侈糜烂，其子弟更是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挥金如土，为所欲为。败坏了社会风气，为乡人所不齿。在城里，暴富的盐商们因自惭于思想狭隘，文化浅陋，行为鄙俗，素质低下，同时更是为了改变自身的社会形象，争取公众舆论，乃不惜资财赞助社会公益，参与修桥铺路，兴学济贫，施茶放粥，捐资建设。其销具远识者，则逐步附庸风雅，结识知识阶层，管束教导子弟读书致仕，向文化靠拢，以期光宗耀祖，尽显门庭。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人文现象和社会环境中，出现了“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饭后听评话，入夜赏闲戏”，鱼汤面，拌干丝，坐茶馆，进澡堂，听说书，看演戏等叠加起来的泰州一带的“盐税税文化”（亦即安居乐业一闲适文化）。盐税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现象。盐商们发家后，往往仿效当地的文士，净相建造各自的私家园邸，别墅宅地。清朝初年，除西迁扬州者外，留在泰州的盐商，都不得建造了各自的园邸，为其嬉戏、宴饮的场所和招揽结纳四方名士之佳处，从而也招引来各地名家、富贾，或留寓泰州，或移居泰州，这些人也在盐商们的簇拥下，与本地的文人们诗酒酬唱，切磋弦歌画赋，以文以乐交朋，以书以画会友，营造了浓郁的文化交流氛围，活跃了泰州的艺苑文坛，从而促成了独特的泰州盐税文化在清代中叶进入鼎盛时

期。

泰州历史上的盐税文化

“自古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

两淮盐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淮盐，顾名思义以淮河为界，淮河南为淮南盐，淮河北为淮北盐。在我国数千年产盐历史中两淮地区是主要的产盐区。明、清时期，淮盐以色白、粒细、质量上乘作为贡盐，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泰州是一个有着两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城市，是江苏省五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上泰州一直是淮南盐的主要产地，是一个盐业生产历史悠久、盐税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公元前514年，由吴王阖闾、春申、已濞连续不断地在江苏沿海开始“东煮海水为盐”。又在《吴王濞列传》中记载，2200年前，吴王刘濞为了他强国和谋反的目的，在前面几代君王煮海水为盐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六合治山和泰州沿海的淮南地区开发山海矿藏。为了尽快扩大淮盐生产力和拓展销售渠道，吴王濞下令开挖邗沟支道，由扬州朱萸湾东通海陵仓至泰州蟠溪（今如皋市陈汤家湾），专事运盐。

据了解，汉代长江开阔的喇叭口，在泰州与江都的分界线罡杨镇罡门一带，其地距叶甸仓场庄“古海陵仓遗址”直线距离不足十公里。据推测，江海会祠极有可能就建在其地的某处。江海会祠是海盐生产和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一处标志性建筑。

汉代这里滨江临海广阔的海滩，生长大量的芦苇柴草可资煮盐，故为临海煮盐的最佳地点。《太平御览》卷169引《南兖州记》“南兖州地有盐亭百二十三所”，说明当时此地的煮盐业比较发达。吴王濞在此大量屯集的食盐，是为了尽快输往不产盐的地区，以此牟取暴利。

扬州东门外通往泰州的古邗沟旁，曾建有一座财神庙，庙里供奉的不是财神，而是两位与淮盐历史和扬州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吴王———春秋时的吴王夫差和汉代吴王刘濞。这两人对扬州的历史和淮盐的开发有特殊贡献，他们的结局都不光彩，因此不好公开祭祀，只好以财神庙的名义立祠，并将庙门一反常态，朝北而开。

二

唐代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中心东移，大批人口南迁，吴越地区人口逐渐繁密起来。江苏海岸线南北长954公里，占全国大陆1.8万公里海岸线的5.3％，但沿海滩涂资源却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且主要分布在当时泰州辖区的淮南沿海地带。泰州淮南大盐场当时作为全国最大的海盐生产地区，兼岁入财政银两最多的优势，再次步入快速成长的阶段。唐乾元元年（758年）和唐宝应元年（762年）第五琦和刘晏曾分别在海陵设盐监。取之不尽的滩涂资源，悠久和成熟的“煮海”技术，很快使泰州地区作为全国最大海盐生产地区的优势凸现出来。泰州“淮南大盐场”盐产量，已位居全国十大盐监之首。据市博物馆收藏的南唐“泰州筑子城碑”碑文记载：光数百载之镃基；地利显分，富一千里之黔庶。咸鹾赡溢，职赋殷繁，可谓水陆要津，咽喉剧郡，以兹升建。宋代的官收盐利，在中央财政税收中占据主要地位。据《两宋财政史》统计，当时全国盐利最高额为3113万贯，北宋末年两淮盐利收入在1500万至2405万贯之间。两宋期间苛急的盐法使淮盐生产畸形发展，盐产量占全宋盐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泰州大盐场地处两淮的中心地带，并占据了淮盐产量的一半以上。 2001年，泰州市有关部门在税东街与海陵路交叉路口建起“古税务街”牌坊，其右侧的楹联为“溯唐宋赋源，盐税曾居天下半。”说明了古泰州大盐场当年无比辉煌的历史。明代盐业生产上承元制，两淮盐场29个，其主要产量仍集中在泰州沿海地区的淮南中十场。据明史《食货志》统计，当时全国七大盐产区，洪武时产盐95万大引，两淮占36.8％；弘治时产盐178万小引（大引每包400斤，小引每包200斤），两淮占39.5％。两淮共上缴盐税60万两白银，占全国盐税收入95.4万两的62.9％，其中淮南泰州大盐场占据了半壁江山。延续至清代中期，泰州盐业生产仍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据《两淮盐法志》记载，嘉庆七年至宣统三年110年间的四次统计，两淮共产盐84.6万吨，其中泰州中十场产盐49.7万吨，占两淮总产量的58％。又据江苏省盐业志统计，光绪十七年两淮各盐场课岁白银8.4万两。其中海州分司、通州分司和泰州分司分别占14％、24.5％和61.4％。毋庸置疑，古代泰州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海盐生产历史，在我国盐业生产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