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话与说真话——林白水新闻精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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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话与说真话——林白水新闻精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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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话与说真话——林白水新闻精神研究-新闻学

说人话与说真话——林白水新闻精神研究

【编者按】人有两种长相,一种是自然长相,一种是精神长相。前者取决于父母,后者取决于文化。本期所探讨的“近现代报人精神研究”,就是要重温那段历史文化,回顾先贤“忧国忧民、匡时济世、不怕牺牲、追求正义”之壮举,研究前辈的“说人话、说真话、为民立言”之操守,以期亮丽当代从业者之精神长相,增长当代新闻工作者之职业精神。

刘雅睿

【摘要】林白水一生中有过多种职业尝试,办过学堂,做过报人,当过官僚,但还是将“报人”定为其终身职业。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民国时期,他所展现的新闻精神值得新闻工作者学习。本文以林白水先生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其新闻作品为基础,从中窥探其新闻精神。

关键词林白水新闻精神报刊报文

每当提及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林白水都是一位我们所不能忽略的报人。他最早创办白话文报纸,是倡导白话文运用的重要的活动家之一。1901 年,林白水在杭州创办《杭州白话报》,开启了他的报人生涯。在他一生所创办的十余种报纸中,《杭州白话报》是其新闻活动的开端,而《公言报》、《新社会日报》以及《社会日报》的创办是其新闻事业的巅峰,对他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其众多的新闻作品中,尤以针砭时事的评论最为出彩,也最为引人关注。从他的新闻作品可以看出他一直秉持着的新闻准则以及所展现的新闻精神,即是他自己所说的“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现以林白水先生的新闻作品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他“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的

新闻精神。

一、“说人话,不说鬼话”

林白水先生认为报纸要为普通民众而办,要启迪民众并代表百姓之利益。林蔚君在著作《我的父亲林白水》中提到:“林白水办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攻击军阀,贪官、污吏与奸商,使他们的罪恶目的不能得逞。一个是代表人民,建议政府做对于人民有利的事,并代人民鸣不平。”①

既是为百姓而办,就要摒弃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宣扬使用白话文为报纸的语言文体。他在《杭州白话报》创刊的启事里说:“这个报纸是属于普通一般老百姓的,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的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式的文章……我只是把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小事,报告给一般老百姓,同时把我自己对这些事的意见,表达出来……”。②在他的报人生涯中,也始终身体力行着这一点。他的新闻作品语言通俗易懂,且不乏诙谐幽默的词句,能引起读者深入阅读的兴趣。在《论看报的好处》中,他以对话的口吻与读者进行交流,并使文中充满了生动有趣的事例。文章通过举例与对比,形象地将读报的好处展现在读者面前。例如,“就是那农工商三等的人,能多看报,都有好处。譬如务农的,新买了几亩的园地,不晓得种那样东西将来好多挣铜钱。有了报看,就晓得广东新会县的橙子,进来销路最多,种法又容易,工本又轻,便好把这园地种起橙子来。这样的话,报里头时时说的。”③语言通俗,内容贴近民众生活,十分具有接近性。

在林白水的文章中,时刻体现着“平民意识”。他认为“说人话”,不仅是语言上要通俗易懂,在内容上也要为百姓说话,而不是阿谀奉承的“鬼话”。1922 年5 月,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说话要真做事要痛快》,体现

了林白水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也表明了时刻以民众为先的平民意识,认为民众才是国家的主人,并有最为强大的力量。文章直指军阀统治的混乱不堪,导致国民与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公等能服从民意,北方的百姓,便不至于这样苦恼。今天乃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也是公等军阀对国民忏悔的日子。”④同样,在《电话西局之腐败不堪》一文中,林白水批评讽刺了北京电话西局内部的腐败,所想所言均为普通民众考量。

二、“说真话,不说假话”

林白水有“善骂”的名声。他每次的直言不讳与谩骂都让国人为之惊叹、叫好。他有勇气表达他人想说而怯于说的话,有能力将贪官污吏的龌龊之事公之于众。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因其新闻专业的学习背景,使林白水的新闻思想与精神更加具有专业性。他把犀利的笔锋指向军阀政府,指向政客官僚,揭露贪赃舞弊丑闻,指斥种种丑行,被称为新闻界的“刽子手”⑤。他的《青山漫漫七闽路》、《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均是其坦荡直言的力证。

1904 年,清廷筹备“万寿庆典”,为慈禧太后庆贺七十大寿。林白水得知后在《警钟日报》上愤发长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湾,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长联辛辣讽刺意味十足,一经刊载便引起轰动。这件事也成为林白水敢于直言的突出表现,为后人所敬佩称赞。

《公言报》创刊于1916 年,林白水开始以“白水”的笔名发表文章。“泉”分开,就是“白水”,暗示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公言报》的创刊是林白水在经历了3年多的官场生活后,最终回到报人的职业领域的标志。因其官场的经历,林白水之后的办报活动及发表的新闻作品更加表明他的“报刊监督政

府”的思想。他的文章“严词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说不敢言”,因此,“污吏寒心,贪官打赤”,“对一般恶官僚,当头棒喝;对一般新青年,痛下针砭”。《公言报》、《新社会日报》以及《社会日报》成为当时“敢于直言”的主要阵地。他曾在《公言报》中刊登时评《赔偿名誉》,“今北京有一二议员一二官吏,其人之品格为大众所不齿,而报纸偶赏其脸登其臭名,而彼顾嗥然鸣曰:损害名誉!损害名誉!夫‘名誉’二字与阁下本不相涉,更何损害之足云?”⑥,表明对议员官吏的蔑视及不满;他《青山漫漫七闽路》的时评,将财政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许世英贪赃舞弊公之于众, 引起舆论的哗然;此外,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的时评中,林白水独家揭露政客在津浦租车案中舞弊,再次掀起轩然大波。即使当时的《公言报》某种程度上依附于段祺瑞政府,林白水也没有因此而摒弃新闻专业精神,他所揭露官员均为安福系成员,并发表过“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短联,表现出“敢说话,说真话”的新闻理念,也因此番言论最终离开《公言报》。

他在邵飘萍被害,报界人心惶惶,不敢言说之时,在《社会日报》上发表《官僚之运气》时评,语言直白犀利,直指当权作乱军阀。文中对于吴佩孚的描述,“然为大人物,则不宜如此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足见其脑简之简单”,以及对军阀张宗昌政客潘复的讽刺,“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胯间也。”⑦,并在文中纰漏其所做龌蹉之事。

林白水曾在《社会日报》的《本报复业宣言》中,这样写道:“住在这杀气弥漫的北京城里,整天的关住金口做哑巴,还怕惹事。偏偏我们不识时务,要在这当口发刊报纸……所以这杀气腾腾有枪阶级鼎盛的时代出报,固然是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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