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之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性权力背景知识

【权力概念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又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权力即指一国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综合能力。无论怎么说,权力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它的中间过程并不具备清晰性。在早期,权力在武力的使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随着历史的演变,武力依然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但它已经逐渐不再是最为常用的权力表现形式。但是,究竟是什么才构成了权力,它的来源可以完全排列出来么?】苏珊·斯特兰奇创造性地把权力进行了区分,使用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概念,这样就摆脱了完全排列权力来源变量的不可能性,而是在一种结构的框架下进行研究。

英国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其著作《国家与市场》中，提出了结构性权力的概念，并用其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得出国际经济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即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所谓联系性权力,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是指一方以权力迫使另一方去做本来不愿意的事情;而结构性权力则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里活动”,“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对于这两种权力,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权力比联系性权力更为重要,原因是:第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越来越难以区分。尽管因为某人拥有财富或者垄断某种商品或者控制了信贷,可以说他拥有经济权力,政府因为拥有强制别人的能力称之拥有政治权力:但是事实上,这两种权力都不能单独存在,“没有采购商品、控制生产和调动资金的权力,就不可能有政治权力。没有政治权威结构的制裁,没有政治机构提供唯一的法律保护和社会安全保障,经济权力也不可能得到。”第二,结构性权力不是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即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军事力；生产、金融主要是指国家的经济力量；知识主要包括国家的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也包括政治影响力、政府的领导力、国民的思想意识和凝聚力。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结构是国际政治中权力构成的基本要素。权力就是这四种结构对特定关系产生影响,因此,权力可能存在于提供安全的人那里,可能存在于控制信贷和生产的人那里,也可能存在于掌握知识的人那里,也就是说,结构性权力是分散的。结构性权力的来源是对安全的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贷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而这四种结构后面是财富、秩序、公正和自由这四大基本价值观念在起作用。

【结构性权力认为国家力量的构成因素决定着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配，而构成一国实力的因素主要有生产、安全、金融、知识、运输、贸易、能源、福利等。结构性权力是基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结构性权力是指形成和决定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来源于生产、安全、金融、知识等。】

用“结构性权力”分析后危机时代美国实力地位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

结构性权力产生伊始是斯特兰奇为了针对国际上有关美国霸权衰落论而提出的。她用结构性权力分析证明美国霸权没有真正衰落，而是有了新的形式，分别表现为“在安全结构上的权力没有变化，在金融结构上的权力更大了，而在知识结构和生产结构上其权力或者没变或者变为强大。”一方面,美国的联系性权力依然非常强大,这是源于美国在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为整个世界安上了一个权力的框,各国的活动不自觉地在这个框架内行动,这往往是通过各种国际机构和不自

觉的意识形态得以完成。

再来看一下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危机。它最先在美国发生，而后扩展至全球，给欧洲、日本等重要国家都带来极大打击。危机从金融领域开始，而后发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对各国企业、就业形式、乃至全球金融体系都形成了巨大冲击。美国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国家。有资料显示，美国自次贷危机爆发后，房地产、投资银行、汽车制造等行业相继受到冲击；除了金融危机，美国工业生产也曾一度出现基本停止情况，失业率创新高。产业危机、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纠缠在一起，构成美国经济整体衰退。此外在这次世界性经济震荡中，美元的强势地位和美国经济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都在削弱，连同美国深陷中东“泥沼”不能自拔，对美国在全球的超强地位打击沉重。在此情况下，不少人认为世界格局将发生大变化，作为金融危机中心的美国“将目睹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等金砖四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将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但是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真的将不复存在了吗？世界格局已经开始重组了吗？下面针对这个问题我将从结构性权力的四个方面来分析后危机时代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

首先在安全结构上，尽管美国面临着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困境，但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危机后的美国在安全结构领域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表现在，美国的军事实力依然保持着巨大优势。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没有动摇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军事霸主的地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仍然拥有着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武器制造技术，在国际反恐、防扩散和和安全、应对全球性问题和非传统安全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次在生产结构上，金融危机给美国生产结构带来很大冲击。美国的制造业中许多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出现经营紧张，甚至破产。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岗位也呈下降趋势，两年经济衰退累计丧失就业岗位近850万个。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承认美国经济全面恢复正规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需看到，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将重振“美国制造”作为刺激经济复苏、恢复美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并将重点放在清洁能源领域，希望制造业担负起后危机时代实现美国经济向出口驱动型转变的重任。美国的经济模式正在经历

从过度依赖消费和房产，向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趋于平衡、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模式转变。再加上美国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先进的工业发展技术和成熟的生产模式，美国的跨国公司仍然在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中发挥重要角色，所以美国在生产结构领域的权力减弱不能表明美国地位的衰退。

第三在金融结构上，经济危机给美国最大的冲击莫过于金融领域。经济危机爆发后，以欧盟为代表的部分力量甚至提出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改变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改变美元的霸权地位等等。但是美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霸主地位是不容易撼动的。原因在于首先现存的金融秩序和相应的结构性权力安排基本符合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它们与其说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不如说要寻求一个能够克服次贷危机暴露的技术隐患的良方,因此只是对现存金融秩序的改良,不会从根本上颠覆已有的结构性权力。其次当金融海啸袭来的时候,美国固然是海啸的中心,但它依然可以通过自身掌握的金融霸权,借助这种结构性权力在整体上进行掌控。而不会轻易地让出霸主地位。最后大多数真正需要改革既存秩序的边缘国家，即要求变革的真正主体在总体上还是一盘散沙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各自因实力相对较弱而无法实现变革的要求,即使联合起来也不太可能实现变革,因为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各自的现实国家利益错综复杂,甚至彼此冲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真正变革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后危机时代，美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依然是居于核心的支配者,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依然是居于边缘的被支配者。

第四在知识结构上，实际上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知识结构性权力是其最大的优势所在，是美国维持其霸权的关键所在。斯特兰奇把知识结构解读为什么是知识，怎样储存，以及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从斯塔兰奇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识结构的权力体现主要存在于科技知识和信仰知识。后危机时代，美国的技术革新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科研机构的质量和源于本土的创新竞争优势仍排在所有国家的前面。美国政府在技术开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其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也是巨大的。美国拥有巨大的专利收入和支出优势，美国是原创技术最大的源头，而美国本身对其他国家的技术依赖比较小。此外来自于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巨大能力，使得美国文化的种族开放性和民主与人权价值观成为吸引其他国家到美国生活或者向往美国的动力。美国仍然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留学生，而这部分人大多是本国的精英，他们回国后对本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的通俗文化也在影响各国,其电影、电视剧的出口量仍然高居不下,占据了世界银屏播放时间的 50%。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确实在经济、金融等领域遭受重创，且从重创中恢复需要很久。而与此同时，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使得中国又一次受到国际好评，国际地位进一步增强，可是与美国相比，无论是在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还是知识结构，中国的差距依然很大，跟不用说超过美国，改变世界格局。因此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将是世界头号大国，是最具货币主权影响力和最具全球消费动力的国家，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还是会对世界格局发挥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