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讲课教案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
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

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

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

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

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

《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

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

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

”[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

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

《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

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

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

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

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

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

余华不但追
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

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

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

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

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

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

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

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

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

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是相信礼教。

当作宝贝”。

【3】这也足以说明为何余华前期作品中避而不谈人性之善，一味去展示人性之恶。

余华正是因为把“善”当作宝贝，而看透了现实社会中善的虚伪与不真实，因而就用一种异态的眼光去看世界，用一种异态的方式去反映现实。

其实，细读余华前期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余华那双焦灼的企盼善良人性的眼睛。

《十八岁出门远行》写“我”被欺骗与抛弃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

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起风了，风很大。

山上树叶摇动时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

使我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

”遭到遗弃的孤独无助的“我”多么地需要一份关爱，一份温暖，一份帮助……现实不是如此吗？
在《活着》中。

作者把人性善良表现得那么充分与突出。

福贵年轻时放荡不羁，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用他的话来说是“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但其后却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善良人性回归于他的身上。

他的女人家珍忍辱负重。

吃苦耐劳，善良美丽，女儿虽又聋又哑，但心地却很好，偏头女婿二喜更是忠厚老实，有情有义……富贵经历的所有死亡事件，几乎都是善良人性的一次次夭折，令人心生同情。

但也正是由于善的毁灭，更强化了人性善的弥足珍贵。

读来虽令人心酸，但却又能感到丝丝温馨，而富贵之所以面对种种灾难而顽强的活下来，也许正式因为他周围洋溢着善良的人性。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卖血几乎都是为了别人，一个普通的人为了维持正常的生存状态只有靠卖血，尤为感人的是他为给儿子治病在去南京的路上卖血是痛苦的历程，这都表
现出了人性的光辉。

《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再担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直到她的丈夫被村长殴打后，她便一级级上告讨个公道，跋扈的村长始终给她以屈辱，直到她生孩子村长帮了大忙，她才与村长化解了冤仇。

正当村长在一片欢乐的气氛纵喝秋菊的满月酒的时候，秋菊的不断上告起了作用，法律降临了，村长被警察带走了。

发人深省的是最后秋菊又走在打官司的路途上，不过这次是为了放村长回来。

结局很感人，一种温情的感动，正如村长冒着大雪与其他人一起将告他的秋菊送进医院的温情一样，都是人与人之间在苦难之时的善的散发。

也正是那人性善所产生的温情化解了秋菊往日的屈辱。

余华往往通过一些特殊的事情将人性善揭示出来。

而记述这类事件时，他通常保持冷漠的叙述态度，成为一名平静的叙说者。

三、平静的叙说者
为与死亡、暴力的叙事相呼应，余华还采取了冷漠低调的叙述态度，并常常使用非常人的视角，如《一九八六年》、《死亡叙述》，前者通过精神病患者的经历把暴力用原生态式展示，把历史的残酷性呈现出来，而后者却用死者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常有感情，这种方式更强化了故事残酷荒诞的意味。

余华说自己是“愤怒而冷漠”的叙述者，作者个体的情感高度抽空，“我”只作为叙述的需要而存在。

正如巴赫金所说：“小说的语言正如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不把自己束缚在任何一种已有的统一的语调之中，不把自己完全交给任何一个表示评价的语调体系，即使在小说语言不事模拟讽刺，不表讥笑的情况下，它也宁愿完全不带任何情绪，只是冷静地叙述。

”【4】
无论是展示鲜血淋漓的残酷世界还是叙写小人物的凄凉处境，余华的叙说都是平静甚至是冷漠的，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听到一个个人物自己的声音，这是余华一贯于全部作品之中的叙述风格。

《现实一种》是余华描写血腥与暴力的极致之作，无论是自残还是兄弟间的相残，他都是把残暴近于原生态地展示出来，而不作任何的主题道德评价与判定，甚至叙述的口吻带又一种冷漠，他这种对于死亡及血腥场面不动声色的叙述使许多评论家都指出他的创作具有一种自然主义倾向。

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他的这种叙述丰富而仍然是如一的。

《活着》中的福贵一生可谓是命运多舛。

而余华只是以一种平实的笔调和口吻去讲述着福贵一生中一个又一个凄凉的悲剧故事，以至于让人感觉到他的叙说几乎是小心翼翼地、谨慎地使用每一个词语，尽量避免和控制自我感情的暴露。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卖血的痛苦经历，也被余华原生态地展示出来。

余华的这种叙述方式与他创作态度和目的又直接关系，他的小说创作，想为人们展示一个本真的世界，是一个剥离了层层掩盖完全裸露的世界。

为了加强这种逼真感，他就要极力减少主观干预，甚至隐藏叙述者。

正如现代小说修辞学的理论开拓者布斯所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直接向读者说话，避免写任何提醒他是在读小说的语句”。

【5】余华的小说叙述正在努力地实现这一原则，因为他正努力地使自己的作品接近世界的本真，平静甚至有点冷漠的叙说就成了他前后期作品中统一的叙述风格。

其实，无论是血腥场面的展现还是凄凉命运的诉说，在余华平静抑或冷漠的口吻中都隐藏着一种悲天怜人的情怀，他一直在苦苦思索着人的命运，探究焦虑着人生苦难的生存状态。

四、苦难意识的表达
苦难意识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所极力表现的。

他们认为，苦难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并且是永远不可逾越的生存状态。

如艾略特就将现代文明看成是一片精神荒原，人类在其中忍受着一种永无止境的苦难历程；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永远是那么孤独与绝望，他们在生活中找不到一些光明与幸福。

深受西方现代派特别是卡夫卡影响的余华，他的创作中苦难意识几乎贯穿了所有的作品。

“余华的小说明显在展示苦海无边，无可逃避的图景”。

【6】
余华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不同还在于对苦难的不同态度。

在中短篇中，苦难是无边丑恶和黑暗，人只能咬牙切齿地诅咒和揭露；在长篇中，苦难是人必须生存的环境，人活着必须忍受苦难。

余华在《<活着>前言》中写道：“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这句话宣布了余华对苦难的不同态度，“人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别的东西活着”。

余华在作品中赞美人忍受苦难的韧性和对世界的乐观——苦难成了人被赞美的必要条件。

从《世事如烟》到《难逃劫数》再到《偶然事件》，作品中每个人在命运面前是那么的渺小与无力，他们在命运中安排下走向了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结局，这就是人的悲剧与软弱，人永远地在痛苦与不幸这个怪圈中挣扎，幸福对于人生来说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通话，即使偶尔出现，也是稍纵即逝。

而之后则要面临更大的灾难与不幸，“我于黄昏时分独行，正感到孤独无助之时，有幸搭乘上一辆汽车。

在得到短暂的温馨之后，我重新又被遍体鳞伤地抛弃。

”这是《十八岁出门远行》里18岁的主人公初次出门远行时感受到外面世界。

而后期的《活着》中的富贵一生就生活在灾难与不幸之中，这个贫困而温馨的家庭每次都会有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灾难降临。

《活着》中的苦难给人的感受不只是愤慨，而更多的是无奈和心酸。

尤其是富贵的乐观，所有亲人被他一个一个亲手埋葬之后，他乐观地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人们不能不在泪光中为他和他所忍受过的苦难祝福，因为他的苦难好多人都经受过，只不过他的苦难更多些而已。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为了生存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去卖血，这无尽的肉体痛苦伴随着他的一生。

作者写到许三观去上海的路上卖血的情景：“在这一天下午，许三观在百里的医院卖了血以后……他双手抱住自己，在街道中间抖成一团，他的两条腿就像是狂风中的枯枝一样，剧烈地抖着，然后枯枝折断似的，他的两条腿一弯，他的身体倒在地上”。

为了生存，人必须得面对一个又一个的苦痛与灾难，这就是余华为我们提
供的现实生存状态，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的作品，余华都在传达着一种苦难的人生。

“他以冷漠的叙述令人惊骇地提供了苦难生存的标本，从而抹去了幸福生活的表象，展示了灰色人生的苦难真实”。

【7】这是沉淀在余华所有作品中的人生意识，也是余华对现实世界人的生存状态的独特感悟，只不过在前期作品中，这种苦难的叙述让人感到恐惧与压抑，而后期作品则是以“轻松的风格加深了他一直保持的某种苦难意识”。

【8】总之余华笔下的人物存在下去。

苦难是人人都要经受的，没有人能逃得了，我们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人也不例外。

所以，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得记住：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战胜苦难。

余华笔下的苦难意识大多数产生于一些小人物身上，这就体现出他创作平民化的倾向。

五、创作观念的平民化倾向
余华作品中的小人物代表了占人口的大多数的一类人。

余华在赞美他们的生存韧性之外并未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赞美之外更多的是泪光中的同情，我很赞同作家的这种对小人物的人道主义立场。

我们也可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

余华笔下的平民，处于社会的下层，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不停地劳作，劳作的基本目的大多是跟上一般物质生活水平或更好一些，做到此点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还要负担起传宗接代的任务——不断劳动以获得足够的物质以抚养子孙成人和准备稍长远的嫁娶：富贵先要养活儿子，然后又要养活孙子：许三观是在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也要卖血来讨好一个村长，以让儿子有一个较好的出路。

他们一年到头大多数时间便只有淹没在劳作之中了。

一旦苦难来临，他们便更要拼命地劳作，在精神上也显示了他们品质中的伟大之处。

苦难来临之时，那种被不断描述的温情最能体现余华对小人物们顽强地忍受苦难的赞赏。

在拼命挣扎也只能顽强维持生存的年月，福贵的儿子死了，福贵怕病中的妻子经受不住打击，不告诉她，自己却每天偷跑到儿子的坟前去哭。

那种困境中相扶持的夫妻感情总让人感动万分。

许三观也会在不知是否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的一乐生重病的时候，不顾生命地卖血换钱。

正是苦难年月使这些小人物生活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在苦难中表现出的、由善生发的温情尤其使我们感动。

余华的客观在于，他笔下的小人物此时可以无比善良，另一时刻也可以卑鄙无耻，这些小人物们代表着每一时代最下层的普通百姓。

他们卑微地忍受苦难，卑微地挤出一点生物性的生存空间。

他们的最高和最低目标都是能够“活着”。

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的十几次卖血多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中除了非常时期的阶级压迫、政治压迫造成的苦难之外，其他便是正常的天灾人祸和他们自己无事生非招来的麻烦，再就是众多小人物的恶本性，他们的恶都是不加掩饰的人性中的本恶。

此本恶最基本的发泄就是小人物之间的内耗。

许三观又一次卖血是为了通奸，并非为了苦难，演出一场龌龊的闹剧。

在家里稍稍有了剩余的精力便骂许玉兰让他做“乌龟”，许玉兰便要例行
公事般坐到门槛上去哭，直闹得四邻皆知。

再又《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小学教师会天才地想办法折磨学生。

除了自己的生存之外，小人物活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所以他们为了子孙卑微的奋斗也是为了有一条“根”，绝不是他们伟大到了人类文明的延续贡献力量，而是为了老态龙钟之时有个照应。

余华笔下的人物都是些被动地面对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的存在只是生物性存在。

也许我们可以说：许三观在丝厂工作，许玉兰卖油条，福贵种庄家已经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了。

这些小人物的积极性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惊人而伟大的忍耐力。

总而言之，余华作为一名小说家，具有格外强烈的自我挑战和超越意识。

无论在个人的创作思想上，还是在作品主体内涵或文体结构上，都有明显的特色，使得他在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也使得他成为先锋作家中的佼佼者。

参考文献
[1] 李哲峰：《余华访谈录》，1997年第二期第46页。

[2] 余华：《灵魂饭》，南海出版社2002年出版。

[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散文》，中央编译出版社。

[4]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199页。

[5] 赵毅衡：《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赵思和：《理解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7] 陈大仁：《先锋浪潮中的余华》，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8] 陈思和：《理解九十年代》，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