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体研究的演变_特征与方法论问题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

摘要：中国文体研究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它的发展演变，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心理结构、思维方式

与诗性文化，以及文体意识的自觉密不可分。文章还进而探讨了文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文体研究不能静止地停留于研究文献、体制和创作风格，而要在保持我国文体论精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并从“内”与“外”，“常”与“变”，“体”与“用”的多重关系中把握文体的内涵、特征和演变，从而将文体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文体研究；演变特征；方法论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10－0089－08

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大概谁都不会否认文体研究对于文学史建构的意义。的确，如果从文学的本体意义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部文学史其本质上乃是文学语言的不断建构史；或者说主要表现为以文体为中心的演变史。一个时期的文学风貌和基本形态与特征，也主要反映在文体上，从这一角度看，文体往往比它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政治、思想和道德更为不朽。所以，我们的文学史描述和阐释若想有所突破，若想摆脱长期以来的社会学、政治学或道德评判的羁绊，使文学史不再成为社会史、政治史的附庸，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文体的研究。因为文体作为文学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实现文学价值的基本前提和依据。任何文学的研究———不管是体制风格、题材主题、还是语言修辞———都离不开这一前提，都应以对文学的特殊性和内在发展规律的准确把

握为旨归。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体问题开始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目光，并出现了一批文体研究的成果。我们相信，随着文体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成熟，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将会出现新的格局。

一、中国文体研究的演变与特征

文体论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可说是源远流长，内涵十分丰富。关于我国古代的文体，童庆炳先生在其专著《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中曾作过准确的判断：“从文学传统上看，中国是一个十分讲究文体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从长期的文学活动中，以惊人的创造力，创造了数以百计的文学文体。”①而文体的完善和多姿多彩，必然促进文体研究的发达。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是一个“文体论的大国”，为什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中国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研究”（11BZW098）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剑晖（1954—），男，广东揭阳人，华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文体研究的演变、特征与方法论问题

陈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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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

么中国古代的学者对文体研究会有如此的热情和执着？！

那么，中国的文体研究发端于何时呢？据史料记载，我国文体论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的《尚书》和《诗经》。比如《尚书》将散文分为典、谟、训、诰、誓、命等，便反映出当时已开始根据文章的用途和体制的不同而进行分类命名了。而《诗经》则有风、雅、颂的划分，也体现了人们对于文体类别的认识。当然，先秦时期对于文体类别的认识，还停留于感性的阶段，总的来说还较为笼统模糊。直到魏晋时期，我国文体论才开始进入了“自觉的时代”。这时期出现的曹丕的《典论·论文》，在论述文学作品的构思立意和遣词造句，文学的价值问题，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时，也都涉及到文体论的问题，并对文体进行了划分，对各种文体的特点以及作家的个性风格作了探讨。稍后，挚虞撰有《文章流别集》41卷和《文章流别志论》2卷。前者是一部文章总集，按体编排，借以见出各类文体的派流和区别；后者系研究文体问题的专著，集中论述了各类文体的性质和特点、起源、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体论方面的专书。除了上述各著，这时期还有李充的《翰林论》，萧统的《昭明文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昭明文选》，这是我国第一部按文体分类的文学总集。全书按文体将周代至六朝及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位知名作家诗人的700多篇诗文，分为骚、诏、令、策等39类文体，且每类文体之下又分出子目。不仅如此，《昭明文选》还试图通过选文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同时对文体的特征、源流和发展也作了辨析，这样不但对后世的文体分类学，而且对于后世文体学的独立，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随着各种文体创作经验的不断丰富和积累，特别是随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文论家们对文体的研究也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从不自觉到了自觉的阶段。

与《昭明文选》差不多同时出现，在文体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体大而思精”（章学诚语）的文学理论专著。它对于文学原理、创作论、作家作品论、鉴赏论以及文体论各个方面，都做了精到深入的探讨。而就文体论方面看，从卷二的“明诗”至卷五的“书记”，计20篇，均属于文体论的范畴。在这20篇中，从篇名中标示出文体的就有33类，即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此外，作为总论部分的《辨骚》篇，也可当作文体论来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面列举的34类大的文体分类，在每大类下面又细分出若干小类。如“论说”篇中又分出传、注、评、序、引等。仅此而论，《文心雕龙》所涉及的各类文体已超过《昭明文选》，而它所遵循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和步骤，更是为我国的文体论开辟了一个体例周详、博大精深的研究文体特征的方法。至于《文心雕龙》中关于文体的风格特征的论述，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再展开分析。

唐宋以后，历代编选的文章总集举不胜举。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代姚铉编的《唐文粹》，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吕祖谦的《宋文鉴》，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这些文章总集基本上都是效法《昭明文选》或《文章流别志论》的体例，按文体的分类进行编排，或在此基础上对各类文体的名称、性质、源流进行考辨，总体来看创新的意识不足，而且这些论述文体的著作虽资料丰富，罗列的文体越来越多，但自《昭明文选》就已暴露出来的“分类碎杂”的弊病，却一直未得到有效的克服，甚至越来越严重。

通过上面关于中国古代文体论发展轨迹的考察，可以看到古代的文体论首先是对各类作品的体例即体裁的研究，这可说是中国文体论的一个突出特征。这方面涉及到文体体裁的划分、文学体裁的发生、发展及特点，以及辨体和破体等等。比如，刘勰就十分看重作品的体例。在《文心雕龙·附会》②篇中，他这样论述体例：

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而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③中也说：

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