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时期的办报模式

《申报》、《新闻报》鼎盛时期的办报模式

陈兮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申报》、《新闻报》是全国齐名的两大民营报纸。两报均属商业报,也经历了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都是在外报垄断中国报坛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之后两报先后收归国人所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报都被迫沦为汉奸报。抗战结束,两报又均为国民党接收。1949年5月,两报相继停办。二者都曾经历了各自的鼎盛时期。《新闻报》在美国人福开森主持期间(1899~1929年)进入全盛阶段,《申报》在史量才主持期间(1912~1934年)步入辉煌。本文主要从两报鼎盛时期的差异化办报策略着眼,来探讨它们各自取得成功的不同办报模式。

办报理念:重义轻利与重利轻义

《申报》和《新闻报》是旧中国上海的两份著名商业报纸,它们在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即“商品性”与“社会公器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时态度明显不同。笔者发现,虽然《申报》和《新闻报》初创时期都表现为“重利轻义”,但两报在进入各自的全盛时期后出现不同的走向,《申报》趋向“重义轻利”、《新闻报》继续“重利轻义”的思路,甚至走得更远。这与《申报》属于文人办报,而《新闻报》属于商人、政客办报有着很大的关系。

鼎盛时期的《申报》由史量才主持。史量才是秀才出身,作为文人,史量才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但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办学见效缓慢,报纸则是当时最迅速最广泛反映国情民意的强有力的救国工具。史量才怀抱“实业救国”和“新闻救国”的梦想,《申报》成了他实现救国梦的重要依托。《申报》在史量才眼里不仅是实业机构,更是文人论政的机构。他常说:“‘申报’这两个字,印在报纸上,在别人的眼中看上去是黑的,在我的眼中看上去却是红的。”

①其呕心沥血、百折不挠、苦心经营可见一斑。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史量才的抗日倾向日益明显,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日益不满。加上受到黄炎培、陶行知等一批爱国人士的影响,史量才的政治态度由保守转向激进,对《申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主张国民党改变军事“剿共”政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停止训政,实行宪政”。《申报》后来更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主阵地。

史量才除办报之外,还兼办其他实业,先后创办了中南银行、民生纱厂等。但他办实业并非只为盈利,而是“循义求利”。从1932年起,他还创办了图书馆、补习学校、新闻函授学校、申报服务部等一系列与《申报》一脉相承的文化事业。这些都可看作是史量才作为文人办报“重义轻利”的体现。史量才曾自剖心迹:“我惨淡经营《申报》多年,非为私,而是为社会国家树一较有权威之历史言论机关,孳孳为社会谋福利,尽国民之天职。”②

《新闻报》的鼎盛时期是福开森主持时期。1899年福开森买下《新闻报》并自任董事长兼监督。福开森虽是《新闻报》的老板,但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企业界的真实情况,毕竟有些隔膜,因而很少过问报务,而是委托总经理汪汉溪全权管理,自己更多时候是以政客、教育家、慈善家的身份出现。福开森自始至终并未把办报当成一种事业,《新闻报》可以说是他在中国牟取巨额利润、抬高自身政治地位的筹码。1928年北洋政府彻底垮台,福开森失去了靠山,鉴于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日益高涨,国民政府对上海新闻界的控制加强,福开森误以为私营报业再无前途,遂于1929年作出股权转让的举动。而《新闻报》的实际主持者汪汉溪是个买办,曾任南洋公学庶务,因“调度得宜,勤勉不苟”、“诚正可靠”③,深得福开森信任,后被任命为《新闻报》总经理。为报答福开森的知遇之恩,汪汉溪秉承福开森意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人,汪汉溪在办报上讲的是地道的生意经,“商人专从经济上打算……只把报纸当商业来做”④。“以营利为中心”是汪汉溪办报的第一目的,所以在办报过程中更大程度上体现为“重利轻义”。

报道内容:偏重时政与侧重经济

在报道内容方面,《申报》偏重时政,而《新闻报》则侧重经济。两报在报道内容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内容同质化竞争,使它们各自有了巨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申报》是综合性大报,主要侧重于时事政治性新闻。史量才把时政新闻报道视为激烈竞争中出奇制胜的法宝之一。为此,他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新闻网,聘请当时的一流记者常驻各大城市或重要商埠,甚至在国外如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大都市也聘请了专职或兼职通讯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信息网络,大量采用电讯。《申报》为与各报竞争政治新闻,1914年聘请著名记者“报界之奇才”黄远生为驻北京特派员,在《申报》上开辟北京通讯,深受读者欢迎。1916年又聘全国知名记者邵飘萍为驻北京特派员,《申报》为了突出政治新闻,特将邵氏的“北京来电”登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并称它为“北京特别通讯”,表示与众不同。邵氏的“北京来电”不仅内容丰富、文字生动,而且大半是揭露北洋军阀的丑行,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每天早晨《申报》一出,即万人争购,以先睹邵氏通讯为快。

而《新闻报》的编采业务明显体现为轻“政”重“商”。《新闻报》也曾重视政治新闻报道,但竞争力不敌《申报》。针对当时上海报纸多侧重于时事政治性新闻情况,汪汉溪决定另辟蹊径,以经济新闻为主,突出报道经济金融界的消息。因为当时上海的经济发展虽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在这个经济繁华的大都市里,却没有一份以刊登经济新闻为主的报纸。为此,汪汉溪提出了“在商言商”的著名办报口号。汪汉溪曾说:“上海人口以从事工商者为最多,我们办报,首先应当适应工商界的需要。”⑤

在以经济新闻为中心的理念支配下,《新闻报》的经济新闻报道信息量大,涵盖面广,种类齐全。1921年,《新闻报》最早开辟《经济新闻》专栏,逐日介绍商场动态,发表商业行情,经济信息十分灵通,逐步为工商界读者所重视。1922年又增辟《经济新闻》专版,用重金(月薪接近总编辑)聘请著名经济学专家徐沧水、朱羲龙等主持其事。《新闻报》对专版刻意经营,开辟了《评论》、《市况提要》、《金融市场》、《汇兑市场》、《证券市场》、《纱花市场》、《上海商情》、《经济事情》、《统计图表》等专栏。此外,每天都有《市价一览》,详细提供物价信息。报社不惜费用、不遗余力地把各处商货行情详细登载,经济新闻和市场行情占报纸两版以上。这个专版,不仅介绍上海市场信息,还介绍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动态。有时还请经济学专家对商情和市场变化进行分析,并从理论上加以阐发,这对从事实际商业经营的人特别有帮助。由于《新闻报》报道经济新闻及商业行情准确、迅速,在工商界及市民中拥有了广大的读者。上海的许多商店都订阅《新闻报》,把《新闻报》摆放在柜台上,所以该报又有“柜台报”之称。正是“经济新闻”这张“王牌”才使《新闻报》不仅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而且后来居上,力压群雄,与老牌大报《申报》并驾齐驱。所以,有学者评价:“以商为主,兼顾其他,是《新闻报》成功的办法之一。”⑥“《新闻报》成为全国第一大报,‘经济新闻’立下了汗马功劳。”⑦

品格趣味:高雅与低俗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民营大报,《新闻报》和《申报》在品格趣味上,体现出高下之分。《申报》格调高雅,《新闻报》却略显低俗。

《申报》将知识分子与教育界作为主要传播对象,定位“高端”读者,走的是“小众化”路线。史量才认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可以说,《申报》贯穿了史量才“新闻救国”的梦想,报纸内容进步、革命,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21年世界报界泰斗北岩爵士来到申报馆参观访问,曾称赞《申报》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