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近代买办(历史论文)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买办
[摘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而且曾扮演过很显眼的角色。

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买办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华进行经济活动的桥梁，但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也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的变动，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买办；经济近代化；社会关系
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老资格的角色，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他们的活动历久不衰，不象洋务运动到十九世纪末叶已近尾声；也不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仅仅是昙花一现。

甚至到大陆解放后，买办出身的人，在台湾还身居高位[1]——他们的存在和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活动的踪迹。

在中国近代历次重大的政治事变中，他们也曾扮演重要角色。

依托于外国强大的侵略势力，他们的触角既伸向地主、豪门和权贵，也伸向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活动空间是很广的。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他们曾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桥梁。

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卵翼下产生的，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一定的反动性。

但我认为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生存的土壤，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它并不是反动透顶，不能将其一棍子打死。

应该说，买办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主义的坚冰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一道瓦解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结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其社会影响不容忽视。

一
外国资本主义为了强迫输入鸦片，进行经济侵略，不惜以大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

外国侵略者虽然暂时取得了军事胜利，但爱国的中国人民是不甘心的，他们要抵抗，要斗争。

外国侵略者要想利用已取得的军事胜利顺利地进行经济掠夺，首先，必须缓和中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

因此他们不能不在中国人中，物色和收买一小撮渣滓为他们服务。

这些人是最早被引诱了与外国商人接触并在中外商人之间担任中介的角色，这就是最早时期的买办。

[2]
“买办”[3]一词，在明代系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

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称那些原来在广州商馆中担任包办驳运、伙食、经管银钱出纳和杂务上午办事人员为“comprador”。

“comprador”一词系由葡萄牙文“comprar”转化而来，即采买的意思，“comprador”就是采买者。

当时中国人把这种为外国服务的采办员或管事称做“买办”。

这就是“买办”一词的来源。

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取消了，“买办”的概念已经有了发展，他不再是葡萄牙人
所谓“采买者”；也不是中国人所谓公家“买办员”，[2]而是充当外国公司、行员、银行、工厂读华经理或专门推销外国商品的经销人。

如鸦片的经销商，军火商等。

早期买办的活动，主要在经济方面。

他们和外国资本家在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关系，既是雇佣的，又是相对独立的。

根据契约规定，实现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

买办对外商企业担任探听经济情报，招揽业务等任务，同时还可以独立经营自己的企业，从中获取薪金、佣金和可观的利润。

随之成为极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奴才的通称。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于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评价一直很低。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严中平先生所指的那样，买办“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指使和庇护下，发挥为外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作用；通过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方式，以积累自己的资本。

”[4]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两面性，买办的出现有其反动的一面，因这不是该论文的重点，同时史学界的相关论述也较多，在此不作重复。

在肯定反动性时，也不能忽视它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大作用。

二
从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自身来讲，由于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在社会内部又存在着大量的封建主义因素，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结构，重农抑商的思想传统，以及政治的腐败，严重阻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且使国家财政陷入崩溃的境地，没有独立进行早期近代化的经济实力。

虽然洋务运动拨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琴弦，维新运动点燃了民主运动的火花，清末新政开始了传统社会体制的松动，但实际上，中国在资金、技术上要依靠外资的管理经验，这样买办就成了洋人与政府之间的媒介。

[5]
买办不仅是洋行的雇佣，同时又是自营生意的商人或工矿企业的拥有者；不仅是商品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货主；不仅赚取薪金和佣金，同时还赚取大大超过两者的商业或工业利润。

他们拥有一般商人或资本家所没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们既为洋行控制中国市场输入商品，掠夺原料，输入资本尽忠效力，同时又与各通商口岸的工商企业、钱庄、票号以及内地的行商坐贾结成巧妙的联盟和购销网络。

[6]许多买办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步步加深的同时，利用种种特权和便利的条件，实施滚动发展并获利颇丰，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

第一，对近代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近代商业是以外国资本主义产业为基础，并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而发展起来的。

二十世纪初，上海百货行业营业额的90%以上是舶来的洋货，[7]而对外贸易是买办的本业，无论是洋行雇员，掮客、还是代理商，他们都是对外贸易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活动直接影响了中西贸易的发展。

此外，买办大都由商人转化而来的，受聘为买办后，还继续经营原有的栈号，并常利用
职业上的方便扩展自营商业，有的还增设新的字号。

如顾富昌、杨信之、关少卿、沈联芳、陈熙元、朱葆元、杨坊等担任买办后，都继续经营自己的丝栈，丝号和茶栈。

许春荣任买办后也极力拓展自营的大丰洋布业务，十九世纪已发展成为上海最大的洋布店。

买办自设行号经营的商业对外国洋行虽有依赖性，但不是洋行的附属机构，经营基本保持独立，进销交易自行决定，理应属于新兴的民族商业，[7]它也是在买办的作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买办还利用他们身处洋行的有利条件，通过同乡组织帮助同乡人从事进出口业。

朱葆三任买办后，也是“乞剡荐，通有无者，日踵于门”，他都全力赞助，被宁波帮推为“领袖”，[7]还不惜重金为同乡亲友作担保买办和从事其他商业，被上海工商界称为“上海道台”。

这不仅促进了上海外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世界进出口贸易。

第二，买办势力的兴起，有力的推动了商帮的近代化，使之迅速由旧式商帮转化为新兴经济力量。

买办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外国资本主义的中国人，他们不仅熟悉西方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与外国建立了广泛繁荣商业和人事联系，同时在为外国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开拓市场的经验和知识，特别是他们在近代中国最先认识到经营近代企业的利益和前途，而买办的职务又使他们具备了经营新式企业所需的资金能力和社会联系，从而推进了商帮的传统优势行业的近代化转型。

如钱庄业：一、钱从人员成为买办，使钱庄与买办，并通过买办与洋行及近代工商业密切联系起来；二、买办投资于钱庄。

陈春润在1888年与瑾县颜料巨商王磬泉设立永丰钱庄后又独资或与人合资设立兆丰、寿丰等带“丰”字的连号钱庄11家；
[7]三、买办沟通了钱庄与资本主义银行的关系。

一方面，钱业人员出任外资银行买办；另外一方面，买办开创了外资银行向钱庄放款的拆票制度，其开创者即为汇丰银行买办余姚人王槐山，以后各外资银行，继起效法，“遂成为习惯”。

[8]这一制度又使买办和银行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买办的推动下，商帮企业家都纷纷涉足近代工商业、航运业和金融业，从而使商帮更具生存和发展能力，在竞争激烈的近代中国得以经久不衰，并迅速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兴经济力量。

拥有众多的买办，是近代商帮具有很强大的人才优势。

不仅为商帮培养了一大批精通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务，并有广泛社会关系的新式商人，而且由于买办的中介和桥梁作用，买办纷纷涉足对外经济活动，从而与外商建立了密切的商业和人事联系。

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常领风气之先，对新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善于审时度势，勇于开拓创新；“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不墨守成规，而能灵机应变。

”[9]使商帮由旧式商帮迅速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外向型企业家群体，这无疑是商帮进入近代并迅速崛起的重要条件。

第三，促进了工业的近代化。

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商品市场的出现，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和货币财富的积累。

[6]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掠夺，“中国早期工业化往往面临着一个不发达经济或前现代化经济的典型问题——即因为资金相对不足和借贷成本昂贵，为长期投资筹集资金困难重重。

”在货币财富中，买办资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买办比地主、商人更早地转化为民族资本家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一、他们在较短的时期内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成为近代中国的“爆发户”，[10]
拥有创办民族工商企业的资金；二、买办是外国工商企业的雇员或代理人，他们对近代先进的工企业管理体系、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也比较熟悉，已经初步具有经营近代企业的能力、方法和社会联系；三、他们熟悉洋行工企业“利市百倍”的内情和营销策略，期盼独立经营以获得更大的利润。

[6]在商品市场已经出现的情况下，部分买办便将自己积累的资本投入到民族工企业中。

初期，洋务派官僚在一些企业中开始招商股。

首先投资的买办为数甚多；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买办势力也开始独自或与民族资本家合资兴办工企业。

如怡和洋行与上海电器电车有限公司买办祝大椿曾在上海独自创办了源昌机器碾米厂，源昌机器缫丝厂，共计资金100万元以上，以后又与他人合办了华兴机器面粉公司，公益机器纺织公司，怡和机器皮毛打包公司等，在这些企业中他的资本占了一半计101万元，合计他在上海一地的工业企业投资额就达两百万元以上。

[6]据美国学者郝延平的估计，1872—1893年间买办为中国拥有的轮船公司提供了54.5%的资金，[11]为中国近代煤矿提供了62.7%的资金，在1890—1910年间买办为全国27家棉纺业提供23.23%的资金，在1883—1913年间买办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了27.68%的资金。

[11]买办不仅在数量上，投资的规模上极力厕身于近代工商企业，而且获利颇丰。

这样，就有相当数量的买办资本投入到民族工企业之中转化为民族资本。

它一定意义上加强了民族资本的竞争力，虽系略分洋商之利，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削弱作用。

三
买办最早投资于民族工业，是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和推动者，开创了一代先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此，他们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840年鸦片战争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素虽有所发展，但没有对传统的经济结构产生质的突破。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不仅将中国强行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且使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面临严峻的考验，开始突破原有的框架，艰难地步入现代化的行列，袭击了中国人强烈追求的欲望。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运动都是全民族的运动，需要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领导阶层，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精英和各种利益集团，人民群众三个层次在思想行动上充分协调，一致行动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但从1840年之后，中国主权逐渐丧失，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清朝政府只是忙于与列强周旋，根本就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而这一运动的开创者就要首推工商界的买办。

（以上已论述）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步伐的大小，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的组织着和领导者。

他们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有重大影响。

（1）买办的兴起给商人阶层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促使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具有现代精神的精英集团的形成，尤其是工商实业界。

以1919年在华外商
8015家为标准计算，平均每家先后雇佣正副买办5人计，则执任买办的人数总数已达4万人，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12]买办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成为地主以下一个最富有的社会阶层。

（2）最先投资近代工业企业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河，为其他社会阶层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投资带动了国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有利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3）为传统的行会成员结构加入了新鲜成分，促使传统行会的结构和功能的资本主义文化，并且出现了与传统行会不同的新行会和行会组织，买办的这种影响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

一是大量的买办加入行会。

唐景星在1863-1872年担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期间与人合伙开设谦慎安老茶栈，并在产地开设了7家茶行，作了大量的生意。

[12]后来又参与发起成立汉口茶业公所，并担任董事。

[12]二是大量的行会成员受雇成为洋行买办，加入买办队伍，使得进行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力量进一步壮大，在中国政府无力推动现代化的条件下，促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蹒跚前进。

上海丝业中，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原为顺泰丝栈主，受聘为洋行买办之后，又开办了三间纶丝厂。

[12]
这样就促使了买办的商人化和商人的买办化，促使了传统行业功能的资本主义化。

虞和平先生认为首先“在组织功能上，由封闭型向开放性转化”；其次“在管理功能上，由封建垄断化向开放化的方向发展，对所属行好经营业务的限制渐趋放松”；再次就是“在导向功能上，逐渐由守旧型向进取型的方向转化”。

[13]]买办虽是外资入侵的伴随之物，但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入侵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中国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

（马克思语）
（4）中国广大农村被广泛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买办的出现，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的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中国资本主义生长的障碍，推动了某些地区经济的繁荣。

马克思曾经说过，依靠武力迫使清政府签定的《南京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影响。

”影响这种出口贸易的巨大障碍的最大原因，“仍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12]中国人不需要的东西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济于事。

同样地，中国的出口贸易也不是简单地用“掠夺”“侵略”就可以概括的。

外商就象不能强迫中国人买东西一样，也不能强迫中国人向他们卖东西。

洋商要买，华商愿卖，才能成交，这才符合经济规律。

[14]
买办在进口贸易中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洋货深入至穷乡僻壤。

老百姓纷纷“卒士从洋”，洋货从洋商手中向买办流动，再经由买办流向万千商栈，由商栈至千家万户，架通了千家万户同洋商联系的桥梁，使农民可以从中获利。

如进口业中的煤油，“光绪以前，人燃灯，注豆油或菜油于盏，引以草心，光莹莹如豆，未几，有火油，灯明亮远胜油灯……于是，上而缙绅之家，下至蓬户瓦牖，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12]此时的老百姓已不再象开埠初期那样，对西洋事物极度恐慎，而是通过比较已初步认识到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进性了。

四
买办是近代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对外开放的产物，所以我们在评价近代买办的历史地位时，不能脱离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妄论其是非功过。

“在历史科学中，专靠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6]应该说买办作为近代中国率先参与资本主义工商活动的中国人，在步履艰难的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中迈出了不可或缺的一步。

尽管他们的活动连接着中华民族的一般屈辱历史，他们的步履经常摇摆，甚至有的堕落为民族的败类，但在推动古老的中国告别封闭，走向开放拥抱近代文明的历史进步中，他们作用不可否认。

[10]发展对外贸易和进入世界市场，既是历史的进步又是一股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如果说外国商人促使中国逐步按西方国家的榜样，走向资本主义化这一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话，而买办则是这种西方国家榜样的移植者，是引起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资本主义化的催化剂。

[14]买办是“能够最迅速最成功地把握历史有利时机的人，他们的活动推动了不同集团之间的相互渗透。

”
[12]
有鉴于此，对买办的看法不能一成不变，也不能简单地以洋人的奴才和帝国主义的帮凶而加以概括的，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史实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摆脱固有的公式和模式化的框架，才不致于按照某种公式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才能正确回答所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上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

”[6]
[注释]
[1]转引自汪熙：《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近代史研究》， 1980年第2期，第171页。

[2]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第89-90页。

[3]买办：现在我们所称的“买办”，实际上不仅是“买”，也具有“卖”的功能，所以在使用的含义上早已
有所发展。

“买办”一词的概念，在我国学术界有两种用法。

第一，狭义用法，在鸦片战争前，只为外国商船采购伙食，用品或为外国商馆管理内部事务，或从事于行商制度所允许的居间买卖的商人；在鸦片战争后，指充当外国公司、行员、银行、工厂的华经理或专门推销外国商品的经销人。

第二，广义用法，泛指为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服务的，或与他们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的中国人，如买办政客，买办文人，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等，本文是在第一种概念的范围内论述的。

[4]言中平：《论述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81-88页。

[5]易继苍：《再探买办兴起的原因》，《贵阳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第3期，第55页。

[6]杨生祥：《对近代中国买办资本的再认识》，《历史教学》，1999年第5期，第11页。

[7]转引自陶水木：《浙江籍买办的崛起及其影响》，《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第27页。

[8]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页。

[9]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22页。

[10]孙姜根：《近代宁波籍买办努力的形成和发展》，《浙江学刊》， 1993年第5期，第117页。

[11]（美）郝延平著，李荣昌译《十五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8年，
第215页。

[12]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 1993年，第45-48页。

[13]转引自[14]
[14]金普森、易继苍：《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14页。

[参考文献]
1：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1984年。

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3：（美）郝延平著，李荣昌译《十五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8年。

4：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