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敬告青年》

读《敬告青年》
一、历史背景与主要内容
《敬告青年》是陈独秀在1915年9月为自己主编的《青年杂志》所写的发刊词。

他在文中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科学的强烈诉求与愿望。

《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吸引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其他任何一本刊物的影响力都无法与《新青年》相比。

而发刊词《敬告青年》则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自1840年到陈独秀写这篇文章的1915年，七十多年间，中国经历了二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社会动荡不安，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爱国的仁人志士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救国途径，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再到辛亥革命，但这些变革都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

这些深深刺激了陈独秀。

认为政治革命没有光明的他，着眼于青年，从改造国民性入手，试图进行“思想革命”。

这就是《新青年》以及这篇《敬告青年》的由来。

陈独秀在文章开头，将青年之于社会比作新鲜细胞之在人身。

就像人体要进行新陈代谢才会健康一样，社会也要不断变革才会兴隆。

所以青年应像新鲜细胞那样去力排陈腐朽败者。

但是陈独秀接着说，时下“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

虽然身体是年轻的，但脑中的思想，所怀的抱负仍然深受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所禁锢，与那些“彼陈腐朽败者”是一丘之貉。

同时也有一些青年畏于保守势力的强大，而不敢去批判，去抗争。

因此，为社会隆盛所计，陈独秀对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来“明其是非，以供决择”。

具体如下: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下面主要对这六点进行分析。

二、观点与分析
陈独秀所提出的六点希望，是在他研究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法兰西文明，结合国内现实，分析了民族性格内的消极性后提出的。

时至今日，这六点仍对青年有着借鉴意义。

第一点是向往自由。

此段说明了青年有着独立的人格，有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不应为统治阶级奴役，应该勇敢大胆地反抗封建家长制。

这是一种“人权”即“民主”的思想，与传统保守的儒家思想截然不同。

比起三纲五常、顺于天命的老生常谈来当然更能引起青年的反思与共鸣。

陈独秀在这一段论述中，引用尼采“贵族道德”与“奴隶道德”的观点，将封建观念中拜官加爵丰碑高墓的无上荣誉贬斥为奴隶之属，发人深思。

说明在人格未取得独立平等的情况下，一切功名利禄不过是听命于他人而已，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点是追求进步。

“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

”而民族中最具活力与前途的青年更应担负起变革社会的责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充当改革先锋的角色，而不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被封建制度下的伦理世俗缚了手脚，
毫无作为。

中华民族要延续下去，就必须适应环境，与时俱进，否则就会像繁盛一时的巴比伦王国一样，因为保守而终被时代淘汰。

第三点是积极入世。

在中国古代，有许多隐士高人因不满社会现状而寄情山水，归隐田园，过着一种与世隔绝逍遥自在的生活，反被世人传为佳话，敬仰膜拜。

陈独秀则指出这种行为其实是弱者不适应竞争的表现。

青年理当积极进取，有一息尚存，即应排除万难前行，万不可作退避安闲之想。

文中提到的安重根，即于1909年在哈尔滨击毙伊藤博文的朝鲜独立运动家。

众所周知，伊藤博文对中国及朝鲜都犯下了累累罪行。

当时他公然来到哈尔滨，对外宣称“纯属个人旅行”、“无任何政治使命”，而意欲与俄国大臣会晤，协调两国在远东的利益。

强夺邻邦，残害人命者，竟如此嚣张，无怪最终在检阅仪仗队时被义士射杀。

只是这义士
乃朝鲜族人，而我中华举国四万万同胞竟没有如此的勇者，可见其时中国的民众有多么习为委靡，苟且偷生。

陈独秀在这里号召青年冒险苦斗，是极为必要的。

第四点是放眼世界。

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及国民盲目自大的心态使我们落后于西方，几及千载。

而自通海以来，虽则失地偿金，人之思想却不断进步，已与八股垂发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世界各国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在这个“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的时代，各国已成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闭门造车已经行不通了。

因此陈独秀希望青年放眼全世界，学习先进的西方，追赶历史潮流。

第五点是现实理性。

我国的传统文化，自周、汉两代以来，崇尚虚文尊崇儒道。

“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

”在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猛烈冲击的大环境下，这些东西显得多余而不切实际，无利于个人也无利于社会。

因此陈独秀号召青年将注意力集中到“厚生利用”一途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做事从实际生活出发。

在这段内容中，作者提及了许多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如孔特柏格森等，试图说明西方的进步是因为他们重视实践，为生活立言。

由此看出中国要进步，也不可不改变思想。

民众尤其是青年要做到理性而现实。

第六点是信仰科学。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于其他民族，不仅是因为他们重视人权，与他们科学的进步也有紧要的关系。

这是毋庸置疑的。

科学将一切事物诉诸定理与法则，人类通过科学认识了自然规律，并能够改造自然。

因而青年应当破除迷信，崇尚科学，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而不能通过想象来臆断。

陈独秀认为阴阳五行，地气风水以及“气”毫无科学道理可言，却在中国如此之盛行，足见其落后。

我们要奋起直追，就要仰仗科学。

在科学的世界里，“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因此青年应当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藉此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陈独秀所说的这六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近代欧洲的。

西方比我们先进，先进的就是好的。

这在当时看起来无可厚非。

严复《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而他们对水深火
热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因此急迫地想要找到未来的出路。

所以他们难免产生一些过激的想法。

那么放到今天，文章中的这些观点是否仍然适用，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了。

三、收获与启发
《敬告青年》这篇文章是用古文写成的。

里面用了许多生僻的字词。

现代人读起来，恐怕有些费力。

但《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开始，便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

胡适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则是白话文运动起始的公开信号。

以《新青年》为阵地的诸多志士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在推进白话文运动的历程中，先后打倒了余孽尚存的桐城派，没什么战斗力的文选派(林译小说)，腐朽无聊的鸳鸯蝴蝶派以及聒噪一时的学衡派。

到今天，白话文已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

而古文日益消沉，没有几个人会写了。

在当时，钱玄同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汉语，将其“拉丁化”。

而陈独秀胡适则同意废除汉字。

这些观点，现在看起来有些过激了。

原因也很好理解，用鲁迅的一个比喻来说，就是在中国想开一个天窗，就必须拿出要把屋顶掀了的气势才行。

到今天，我们已经按照新文化运动的指示，将汉字简化。

固然方便了很多，但青年在面对古文典籍时，难免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隔膜。

文中“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等论述，即是这种过激思想的体现。

如果中国人不说中国话，不写中国字，完全模仿西方，那这样的民族即使延续下去，又凭什么来说明自己是中华民族呢,反观《新青年》阵营中的作家，他们往往具有一定的旧文学功底，在接受了西式教育后，对
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才大力提倡白话文。

但让他们作古文，不一定比旧学家差。

而他们在文学方面的造诣，绝非现代只会白话文的作家能够比肩的。

在新文化运动于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力鼓吹西方的民主科学的时候，尼采等哲学家却在反思传统西方文化，包括标榜科学的知识观。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

沿着这条路，无数的科学家希望以数学的方法来对世界进行精确的量化。

而西方世界从此走上了一条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毁灭自然的道路。

写《天演论》的严复也反省到西方“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但胡适却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

文中也有“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这类的句子。

由当时的情况看，国力萧索，民不聊生，青年受封建思想的压迫极大，毫无生气，进步人士感到彷徨，才要呐喊，发起人们反抗不合理的旧制度与旧社会。

而到今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年轻人已经没有几个会写毛笔字了，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不受重视。

在满世界开“孔子学院”之前，我们更应该在国内建立真正的孔子学院，使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粹能够发扬光大，而不是秉承新文化运动中的片面观点，一味学习西方。

这样我们只能处在追赶别人的道路上，而永远不可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