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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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3王国坛 王东红

黑格尔作为近代哲学的终结者,在他审视了整个近代哲学之后,为自己提出的最高哲学任务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黑格尔,1980年,第43页)黑格尔在纯粹思想的基础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人与自然和解的理论任务。尽管如此,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他的思考中却包含着极有价值的合理内核。但是他这一思想的价值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不仅20世纪哲学把拒斥黑格尔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且直到今天,在寻找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的方法的时候,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仍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应该说,第一个发现黑格尔这一思想的潜在价值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把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并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唯物史观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扬弃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并且为人类实现自由社会指明了具体道路,他认为自由社会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马克思,2004年,第83页),从而在实践基础上完成了人与自然和解的理论任务。本文从人与自然和解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希望能由此进一步引申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意义。

黑格尔是从对近代哲学的批判中引出人与自然和解的问题的。他之所以提出这项任务,是因为他发现,近代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知性思维方式”。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强调主观思维的绝对优先性,它有两个缺点:一是片面性,即这种思维方式仅仅用思维自己所构造的思维形式去规定对象以形成知识或判断,因而是片面的、不真实的;二是有限性,即任何知性思维都有一个外部对象和它对立着,因而知性思维本身总要受到它的对象限制而不自由。这意味着,知性思维之所以不能达于自由,是因为它建立在人与自然分裂的基础上。黑格尔试图通过“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来克服知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认为理性的斗争即在于努力将知性所固执着的分别加以克服,以达到“客观思想”或“思想的客观性”。客观思想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人与自然和解的产物。(参见黑格尔,1980年,第78-79、100-102、120页)

在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里,人与自然基本上是处于和谐状态的。要想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首先需要研究人与自然为什么会产生分裂。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劳动的历史是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页)这就是说,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所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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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辽宁大学教育部211三期立项子课题“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和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科学发展观的哲学诠释与反思”(编号LO7AZX002)阶段性成果。

的原始和谐、分裂与和解现象,都只能在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得到理解和解决。这里,我们暂且不谈马克思,先看看黑格尔是为什么和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

一般说来,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是由于人自身的力量软弱造成的。人们虽然知道人与自然之间的区别,知道人不同于动植物也不同于其他自然物,但由于那时人尚不能认识更无法以其自身的力量抗拒大自然的伟力,所以一方面,人类的生产活动只能顺应着自然,并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原始和谐;另一方面则产生了强烈的神秘感,把自然的伟力投射到“神”那里。所以在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代哲学中,更多表达的不是人的创造观念而是“神”的创造观念,人只能摹仿自然而无法进行自我规定。到了近代,随着人的主体力量增强和自我意识觉醒,人们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和范围内认识、支配和改造自然了,于是人便开始以高傲的姿态面对自然,认为自然只是一些应该加以改造的对象而已。当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几乎成了近代标志的口号时,表明人与自然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并逐渐成为现实。这就是近代哲学(以及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形成的时代背景或理论前提。

对这个时代精神状况首先以哲学方式加以表达的就是笛卡尔。笛卡尔准确地抓住了近代精神的主要特征,他用“我思”这个哲学的阿基米德点所要表达的主要意向就是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对此黑格尔盛赞道:笛卡尔是一个哲学英雄,他使得哲学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奔波后,终于回到了它应有的基础上。(黑格尔,1978年,第63页)而且,在笛卡尔那里,自然已被看做是机械的、可任意分割的。可以说,自笛卡尔到黑格尔,整个近代唯心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主张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对感性、物质、自然的绝对优先性。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大力倡导理性的权威,使得唯心主义者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认为人的自由只能在纯粹的自我意识、理性或精神中去寻找,只有纯粹的自我意识、理性、精神才是自由的,而在感性、物质、自然那里没有自由,只有必然性。

然而,这种理论追求方式存在着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境,就是思维的自我封闭性。由于唯心主义强调思维必须自己以自己为对象才有自由,才不会被外部对象限制,所以思维必须把自己与外部对象严格地区分开来,把感性、物质、自然都加上括号;这样一来,思维就如同莱布尼茨的“单子”一样,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主体,这个主体根本没有外部事物得以进出的通道。这样一个主体在逻辑上存在很多难题,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把一个最初没有世界的或对自己是否有一个世界没有把握的主体设为前提”,这样的认识主体怎么从他的“内在范围”走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如何获得“超越”?(参见海德格尔,第71、236、237页)正是由于唯心主义这种内在性的限囿,才导致了笛卡尔式的“神助说”(黑格尔,1978年,第94页)、康德对人类理性的耻辱感(海德格尔,第234页)和胡塞尔对超出内在的认识的不理解(胡塞尔,第7、9页)。

黑格尔对于唯心主义脱离对象、脱离思想内容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分裂的抽象形式主义早有洞察。他认为:“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这种人与自然分离的观点虽属于精神概念本身的一个必然环节,但也不是人应该停留的地方。因为人的思维和意志的有限性,皆属于这种分裂的观点。”(黑格尔,1980年,第92页)黑格尔在批评康德知性思维方式时认为,康德要在认识之前首先考察认识能力,但他的这种考察方式却造成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不可弥合的二元区分,即自我只是一个无任何思想内容的空洞的“先验主体”,而对象则是一个无任何规定性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区分。比如,康德认为一百元真实的钱不同于一百元可能的钱,进而认为“从概念里是推不出存在的”。黑格尔认为,这无异于说,实现概念与存在的综合是康德所无法达到的。(同上,1978年,第283页)黑格尔认为,你要想得到一百元真实的钱,你就必须动手去工作;当你实际占有了一百元钱的时候,你也就同时具有了一百元钱的观念。(同上,第284页)黑格尔认为思想的内容与存在的内容是能够达到同一的,问题在

・62・《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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