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赏外国名著

想要赏析外国文学名著，首先要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和诗人。他的作品是人文主义文学的最杰出代表，对后代作家的影响颇为深远，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莎士比亚是英国人。幼年家境不错，在当地接受基础教育，接触过戏剧并产生了兴趣。后来因家道中落而被迫辍学。曾去伦敦谋生，当过剧院的打杂工、演员和编剧等。正是莎士比亚的坎坷人生经历给了他日后写作丰富的灵感和思考。《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部悲剧，它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人物。他是王子，按照传统，是王权的当然继承者。但是，他的美好前途被颠倒了的时代颠倒了。戏一开头，作者就展现了一幅丑恶的社会画面：国家发生宫廷政变，国王被害，阴谋家窃取了王位；王后改嫁；满朝臣子趋炎附势等等。世界仿佛到了末日。于是这个王子喊出了“时代整个儿脱节了”的吼声。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这是“时代的灵魂”本身在呼喊。哈姆雷特本是个正直、乐观、有理想的青年，在正常的环境下，他可以成为一位贤明君主；但是现实的社会迫使他不得不装疯卖傻，进行复仇。他是英国那个特定的动荡不安时代的产物。在《哈姆雷特》这部戏剧中，处处可以看出作者着意把自己心目中的典型人物塑造成一个英雄形象的匠心：哈姆雷特很有心计，在敌强我弱的恶劣情况下，他敢于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他击破了奸王设下的—个个圈套：先是戳穿了波洛涅斯和罗森克兰等人进行刺探和监视的把戏；又使王后发现天良；接着采用“调包计”除掉了奸王的两个走卒，把奸王“借刀杀人”的阴谋击

得粉碎；最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双重陷阱——毒剑和毒酒还给了奸王。在每一回合的斗争中，哈姆雷特都显得形象高大。所以有评论说，《哈姆雷特》是一出“巨人型”的悲剧，此话不无道理。作者能成功塑造出哈姆雷特这一人物形象于作者的人生经历十分不开的。

还有，赏析外国名著还需了解时代背景1830年28岁的维克多·雨果开始奋笔疾书他的“命运三部曲”之一《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威严赫赫，以其不朽的智慧，在它存在迄今八百多年中，默默注视着滚滚河水、芸芸众生，曾经是多少人间悲剧、人间喜剧的见证！在雨果的这部小说中，它仿佛有了生命的气息，庇护爱斯美腊达，证实克洛德的罪行，悲叹众路好汉尝试打击黑暗统治而英勇献身的壮举，惊赞卡席莫多这“渺不足道的微粒尘芥”把一切豺狼虎豹、一切刽子手踩在脚下的侠义行为；它甚至与卡席莫多合为一体，既是这畸形人灵魂的主宰，又是他那怪异躯壳的依托。在雨果的生花妙笔下，它活了起来，同时也以它所铭刻、记述并威武演出的命运交响曲增添了伟大作家的光辉。美丽的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建筑艺术的珍品。雨果早在少年时代就对建筑艺术——尤其是哥特建筑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及至青年时代，他至少进行了三年的准备，熟悉中世纪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屡次亲身钻进圣母院的旮旮旯旯，同时广泛阅读有关资料，掌握了法国人引以为荣的这座建筑物所有的奥秘，便于1830年7月着手写稿。他假托在那两座巍峨高耸的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中世纪人物手刻的希腊词：命运！说是这个支配人

类的命运，事实上支配那愚昧时代一切人的黑暗之力亦即魔鬼，它无所不在的宿命寓意深深打动了作者。确实，《巴黎圣母院》这本书就是为了叙说“命运”一语而写作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雨果寻求的是命运的真实内涵。无论是克洛德，还是卡席莫多，他们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人，他们内心的分裂、冲突，反映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神权与人权、愚昧与求知之间，庞大沉重的黑暗制度与挣扎着的脆弱个人之间的分裂、冲突，终于导致悲剧中一切人物统统死光的惨烈结局。我们在这部巨著中看见的命运，就是在特定环境即中世纪的法国首都，愚昧迷信、野蛮统治猖獗的那个社会之中，发挥其横扫一切的威力。《巴黎圣母院》作为一部浪漫主义代表作，正是由于作者力求符合自然原貌，刻画中世纪的法国社会真实生活，以卓越的手法和浪漫的形式，依据动人的情节发展，凝聚、精炼在这部名著中而呈现出它们的生动面貌和丰富蕴涵，赢得了继《艾那尼》之后浪漫主义打破古典主义死板桎梏的又一胜利。这是一部愤怒而悲壮的命运交响曲！可以说，《巴黎圣母院》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社会的产物

此外，还可以从作品独有的艺术特色上对作品进行赏析如《荷马史诗》采用六音步诗行，不用尾韵，但节奏感很强。这种诗体显然是为朗诵或歌吟而创造出来的，在歌吟时，大概还

弹着琴来加强其节奏效果。由于这种叙事长诗是由艺人说唱，因此常常重复不少惯用的词句，甚至整段重复，一字不改。有时有些形容词的重复使用，只是为了音节上的需要，并不一对本文意思有多少加强。而许多重复词句的一再出现，象交响乐里一再出现的旋律，又能给人

一种更深的美的感受。这大概、是由于古代的某些艺术手法虽然比较简陋，但有经验的说故事的诗人运用技巧非常纯熟，所以才能产生这种成功的效果。使用比喻来加强气氛，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也是荷马史诗里一个突出的艺术手法。此外荷马史诗还善于用简洁的手法描写，用寥寥数语，表达出很深的感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每部都长达万行以上；《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奥德赛》共有12，110行，两部都分成24卷。这两部史诗开始时只是根据古代传说编的口头文学，靠着乐师的背诵流传下来的零散篇章，荷马如有其人，大概就是最后把这两部史诗初步定型的职业乐师。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这两部史诗还没有写下来的定本。根据罗马著名散文家西塞罗所说，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当时雅典执政者庇士特拉妥的领导下，学者们曾编订过荷马史诗；古代也有其他学者认为这是他的儿子希帕尔科斯执政时的事。而从公元前5世纪起，每逢雅典4年庆祝一次的重要节日，都有朗诵荷马史诗的文艺节目。从这制度实行之后，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只是当时朗诵史诗的艺人，或根据自己的“话本”，或凭记忆，有时在文字上和行数上可能有些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史诗的若干抄本在某些地方有些繁简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关于荷马究竟有无其人，两部史诗是否都是同一位诗人的作品，近两百年来一直是西方研究荷马的学者热烈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两部史诗在内容描写上有些不同，好像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的作品，也有人认为两部史诗文字风格上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现在多数西方学者认为这两部史诗是荷马的作品，荷马还是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