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贫穷人口增百万大军需扶贫
摆脱农村贫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解释与政策选择
摆脱农村贫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解释与政策选择◎罗 丞 王 粤内容提要 如何实现稳定且可持续脱贫，是实现脱贫攻坚战役全面胜利的关键。
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解决“贫困难题”，需要全面分析贫困成因，为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与发展创造基本条件。
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分析贫困成因和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受外部脆弱性环境、贫困个体主观能动性和生计结果负反馈的制约，农村贫困人口脆弱性较大，生计资本相对匮乏，生计策略趋于简单和保守。
因此，为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需要从个体及外部环境着手，推动政策和制度变革，创造脱贫内生动力激发机制与外源动力机制，帮助贫困人口提升生计资本，提高其抵抗脆弱性风险的能力，改善生计结果，实现可持续脱贫。
All Rights Reserved.关键词 农村贫困 脱贫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图分类号〕Ｆ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１３－０８一、问题的提出贫困是一项困扰世界发展的重大难题。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贫困问题突出，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解决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
２０１８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约有１６６０万人，较上年末减少１３８６万人。
①相较２０１２年，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８２３９万人，贫困发生率由１０．２％下降到１．７％，②脱贫攻坚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为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随着减贫进程的不断推进，减贫的可持续性受到巨大挑战，贫困减缓的速度有所下降，局部地区还出现贫困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比例增加的情况。
③扶贫开发的难度和艰巨性在不断加大，如何实现稳定且可持续的脱贫，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陷阱，是实现脱贫攻坚战役全面胜利的关键。
对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于贫困内涵及致贫原因、致贫机理的探讨。
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现状 图文
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现状图文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状发展中国家贫困现状：据联合国调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由1990年的10亿增加到目前的13亿。
这些人生活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每人每天只有不到1美元的收入。
在发展中国家中有8000 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8.4亿人营养不良，2.6亿人不能上学。
在最贫穷的非洲地区，贫困发生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
目前，非洲6.3亿人口中，约有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
世界贫困人口中70％是妇女。
贫困家庭儿童的处境更糟。
20世纪80年代中，发展中国家有1 亿儿童流浪街头。
中国的贫困现状：（1）农村贫困状况：以1985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扶贫标准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为基础进行调整，____年相当于635元。
按照这一标准计算，截至____年底，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3400万。
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估计，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止几千万，而是1.06亿。
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报告估计，如果把那些虽然已经解决了温饱但极易返贫的人口算上，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可能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
显然，我国农村的贫困标准是建立在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水平之上的。
除物质生活贫穷外，我国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社会保障和医疗条件差，生活质量差；贫困使一些儿童营养缺乏，健康状况不佳，许多适龄儿童特别是女童失学，文盲较多；信息闭塞，观念落后。
（2 ）城市新增贫困人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企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自发诱导的诸如失业、破产、收入差距悬殊等新的致贫因素的影响迅速增加，大批下岗和长期失业人员、退休职工中的低收入者等，构成了城镇新的贫困人口。
____年我国城镇贫困户数是306万户，贫困人口1176万人，户年人均生活费收入1321元，比当年划定的城市贫困线户人均生活费收入1671元还要低20％。
近几年，随着下岗、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我国城镇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
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历史条件制约、经济基础落后、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增长、经济结构单一、发展战略不当、经济政策失误等内部因素，也有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地位不利等外部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水平低下。
NGO与贫困治理_以香港为例_刘敏
2008年 第8期兰 州 学 刊No.8 2008 总第179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79・管理学研究・NG 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刘 敏(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摘要]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 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 O 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 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关键词] NG O;贫困治理;香港[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8)08-0073-04作者简介:刘敏,男,江西九江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一、NG O与贫困治理NG 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一般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民间组织,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以及公益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治理”(governance)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它强调主体的多元性、跨界别的社会合作、多主体的沟通协商以及自下而上的基层参与。
[1](P17—19)贫困治理是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动员多方资源,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协助贫困人口,最终实现反贫困目标的过程和状态。
因此,贫困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NG O。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贫困的治理有一个从民间慈善为主过渡到以政府为主,进而发展到政府与NG O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治理贫困的过程。
教育精准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举措
教育精准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举措因祁长辉摘要：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事业，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扶贫必扶智”，若要从源头上解决贫穷问题，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就要提高我国贫困人口的素质教育。
本文从精准扶贫的实际工作出发，针对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为阻断贫穷代际传递提出现实举措。
关键词：教育精准扶贫；扶贫政策；长效机制贫困是困扰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未停止与贫穷的斗争。
若要从源头上消除贫穷，必须从政策上“拔穷根”，把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关键策略。
随着贫穷问题的不断改善，新时期我国的绝对贫穷状况逐渐好转，但是相对贫穷问题逐渐凸显。
教育扶贫政策在新形势下应当相应转变，以满足新时代的发展，适应更高的要求。
积极寻求教育扶贫政策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应当因地制宜，精准投入资金，以发展当地教育，从而发展生产，人们的收入增加了，学到了发家致富的本领，才能彻底摆脱贫穷，真正实现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
一、教育精准扶贫的的意义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难题，其根源已涉及到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所有公民都应当享受质量相当的教育，并且通过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机会与能力同时是阻断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前提条件。
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是当前我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困难与阻力。
教育扶贫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贫困地区面向贫困人民的教育事业进而实现脱贫，其本质体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建立健全促进公平正义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
二、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扶贫不够精准尽管我国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扶贫政策，但是实施到最后阶段时，仍然会出现一些问题。
近几年，一些省份加强了建档立卡的规范程度，并且于2016年开始实施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让扶贫工作变得有法可依，但是在上级向下级实施传达的过程中，基层的监督上仍然存在着问题。
例如基层政府在建档立卡方面是交给基层民主评议来决定。
《慈善法与社会工作》PPT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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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 非政府 – 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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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2011-12 Government Budget 编辑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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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面對挑戰–機構與捐款者如何共同回應
跨境问题及人口流动 Vaguer border and demography changes 社会整合、社会分化? Social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政治发展的十字路口Cross road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小政府、大社会? Small government and big society?
THE WORLD CHANGES SO FA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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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面對挑戰–機構與捐款者如何共同回應
不单捐钱，机构与捐款者要共同建立Beyond Donation, We need to build together :
$ 1,000-1,499 $ 500-999 $ 200-499 $ 10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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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支持的慈善项目
教育 扶贫 健康与医疗 残障人士 长者 儿童 救援及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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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的捐款文化
香港人捐款的考虑因素
• 社区建设的定义是「建立一个互相关怀和负责任的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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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正视的两个难题：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fup/content/2007-11/25/content_76767_4.htm序言（一）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社会保障对象和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特困人口，以及部分残疾人以外，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扶贫开发实现了贫困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千百年来吃饱穿暖的愿望，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团结、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我们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充分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扶贫开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只是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的一个阶段性胜利。
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较长时期内存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当前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解决的难度很大。
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他们的温饱还不稳定，巩固温饱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
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其温饱的标准还很低，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奋斗过程。
至于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状况，缩小地区差距，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
要充分认识扶贫开发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继续把扶贫开发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做出不懈努力。
（三）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01年到2010年，集中力量，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进程，把我国扶贫开发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5日)
国外测井技术WORLD WELL LOGGING TECHNOLOGY April .20212021年4月·决策精华·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脱贫攻坚作出贡献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农村广大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志愿者，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各界，致以崇高的敬意！向积极参与和支持脱贫攻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向关心和帮助中国减贫事业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志们、朋友们！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
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
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憧憬，再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夙愿，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
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民不聊生，贫困的梦魇更为严重地困扰着中国人民。
摆脱贫困，成了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赢得了最广大人民广泛支持和拥护，夺取了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
2023年8月Aug.2023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40卷第4期Vol.40㊀No.4doi :10.3969/j.issn.1672-0598.2023.04.012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收稿日期:2022-08-29㊀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74) 相对贫困的标准㊁识别与治理机制研究㊀作者简介:王卓(1965 ),女,重庆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教授㊁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贫困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㊂郭真华(1993 ),女,福建大田人;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贫困治理研究㊂㊀本文引用格式:王卓,郭真华.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4):142-150.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王㊀卓a,郭真华b (四川大学㊀a.公共管理学院㊀b.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都㊀610065)摘要:妇女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项重大命题㊂作为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的主流范式,女性赋权理论对我国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具有借鉴意义㊂在深入阐释女性赋权的理论内核和减贫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多维表征及内在致因的详细剖析,尝试建构以 国家-市场-社会-个体 为赋权框架的长效减贫机制,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赋权的综合性常态化治理格局,最终实现贫困女性主体的全面发展㊂关键词:妇女贫困;女性赋权;相对贫困;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C913.68;F323.8㊀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㊀文章编号:1672-0598(2023)04-0142-09消除妇女贫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国家贫困治理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㊂从发展主义视角来看,我国农村女性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 被动卷入 主动依附 和 社会自觉 三个阶段㊂自2012年以来,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群的合力作用下,农村女性的客体性贫困得到了全部消除,并初步实现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与反贫困政策体系设计的双向嵌入[1]㊂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㊂这意味着我国的贫困治理开始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㊂一般而言,现代意义上的相对贫困是一种以个体/群体的主观性建构而起的具有相对剥夺或相对排斥感的发展性贫困概念,它侧重于考察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㊂当个人或家庭的实际收入低于整体社会平均收入水241第4期王卓,郭真华: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平的某个比率时,他/她则处于相对贫困状态[2]㊂在后小康社会,作为已脱贫人口中极易返贫的边缘化和脆弱性人群,农村女性群体易成为相对贫困群体,妇女贫困治理也将成为缓解相对贫困阶段的首要议题之一㊂在此现实背景下,探索建立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尤为重要㊂鉴于机制建构向度的广泛性,本文将立足于相对贫困治理 善治 的社会性别面向,遵循 理论 现实 路径 的逻辑思路,试图摸索建立以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为目标的内源性赋权减贫机制,以期为后扶贫时代我国形成具有强社会性别敏感度的相对贫困治理战略提供参考借鉴㊂一㊁女性赋权:相对贫困治理的社会性别框架(一)女性赋权的理论蕴涵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兼具批判和建构意义的 女性赋权 主流范式,体现出了女性主体 个人式 与 社会式 合力增权的现代性减贫特质,是一个多元域的复合概念㊂赋予女性以权力的思想孕育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者对经济发展公平性㊁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评估与反思㊂1994年9月,联合国发布‘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正式将 女性赋权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㊁实践源泉和话语权力纳入公共政策议程,明确将健康㊁教育和就业三大领域作为减贫赋权的着力点㊂从现代语义阐释角度来看, 女性赋权 中的 赋权 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一种从外部赋予和内部充实个人或群体权力以减少缺权感的内源化减贫过程[3];就 女性 一词而言,则明确指向了以 合作 共享 和 发展 为过渡的赋权实践目标或权能转移对象,即通过国家㊁市场㊁社会和个体等多元主体的协同赋权,重塑女性贫困者的主体性,实现 为我负责 的权力 内发 ㊂简言之, 女性赋权 是贫困女性权力话语表达和走向超越性别之路的增能手段或减贫途径,也是在对 发展中的妇女 (WID) 妇女和发展 (WAD)以及 性别与发展 (GAD)等理论运用的基础上建构而起的能够进行对抗性交流的权力话语机制[4]㊂它不仅拓展了人类对参与式权力分解实践的深层认知,更为全球的减贫发展提供了社会性别治理意识㊂在瓦伦迪娜等学者看来, 女性赋权 诠释了在具有多元层次性的权力话语实践语境中,贫困女性主体为获取 内化权力 的能力而寻求以合理性赋权手段实现全面发展目标的行动逻辑㊂同时,在突破传统女性缺权弱能的赋权对话中建立起了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参与式减贫发展平台㊂[5]综合而言, 女性赋权 体现了后现代妇女减贫发展的多重性需求特质,旨在遵从女性主体地位,通过外部性力量植入和内源式自我赋权来调和权力结构的失衡状态,达致资源支配㊁参与㊁觉悟㊁资源使用以及福利等五个层面的平等化[6],从而构建以缓解女性相对贫困为基本面向的社会性别减贫框架㊂(二)女性赋权的减贫逻辑女性在反贫困实践中的目标化,是一系列有关性别话语体系建构的结果[7]㊂从发展视角来看,重视贫困女性的内源化减贫能力,实现 父权式 扶贫向 赋权式 扶贫过渡转变,已成为当下新发展主义的主流话语㊂在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扶贫对象主体性建构的核心,即可持续脱贫责任的构建,在于以 赋权增能 手段达致女性贫困者持久性脱贫㊂为实现这一目标,瞄准贫困女性的各项赋权减贫活动,致力于运用 赋权的方法 来缓解女性贫困者因权力不平等基础上的能力不足所产生的 相对贫困化 现象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贫困治理背后蕴含的哲学基础与赋权的理念假设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㊂面临发展34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型贫困的农村女性作为一种社会脆弱性群体而存在,长期置身于边缘化发展位置,堕入贫穷的缄默文化之中,缺乏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8]㊂在减贫实践中,往往以 他者 的形式 在场 ㊂而以自我改变为特征的女性赋权,则是贫困女性为改变现存的权力关系,获取表达和实现个人/群体利益诉求的行动权利,并寻求通过一定途径或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过程[9]㊂事实上,贫困者之所以贫困,并非仅因他/她无从获得他人可获得的发展资源,更是因其缺乏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行动权利㊂由于社会对其成员的期待㊁规范和要求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造成贫困女性群体在资源㊁权力和机会等发展要素的拥有和控制方面遭受不公平对待㊂因此,缓和贫困女性权利匮乏的 相对贫困化 状态,实现女性赋权减贫发展的多维效果,关键在于通过对贫困女性精准赋权的方法,将贫困女性纳入反贫困的政策体系框架之内,强化女性发展的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10],从而迈向超越性别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㊂从减贫角度来看, 赋权的方法 在贫困场域的柔性嵌入赋予女性贫困者以利益表达与实现的权力手段,有助于强化女性赋权在减贫实践和发展中的潜在有效性[11]㊂可见,作为一种以权力㊁资源㊁实践㊁能力㊁选择以及自由等复合发展要素为导向的贫困干预路径,女性赋权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在于,女性群体不仅是相对贫困瞄准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反贫困的重要 武器 ㊂在相对贫困治理框架下,我国要实现充分地将农村贫困女性有序地吸纳进可持续减贫发展目标中,应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 赋权式 减贫逻辑㊂在国家㊁市场㊁社会以及家庭等多元主体的协同赋权下,综合使用外在社会治理与内在生命治理相结合的贫困干预路径,形塑农村女性贫困者的发展主体性,逐步达致自下而上地从 无参与 到 能参与 和 会参与 的缓贫目标[8]㊂从现代发展角度来看,女性利益表达平台的搭建和权力话语机制的设计,能够为农村女性减贫治理实践提供具有强社会性别意识的社会民意基础㊂因此,作为一种通过为贫困女性赋权进而实现女性及其家庭减贫的新发展主义模式[12],女性赋权减贫逻辑为我国探索农村女性发展途径及有效脱贫模式㊁治理 贫困女性化 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㊂在多元主体协同赋权的大扶贫格局下,秉持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价值理念,赋予农村女性在最基层机制中的决策权㊁参与权和话语权,尽可能为其提供充足的行动权利和发展机会,最大限度凸显女性贫困主体可持续的自我脱贫责任,最终实现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长效性和根本性治理㊂二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及内在致因在后扶贫时代,我国农村女性贫困治理开始由 客体性贫困 向 主体性贫困 转变,呈现出边缘性㊁脆弱性㊁易受损性以及动态发展性等多重特征㊂从逆向层面来看,由于我国在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对农村贫困女性发展权利的性别忽视,如缺乏对农村女性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培育,忽略对农村女性贫困者生活惯习和能力结构的优化以及多元化发展需求的关注,导致新时期农村女性反贫困面临 缺权 弱能 的整体性 内卷化 治理困境[13]㊂在扶贫系统内部愈发精细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扶贫 内卷化 将逐步侵蚀农村女性自主应对一切社会风险的抗逆力,进而陷入难有实质性发展的相对贫困㊂本质上而言,农村女性反贫困并未真正实现从传统的外源性 救济式 扶贫向内源性 赋权式 扶贫转变㊂在新发展阶段,女性主义视域下农村扶贫 内卷化 逐步呈现出教育贫困㊁精神贫困㊁权利贫困以及能力贫困等主体性缺失呈正向递增的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重叠现象㊂441第4期王卓,郭真华: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一)教育贫困教育和贫困是一种双重的相互作用关系㊂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农村教育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结构失衡状况, 教育贫困女性化 现象趋于严峻[14]㊂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随着数字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由于遭受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㊁学校教育设置的性别意识缺失以及社会职业教育的性别隔离等教育 脱机 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女性人口面临严重的数字教育贫困问题,在新经济活动中陷入了一道难以逾越的 数字鸿沟 ㊂研究表明,农村女性教育贫困不仅在家庭代际传递链条中发挥着难以克服的消极作用,各传统先赋性因素的外显干预往往使其后代的教育投资被 边缘化 或被剥夺,制约着乡村振兴的发展步伐和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㊂本质上而言,现代社会中农村女性占有资源和机会的缺失以及社会性别分工的不平等,是造成农村教育贫困呈现 女性化 脸谱的直接催化剂[15]㊂因此,在传统文化惯习下,农村女性遭遇教育贫困既是必然,又是偶然㊂个体微观系统中基于 生物-社会性别差异 的传统家庭劳动分工模式,固化了农村女性家庭无偿照护者的角色身份认同,使其甘愿沦为家庭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牺牲者;中观系统中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负面影响,极度排斥女性的现代化,造成农村女性被动处于受教育权的非理性剥夺境遇;宏观系统中社会资源缺乏㊁体制结构失衡以及文化消费受限,使农村女性面临 失权 的教育贫困问题[16]㊂在影响农村女性教育贫困的诸多因素中,传统的性别污名化是导致农村女性遭遇教育 失权 困境㊁家族式或家庭式 关联失学 现象频发,以及家庭内部形成教育贫困恶性代际传递的一项重要诱因㊂可以说,正是以 生物-社会性别差异 为分配原则的家庭分工模式,将农村女性长期置于性别刻板印象的桎梏中,限制了其平等接受教育㊁激发内在潜能和提升文化共鸣能力的基本可能性或唯一途径㊂(二)精神贫困从行为科学视角来看,农村女性精神贫困被定义为一种贫困者 无志 和 无为 的行为表现,实质上是 个体失灵 的结果[17]㊂从社会形态上来看,农村女性精神贫困主要划分为物质相对贫困人口的绝对精神贫困和物质相对富裕人口的相对精神贫困㊂其中,物质相对贫困农村女性人口的绝对精神贫困是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㊂在后扶贫时代,农村女性精神层面上的相对贫困外显为贫困者自我主体性的缺失,对农村女性反贫困实践的主体力量㊁实践空间以及发展目标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18]㊂从关系性层面出发,农村女性精神贫困是主体行动同客观环境 双重转化 的结果㊂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对男性主体强烈的依赖心理;在价值取向上,往往主动出让家庭资源以维持现有的稳定和平衡;在策略选择上,秉持既往的贫穷惯性心理,拒绝实现传统思想惯习的内化消解㊂一般而言,贫困场域中聚集的诸如地理位置的封闭性㊁家庭内部的闭合性以及性别分工模式的非理性等先赋性客观因素,从深层次支配着农村女性贫困者的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实践图式,限制了其主体性意识的觉醒㊂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思想惯习在减贫场域的根深蒂固始终将农村贫困女性排斥于外部先进文化的思想改造之外㊂(三)权利贫困在减贫场域,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权利贫困是一种极度复杂化的社会建构现象,可理解为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的权利诉求无法实现或长期处于缺失的状态,同时承受着严重的社会相对剥夺和相对排斥压力㊂一般说来,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权利贫困以性别维度表现为国家既有制度下农村贫困女性在政治㊁经济㊁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失范[19]㊂在基层扶贫实践中,农村女性群体的权利失范一方面消磨了女性贫54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困者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往往选择以一种无奈㊁消极㊁冷漠甚至逃避的态度来应对自身所处的生活困境;另一方面,极易造成农村贫困女性在减贫发展项目的参与㊁帮扶措施的制定与设计以及贫困决策与发展需求的满足等方面陷入 他者 的权力话语体系之中㊂多数情况下,农村女性人口之所以深陷于 相对贫困陷阱 而无法自救,并非纯粹归咎于她无从获得可供自身生存发展的生产性资源,更是因其在政治上缺乏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的行动权利和实践机会,从而长期处于权益表达的最底层,成为被社会忽视的权利 失语者 ㊂例如,在我国以 家 户 为单位的农村精准扶贫资源配置中,由于贫困决策对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的忽视,导致了减贫发展需求㊁发展规划以及发展决策均表现出以男性户主为中心的性别盲视现象,贫困女性的声音㊁知识和动能遭到了严重忽视[13]㊂可见,传统僵硬的社会性别角色认知固化之下的国家制度或政策实践对农村贫困女性发展权利的性别盲视,是造成其在权利层面承受严重的社会相对剥夺和相对排斥压力的根源㊂(四)能力贫困在主流父权文化影响下,农村妇女贫困随着社会化过程中女性交往法则的固化㊁社会资本的缺失以及传统 自然秩序 的内化而持续深化,并从缺乏必要物质财富的绝对贫困发展为涵盖教育㊁就业㊁社会保障和公共参与等基本发展权利缺失的权利贫困,再由权利贫困引发基本可行能力缺失的相对贫困㊂经由旧思想惯习的社会性教化,可行能力视角下的农村女性贫困呈现出一些特殊之处,如在经济领域,受家庭角色定位的束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有所弱化,由此形成贫困的隐性性别化现象;在社会领域,遭致结构性家庭观念的约束,女性的可行能力集无法得到有效拓展;在政治领域,社会地位的性别差异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制约了农村女性的能力转换和发展[20]㊂在既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建构中,农村贫困女性与资源㊁权力和机会等多维剥夺交织在一起,从而陷入 贫困恶性循环 陷阱㊂从制度层面来看,农村贫困女性可行能力缺失是婚姻家庭制度㊁传统生育制度㊁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市场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21];从个体层面来看,农村女性所承担的传统功能性活动增强了其遭遇贫困的易损害性,狭窄的社会交往空间使其始终处于社会网络的最底部㊂概言之,生理特性㊁性别分工㊁角色定位㊁社会环境以及传统文化等多重因素,制约了农村女性潜在能力和功能的有效发挥,致使其可行能力集和所能完成的功能性活动始终处于较低层次,无法真正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㊂可见,农村女性可行能力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体制对其选择能力和选择机会的强制性束缚㊂三㊁ 四维一体化 :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的构建在 共建㊁共治㊁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下,面向以 相对贫困 为重点的新贫困情势,后扶贫时代的农村贫困治理只有跨越性别界限且具有了社会性,才能彻底释放贫困女性潜在的减贫发展动能,促进政治㊁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益贫式增长,真正实现赋权与减贫的良性循环㊂鉴于此,为了持久性根治农村女性在教育㊁精神㊁权利和能力等方面的多维贫困问题,将女性赋权减贫纳入相对贫困治理范畴,最大限度地突破农村女性发展的传统思维定式,我国应积极摸索建立以资源和能力为导向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㊂在赋权减贫的嵌入性政策设计中,通过国家㊁市场㊁社会以及个体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不断调和农村贫困女性在知识㊁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失衡状态,增强其应对一切社会风险的抗逆力,最终达致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㊂641第4期王卓,郭真华: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一)政治赋权:建立包容开放的公共参与机制农村女性在基层公共领域的长期缺席,不仅固化了公众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而且造成了女性话语的集体失权㊂因此,为缓解农村女性权利相对贫困,我国应始终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理念,依托法律或政策手段赋予贫困女性充分的决策权㊁参与权和话语权,以打破性别界限森严的公/私领域壁垒,拓展女性主体的发展空间㊂一方面,在法律层面,为缓解精准扶贫实践中权力运行与权利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农村女性减贫与发展应着眼于法律化和制度化,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推动,依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反贫政策体系,切实保障农村贫困女性的政治利益诉求得到有效回应㊂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现实语境下,针对农村女性主体性呈现 赋权不足 和 身份缺损 的发展困境,政府应合理运用公共治理的权威性和法律的正当性,适度赋予其在政治领域免于遭受排斥和获得参与式发展的机会㊂同时,在法律赋权框架下,通过将纯粹法律文本上的 纸上权利 转变为农村贫困女性参与发展实践的 行动权利 ,从而实现减贫场域中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㊂另一方面,在反贫政策体系设置上,可尝试以参与式性别预算为政策工具,赋予农村贫困女性对减贫发展项目的决策权㊁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将女性智慧运用于反贫事业[22]㊂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可采取制度安排或机构设置的形式,将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纳入减贫实践主流,以减轻性别差异对扶贫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提升减贫政策的稳定性㊁合意性和连续性㊂此外,在脱贫攻坚的公共话语场域,实现性别话语配置的均衡化和合理化,必须消解以男性为主导的 话语霸权 ,赋予农村贫困女性集体话权㊂(二)经济赋权:建立管制适度的权能拓展机制后现代减贫发展场域性别平等在赋权过程中的逐步实现,关键在于建立消解 隐性歧视 的女性权能拓展机制㊂研究表明,对传统性别分层复合体制的合力消解,是后扶贫时代我国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至为关键的制度性举措㊂其中,劳动市场性别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此形成的减贫激励机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益贫式经济增长作用㊂在女性经济赋权减贫框架下,鉴于传统固有的权力分配模式对农村女性主体自我认知的归类强化,实现女性赋能投资减贫合法性地位的重点在于:一是摒弃传统性别特征偏见,以无差别方式赋予农村女性贫困人口以资金㊁技能和信息等资源,通过产业培育㊁普惠金融或微型金融等手段,拓展其在经济参与中的自由选择权,实现从 行为外嵌 转向 发展自觉 的内驱式减贫目标;二是结合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内在发展要求,遵循以实现 被动扶 到 主动兴 的赋权逻辑,通过性别治理价值链赋予农村女性贫困者对诸如房屋㊁土地以及设备等家庭生产性资产的占有和控制,同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技术推广中积极开展女性技术减贫实践,充分发挥农村女性在基层公共治理领域的主体性优势;三是从社会性别规范视角入手,针对经济发展主流系统中农村女性弱势群体的 脱域 和 排斥 现象,适时调和组织体系运行中权力㊁资源和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重塑农村女性行为主体在有序减贫系统中牢固的社会关系网络㊂整体而言,理性市场逻辑和道义经济逻辑下的农村女性多维权能拓展体系的构建,能够为相对贫困治理开辟一条通往性别平等㊁消除贫困和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㊂(三)社会赋权:建立共享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后扶贫时代,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㊁打破贫困的社会性别分层,应秉持共享发展价值观,综合运用团体赋权和组织赋权相结合的社会赋权手段,构建以农村贫困女性为主体本位的利益联结机制㊂其中,团体赋权致力于以 复数-我们 而非 单数-我 的存在形式来提升农村贫困女性抵御一切社会风险741。
电大一网一《社会问题》平时作业3-null分
B.错误
正确答案：B
题17：欧洲国家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制度在解决了普遍贫困问题的同时，又导致了“依赖性贫困”和“贫困陷阱”，使之更趋复杂化。
A.正确
B.错误
正确答案：A
题18：欧洲国家城市贫困的重要特征就是贫困与失业关系密切，其贫困人口随失业率上升而上升。
A.正确
B.错误
正确答案：A
题19：目前，在发达国家，土地、资本仍然是最重要的增值生产要素。
A.规模大，范围广
B.结构性失业比例高
C.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口增多
D.青年失业人口在同龄人中比重大
正确答案：ABD
题11：失业的实质是劳动者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游离于社会生产过程之外，不能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失去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
A.正确
B.错误
正确答案：B
题12：劳动年龄人口是指一个国家总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量。
九龙坡区工作站《社会问题》平时作业3-null分
题1：劳动力人口包括（）。
A.就业人口
B.劳动年龄人口
C.军队人员
D.失业人口
正确答案：ABD
题2：不在劳动力人口包括（）。
A.在校学生
B.家务劳动者
C.退休和因病退职人员
D.不愿工作的人员
正确答案：BCD
题3：失业按照显示程度可以分为（）。
A.结构性失业
正确答案：ACD
题6：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对反贫困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价值观认为（）。
A.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政府不应干预自由经济
B.政府应推崇机会和结果的均等
C.贫困者应该谴责自己
D.政府应维护自由竞争
正确答案：BCD
关于香港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困线又该采取什么标准？围绕这两个问题， 香港各界形成了
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评估香港的贫困状况。与此相反，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 贫困
者仅指那些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人， 综援以救助这些人为目
所以其标准可作为香港的贫困线。香港政府倾向这种观 首先， 要不要制定贫困线？第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不仅 标， 他们认为， 像国际贫困线那样单纯以中位收入的某一个 应当根据客观标准制定贫困线， 更应依据贫困线每年公布贫 点， 会夸大香港的贫困状况， 并可能带来 困人数， 并将有关数据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香港 百分比去划定贫困线， 学者莫泰基认为， 订立贫困线有利于政府向公民发布贫困状 严重的后果。因为， 若根据中位数收入的５％计算 ， ０ 年 ０ ２５ ０ 逾 ２ 万， 要使百万人脱贫， 香港 况。 免政府隐瞒 避 事实， 亦可用于制定反贫困目 成为反贫 标， 香港贫困人口 １５ 许多人担心， 政府财政必然不堪重负。更为严 困政策的重要依据。香港乐施会和香港社会保障学会等机 的社会福利开支必然飙升， 这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福利主义效应， 滋长福利依赖 ， 构也一致认为，任何扶贫机构和扶贫政策的基础是贫穷线 重的是， “
２１ ００年 第 ７期 总 第 ２ ２期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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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０ ２ ０ ．７ ０ｌ 源自Ｌ ｎ ｚ ｏ ｕ ａｌ ａ ｈ ｕｘ ｅｋ ｒ
Ｇｅ ｅ ａ ． ｏ ２ ２ ｎ ｒ１Ｎ ． ０
社 会 学研 究 ・
关 于 香港 贫 困若 干 问题 的探 讨
刘 敏
（ 圳 职业技 术学 院 ， 深 广东 深圳 ５８５ ） １０ ５
［ 摘要 】 论述 香港贫困问题 中关于贫困标 准、 困状况与贫 困原 因等几 个有争议 的 问题 ， 出如 下观点 ： 贫 提 香港可设 立基
2024年帮扶工作心得体会(2篇)
2024年帮扶工作心得体会扶贫工作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社会的责任。
自国家提出脱贫攻坚战以来，我积极参与了许多扶贫工作。
通过这段时间的扶贫实践，我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了解贫困人口的真正需求非常重要。
贫困地区的问题复杂多样，每个贫困户有不同的情况和需求。
扶贫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要深入了解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找出他们真正需要的帮助和支持。
有时候，贫困人口可能并不需要我们的物质援助，而更需要的是心理关怀、技能培训或者就业机会。
通过了解贫困人口的真正需求，我们可以更好地制定扶贫计划，真正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其次，注重扶贫工作的长效性。
短期的物资援助和帮助能够缓解贫困人口的困难，但不能让他们真正脱离贫困。
扶贫工作要注重长期的可持续性，帮助贫困人口建立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
这可以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培训技术人才、提供就业机会等方式实现。
只有扶贫工作能够持续地产生经济效益，才能真正地创造贫困人口的脱贫之路。
第三，要注重扶贫工作的全面性。
扶贫工作不仅仅限于物质援助或经济发展，还包括教育、健康、环保等多个方面。
贫困人口的困难往往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包括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应该注重教育贫困人口，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关注贫困地区的环境问题，保护好土地和资源；提供健康保障，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生活状况。
只有全面地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脱贫目标。
第四，要注重扶贫工作的合作性。
扶贫工作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单位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各个方面都需要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
只有通过各方合作，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推动贫困地区发展。
在扶贫工作中，我们应该加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资源；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参与，创造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扶贫效果。
最后，扶贫工作需要有饱满的激情和责任心。
扶贫工作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百年红色精神谱系之十一 脱贫攻坚精神
│2021│202111一、脱贫攻坚精神的锻铸进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让人民消除贫困、过上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神圣使命和坚定行动，由此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
至2021年，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恢弘展现了人类减贫道路上的大国担当，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
回眸历史，由百年大党带领全国人民所进行的、锻铸了脱贫攻坚精神的脱贫攻坚伟大斗争，历经三大各具风采的历史发展时期，辉耀华夏，震惊世界。
（一）1921年至1977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抗敌救亡，夺取民主革命胜利，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基本建设，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劳苦人民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生活作为革命目标。
早在《共产党》月刊发表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中，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提出了解决农民贫困问题。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推进，党带领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摆脱贫穷落后、国家实现繁荣富强开辟了前进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群众缺衣少粮的困难局面，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人民贫困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后，相继开展了系列性、大规模社会主义基本建设，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极发展集体经济，持续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力开办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等。
当时，扶贫乃国家行为，主要途径是生产上贷款、生活上救济、口粮上“返销”，并通过对鳏寡孤独老幼残等特困群体建立“五保”（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制度、实施改善区域整体贫困、颁布相关救助制度和优惠政策等扶贫方式，逐步减少贫困人数，建立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体系，使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初步满足。
香港的贫穷问题及解决方案.
香港的贫穷问题及解决方案本文是根据本人过去数年来所作的研究向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提交有关香港贫穷问题及解决方案的陈述。
本文分为三部分:1.九十年代香港贫穷问题的状况2.现时香港贫穷问题的成因3.香港贫穷问题的解决方案九十年代香港贫穷问题的状况相对贫穷: 贫富悬殊的恶化香港九十年代的贫穷状况，无论以相对贫穷或绝对贫穷来量度，均出现恶化的趋势。
⏹ 坚尼系数由71年的0.43，升至81年0.451及91年的0.476；到96年更上升至0.518。
2001年再升上0.525。
⏹ 九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坚尼系数最低只有0.249,而南韩是0.316,台湾是0.319，贫穷悬殊属低水平；星加坡是0.378及中国是0.403属中水平；就算是经济发展水平比香港低的新兴工业地区如泰国、马来西亚及菲律宾其坚化系数均在0.414至0.485之间⏹ 无论是与本身发展历史相比及与邻近地区相比，香港的香港的收入分布愈来愈走向不平均⏹ 81年全港最低收入之20%住户取得所有住户总收入的4.6%，到86年这比率微升至5.0%，到1991年又下降至4.3%，至96年，比率更大幅下降至3.7%。
在2001年有关比例更进一步下滑至3.2%。
表一: 1981至1996香港十等分收入组别住户占全港住户总收入的百分比数据源: 统计署香港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普查主要报告(不同期数)作为量度贫富悬殊的指标的坚尼系数由九六年的0.518上升至二零零一年的0.525，表面上有关升幅并不算严重。
但如我们小心分析住户的收入分布，便会发现不单最贫穷及最富有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五年间有明显恶化的趋势，而亦令人忧虑的是中等收入人士亦出现两极化的情况，中产阶层的下半层收入占全港总收入的比例减少，而上半层的收入的比例则增加。
有关数据显示两极化不单在贫富之间出现，更出现在中产阶级身上，整体社会的阶层两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根据表一，在2001年最低十等分收入住户，即全港最低收入的二十万五千个住户，其家庭收入占全港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九，而最高十等分收入住户，亦即全港最高收入的二十万五千个家庭，其收入占全港家庭总收入的百分比是四十一点二。
七八十岁还在上班的香港人如何养老
新经济NEW ECONOMY I 湾区记者观察七八+岁还在上班的香港人如何养老本刊记者钱林霞在香港没有固定退休金，“手停口停”是很多银发老人的写照，因此七十多岁还在上班，坚持赚钱养活自己的比比皆是。
4月10 0,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隐忧正 在浮现，养老金入不敷出、两极分化的问题渐趋严 重。
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积结余或将耗尽，这份报告反映出中国内地的养老危机。
事实上，目前全世界范围都在面临人口老年龄化以及养老问题，香港也不例外。
香港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面临了这个巨大的挑战。
此间，香港政府历经了三十多年的探索 和实践，已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养老体系，也正在向全民退休保障的道路上探索。
香港“长者计划”的养老保障香港老年人在地铁口派发报纸。
在香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在工作的比比皆是S'A ri L*rrtI *、9m 1fl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一所房子 就等于是解决了一个家庭最大的经济困扰。
刘阿婆的媳妇今年也快五十岁了， 长年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刘阿婆老两口和孩子们，刘阿婆的儿子在物业公司当保 安，每个月的收入11000多元，要供养 两个老人的生活和两个孩子上学费用以及所有家用。
虽然刘阿婆的媳妇会利用空闲时间外出做钟点工，每小时赚取45—55元不等的收入，但对这个家庭来说，这些收入只是杯水车薪，因此一家人经济也很窘迫。
其实，刘阿婆这样的家庭，在香港居住在香港岛东筲箕湾一座公屋的刘阿婆今年已84 岁，老伴86岁，两个老人身体都很健康，目前他们和儿 子儿媳以及两个孙女住在一间约50平米的房子里，住房是政府提供的公屋，在高消费的香港，刘阿婆一家每个月只需象征性的交纳二千元不到的租金就可以了。
在不是少数。
众所周知，香港是国际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发 达城市，据今年二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去年经济数据，2018年香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27. 64亿美元， 人均GDP 达48722美元，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计算，去年香港GDP 折合人民币为24287. 78亿元，人均GDP 折合-8-MAY2019人民币为326150.55元，亮丽的数据令香港被定义为富裕社会。
后扶贫时代贵州地区扶贫发展模式分析
1 引言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最大的一个民生问题，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政治任务。
2020年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扶贫工作正式踏入历史舞台。
通过30多年的艰辛拼搏和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在深刻汲取以往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所谓的精准扶贫就是“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由此可见精准扶贫彻底改变了以往扶贫过程这出现的种种弊端和问题，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以往对贫困户居民底数摸排不清、情况调查不明、具体工作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不便的突出问题。
因此，“精准”二字意义重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统计意义上的贵州脱贫完结，相反，子2020年之后，贵州乃至全国将会进入后扶贫时代，这将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于这个时代的脱贫工作来说，脱贫模式的选择值得研究，这是本文的一个研究基点。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贫困，是指在经济或者精神方面的贫穷。
所谓的贫困，是一种现象，即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差。
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物质物资和精神物资的缺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1998）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穷人缺乏获取和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
朗特里和布斯曾指出（1901）:“商品和服务的一定量是必要的，对于个人及家庭的生存而言，无法获得这些商品和经济资源的家庭的生活条件就是处于贫困状态”。
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治理挑战、趋势与战略
第32卷第4期2020年8月广东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32No.4Aug.2020收稿日期:2020-04-01作者简介:胡建华(1979-),男,江西新余人,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社会治理与贫困治理㊁政府危机管理㊂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治理:挑战㊁趋势与战略胡建华(江西理工大学㊀文法学院,江西㊀赣州㊀341000)摘要: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会随着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消除而消失,贫困治理依然面临消除绝对贫困㊁区域与城乡差距㊁脱贫后返贫以及 能力贫困 与 权利贫困 等新问题的挑战,但贫困的标准及内涵㊁贫困的治理目标㊁对象㊁制度设计等方面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转变㊂为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和转变,做到承前启后,2020年后中国应继续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实行城乡贫困治理一体化战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长效减贫机制㊂关键词:2020;贫困治理;挑战;趋势;战略中图分类号:D632.1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编号:1008-4533(2020)04-0021-08DOI :10.13975/ki.gdxz.2020.04.003中国一直把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作为重大的战略方针,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㊂自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以及各大社会组织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投入到精准扶贫实践中,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的重要决策部署,把精准扶贫作为核心工作来抓,全员行动,全力以赴,坚决贯彻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实现了思想上的共识和行动上的自觉㊂各级政府也以最大的政治任务来对待精准扶贫㊁脱贫攻坚,确保2020年现行标准下摆脱绝对贫困,全国一盘棋,用力一起使,精准扶贫工作深入人心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㊂从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情况来看,可以预见,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将取得全面胜利㊂然而,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会因为2020年的绝对贫困消失而完全消失,贫困是一个客观现象,贫困问题总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伴相生㊂当然,随着中国历史上绝对贫困的消失,相对贫困会走上前台,次生的贫困问题会变得明显,同时衍生新的贫困形式并呈现出新的特征,贫困治理也将走向新阶段㊂为此,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带着前瞻性的眼光并结合过去及其他国家经验,尽早研究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发展趋势,谋划2020年后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扶贫新战略㊂一㊁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仍将面临挑战要特别注意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绝对贫困的消失并不表示中国的贫困治理到此结束,相反,12需更加细致耐心的脱贫攻坚战才刚刚打响,2020年后的相对贫困㊁脱贫返贫㊁城乡差距㊁区域差距等问题等待着中国政府的进一步研究和解决,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仍将面临许多挑战㊂(一)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仍将是中国减贫事业的艰巨任务2019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贫困县摘帽后,也不能马上撤摊子㊁甩包袱㊁歇歇脚,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做到摘帽不摘责任㊁摘帽不摘政策㊁摘帽不摘帮扶㊁摘帽不摘监管㊂这为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战略及政策走向指出了新方向,同时也表明中央对中国的贫困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2020年后中国仍会存在较多贫困问题,需要各级政府大力解决㊂杰弗里㊃萨克斯曾认为贫穷并非与生而来,私人市场力量可以与公共政策相互补充,加上更为和谐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完全有能力在2025年消灭极端贫困,使贫困问题走向终结㊂[1]依现在世界的情况看,这个论断过于自信了㊂从理论上分析,只要中国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那么贫困就不会绝对消除㊂社会的分层分级会导致贫富差距,就会有富裕与贫困的区分,贫困问题就不可能消失,这也是为什么当今所有发达国家照样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原因,虽然发达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相对较少,但是其相对贫困次生贫困问题仍然较多㊂同理,中国在2020年消除现行标准下统计学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后,贫困问题并不会马上消失,因为历史遗留及贫富差距等问题依然将长期存在㊂2020年后随着贫困标准线的提高,中国贫困人口将会新增,同时因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现有的贫困标准线相对较低,因此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线的提高空间相对较大,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也可能会有较大增加㊂因此,消除绝对贫困仍将是中国未来减贫事业的艰巨任务㊂(二)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依然突出现阶段的精准扶贫,中央非常关心一些特定贫困区域,如 老少边穷 集中连片贫穷 等地区,这些区域的脱贫,对于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意义重大㊂为什么这些区域会成为中国的集中贫困区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区域间发展的极不平衡,2020年后这些区域也许会实现脱贫,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区域就能 一劳永逸 ,完全摆脱贫困的困扰㊂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大型城市发展相对较好,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不如人意,尤其是在吸引人才方面有较大压力,现在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非常显著的 人口空心化 趋势,人才流动到了更为发达的地区,从长远看,这会从根本上拉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㊂贫困治理关键靠的是政策,脱贫攻坚关键靠的是人才,但贫困问题产生的矛盾就在于人才总是跟随资源而动,优秀的人才会流动到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相对而言,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必然会处于劣势㊂从表1来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仍然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落后的地区如何吸引优秀的人才落户,如何推动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拉近与更为发达地区的差距,这是需要系统谋划的重要问题㊂于国家而言,仍需进一步完善 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部崛起战略 以及加快 老区建设 并大力推动 一带一路 ,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和资源,促使人才更多流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推动中西部经济的发展,有效缓解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㊂㊀㊀㊀㊀㊀表1㊀全国居民按东㊁中㊁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组别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东部地区23658.425954.028223.330654.733414.0中部地区15263.916867.718442.120006.221833.6西部地区13919.015376.116868.118406.820130.3东北地区17893.119604.421008.422351.523900.5㊀㊀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㊂22(三)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较大由于资源㊁资本㊁技术㊁劳动力等各种要素的影响,虽然党和政府一直比较重视 三农 问题,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但中国的农村地区仍然是贫困的主要发生地㊂农村的资源㊁资本㊁技术以及人才等各种要素相对匮乏,而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务工,外出务工者有条件的话都在城市置业而不愿回到农村,或者通过求学谋取立足城市,这使得中国农村地区的 空心化 趋势日益加剧,这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㊂许多地方的农村 空心化 甚至已成为新常态,这充分反映中国的城乡之间在公共物品的供给㊁资源配置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较为显著,优秀的人才都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而不是留在农村地区㊂表2中所反映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成扩大之势,毫无疑问,在2020年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将会是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制约因素,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会比较大㊂㊀㊀㊀㊀㊀㊀㊀㊀表2㊀2013 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情况(单位:元)年份20132014201520162017全国居民18310.820167.121966.223821.025973.8城镇居民26467.028843.931194.833616.236396.2农村居民9429.610488.911421.712363.413432.4㊀㊀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㊂(四)脱贫后返贫现象多发贫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㊂贫困本身是一个动态概念,尤其是当我们将贫困治理的主要内容界定在解决绝对贫困上时,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有时是暂时的,他们会因为政府或其他社会主体的补助或帮助而暂时拥有满足自身生产生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但一旦助其脱贫的主体抽身而去,那么在贫困人口自身不具备 造血 功能的情况下,这些贫困人口返贫的概率是非常大的㊂数据显示,中国农村返贫率大约维持在20%,脱贫后仍然生活在贫困线周边的人是返贫风险的高发人群,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㊂(五) 能力 贫困和 权利 贫困的认识不断增强无论何时,贫困标准线都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因为那只是贫困人口生存的最低指标, 贫困的最低生活定义中的每一过程几乎都有缺陷 [2]62㊂但是如果完全摒弃这种方法,则对贫困的界定似乎又会显得无的放矢,有些学者试着从不平等㊁贫困感㊁价值判断等角度对 贫困 进行界定,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㊂与传统的基于收入和支出来测量贫困问题的方法不同,阿玛蒂亚㊃森强调用权利的视角来看待贫困及贫困问题的产生㊂权利视角考察的是社会不同阶层对食物的控制和支配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基于社会权利关系,社会权力关系又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的配置,假若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甚至失败,则会导致贫困和贫困问题㊂阿玛蒂亚㊃森主要关注了个人的交换权利,认为个人的交换权利下降是导致贫穷和饥荒的直接原因,这种个人交换权利在现实当中往往表现为个人在社会政治经济层级机构中的地位,以及相应的经济地位等㊂阿玛蒂亚㊃森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㊂[3]85因此要更加关注失业㊁缺医少药㊁缺乏教育㊁社会排斥等因素对贫困的影响,教育㊁财产㊁土地制度㊁精英主导社会等不公平也会造成 贫困制度陷阱 (insti-tutional poverty trap)㊂[4]二㊁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趋势转变在总结精准扶贫战略及其实践的基础上,科学预测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趋势转变,是提前做好制度设计㊁谋划 后2020时代 的减贫战略的基础㊂32(一)贫困的标准和内涵会发生重要转变精准扶贫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扶贫成就,基本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也创新了中国的贫困治理理论,丰富了中国的贫困治理实践,是中国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次重大创新,对于提高中国贫困治理能力具有重大意义㊂绝对贫困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贫困的消失,可以预见,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问题仍将存在,小范围的绝对贫困难以避免,大范围的相对贫困会相伴而生㊂人类社会发展这么快,经济社会的发达也远超以前的时代,但只要人类社会的分化不消失,贫困问题就会存在㊂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问题将主要是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将会呈现出多维度㊁多元化的新特点,贫困的标准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5]贫困人口将会从当前的 等靠要 的被动扶贫状态转向阿玛蒂亚㊃森所提到的对 能力 和 权利 的诉求,中国贫困治理的任务将发生相应改变㊂(二)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贫困不是简单的数据罗列,数据并不能完全表达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政治㊁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去面对的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里,贫困的各种特性不断泯灭重生,不同时间段都有不同的贫困定义,用以规范什么是贫困及什么程度的贫困㊂贫困并不是一成不变,并不会牢固地变成一个确定的可以用文字与数据来解说和概括的概念,也可以说,贫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并且会受当时的很多环境等因素影响,并且贫困标准也不是一个确定的贫困线㊂因此,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问题会相应地体现出新特点 相对性及次生性,相对贫困问题会突出表现出来,成为中国解决绝对贫困后的最突出的贫困问题之一㊂中国贫困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 效应凸显,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种观点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对贫困问题有影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减贫效应呈倒 U 字形,处于 最后一公里 的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条件最为严苛,甚至经济增长会造成贫富差距悬殊㊁资源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相对贫困㊂那么面对相对贫困问题我们如何去应对㊁去解决,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又有什么不同,相对贫困与现有的扶贫体系又会有哪些矛盾问题,具体对策如何,那都将是未来中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工作及重点关注问题,也是未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新挑战㊂(三)以农村精准扶贫为主向注重城乡一体化贫困治理转变将农村与城镇贫困问题相结合,全面统筹,分点化解,来思考2020年后消除绝对贫困后的贫困性问题是大势所趋㊂乡村振兴和城镇化战略是城乡融合的关键㊂现阶段的精准扶贫战略以农村贫困治理为主,城市精准扶贫涉及得较少,随着2020年后国家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原有的城乡关系将会重塑,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会得到深入稳固和推进,农耕文明将会得到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将进一步完善,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农村地区将成为乡风文明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㊁生活比较富足的场所,农村的贫困人口将会减少,进一步拉平和城镇的差距,城乡融合的基础将会渐渐形成㊂另外,城镇化战略将不断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使毗邻城市的乡村地区受城市发展的辐射力,逐渐能够发挥其工商业㊁居住区及其他城市职能,不断完善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成为城市与农村的联结纽带,发挥城乡融合的关键作用㊂可以预测,2020年后城乡融合将加速发展,城镇化水平将显著提高㊂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治理应该注重城乡融合,一方面是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是需要将城乡的贫困治理问题同等对待,尤其是社会保障权益的平等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应该城乡同步发展㊂(四)贫困治理目标由生存型需要向发展型需要转变现阶段的精准扶贫仍然是以消除绝对贫困㊁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贫困治理,其目标就是为贫困群体提供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注重的是贫困人口的生存需要㊂[6]2020年后,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将消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42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贫困人口生存问题和贫困地区生产生活基础环境已得到根本解决,人民的主要需求已不再是简单的生存需要,还有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更高层次的需要,实现这一 人的需要 必须提高城乡个体发展能力㊂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也将更加关注 能力 权利 的实现状况,个体得到了发展,满足了其发展需要,贫困问题就自然而然得到了解决,这就是发展型需要㊂这也就意味着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治理目标任务主要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不同城乡居民个体多维发展,改善其发展型需要㊂(五)贫困治理对象由 面 向 点 转变中国以前的扶贫开发主要还是面向各个区域的,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扶贫开发试点和推进阶段,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扶贫开发攻坚和新时期的巩固阶段,亦或是十八大至今的精准扶贫阶段,均是以区域扶贫为主㊂2020年随着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的消除,全国所有的贫困县也会摘帽,虽然未来中国的贫困治理不会马上消除区域性贫困,但区域性贫困将成为中国贫困问题的 少数 ,即便未来提高贫困线标准,新增了贫困人口,基数恐怕也不会太大,届时的贫困人口分布不会像现在一样呈区域分布的形态,散点分布将是 主流 ,那么散点分布的主体表现将会是特定群体,贫困人口将呈现出更多的群体特征㊂因此, 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治理,其对象将由整体性的 区域 这个 面 向散点式的 群体 这个 点 转变,群体贫困问题将会是治理的主要方面㊂(六)贫困治理的制度设计将向长效保障式制度防贫转变目前中国的扶贫制度设计是以脱贫任务为导向的,中国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基本消除后,未来还将出现少量的绝对贫困以及更多的相对贫困,贫困问题仍将长时间存在㊂但是那时的贫困问题不会像现在如此广泛,尤其是中国的农村贫困地区,基本可以消除那些集中连片和区域性贫困问题㊂当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之后,靠什么来治理贫困?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㊂根据阿玛蒂亚㊃森的贫困理论,绝对贫困问题消除之后,未来中国的贫困问题将不仅仅是纯粹的收入问题,更有可能的是涉及贫困人口的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㊁教育公平㊁医疗保障㊁养老保障以及生计权益保障等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配置的问题㊂这些问题的应对最终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建立以防贫任务为导向的制度体系㊂建立和完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是中国后2020时代实现贫困治理的最重要的长效治理机制,是提高脱贫质量和保证防贫减贫可持续性的最根本制度㊂其实,现阶段的精准扶贫战略,已经在不断摸索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本身就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脱贫措施之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㊂2020年后,中国将在现有的扶贫战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将扶贫攻坚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将扶贫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提高贫困人口及其家庭的发展能力上, 按照兜底线㊁织密网㊁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㊁城乡统筹㊁权责清晰㊁保障适度㊁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7]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能够解决真贫困问题㊂可见,中国2020年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未来贫困治理的基本内容㊂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战略选择可以预见,2020年后中国现阶段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所采取的运动式㊁集中式治理方式不会长时间存在,随着贫困的发生方式和贫困治理的发展趋势的变化,这要求中国政府采取相应的贫困治理政策和战略㊂(一)继续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如前所述,精准扶贫战略不会因为2020年将全面实现精准脱贫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而过时,精准扶贫战略思想仍是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㊂2020年后,贫困的区域分布形态会向散点分布形态转变,这更加需要中国的贫困治理依然按照精准扶贫方略的要求,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做到 六个精准 ,坚52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㊂尤其是针对特定群体,更加需要精准扶贫方略㊂这些需要特殊帮助的人也是在贫困人口里所占比例较多的人群,他们因为丧失劳动力等种种原因,导致自己没有收入,即使有收入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无法自我生活㊂所以我们要针对各类不同的特定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㊂用精准扶贫思想关注相对贫困问题,将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区分开来,科学完善贫困标准,转变扶贫理念,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防止相对贫困与次生贫困的发生㊂(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未来农村贫困治理的基石,是农村地区长效脱贫的根本保证,长久性的改善农村扶贫体制和农民收入增加问题是必须面对的,而农村农民的收入增加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所在㊂[8]扶贫的关键是增收,即增加农民的收入,使农民生活更加平稳安定㊂若农民增加收入依赖的是除了农业性的收入外的政府补助及外出打工等外力性的收入,那么中国农民的增收问题就是不稳定不成功的,这种方法不是说无效,但它是短暂,无法长时间地解决增收问题,并且缺失关键点产业性支持和内源性缺乏动机的问题,这是很难一直维持如此的㊂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应当建立在农民自身所劳动获取的产业收入基础上,不能将其定位在不长久的政府补助的外在性政策增收上㊂为此,要下大力气增加农民收入,充分激活农村自有资源,加快农业和农村产业的现代化,建立现代农村工业体系,激活农村综合体㊂这种内生的农民收入增长模式更加持久和可持续㊂一是全方位利用农村自有的资源,扩大农民增收的手段㊂二是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持,增加收入,消除贫困,建立一个具有独特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农村产业体系㊂三是变革农业的传统模式,进行绿色现代化农业变革,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农业现代化的变革存在于同一道路上,农业发展的关键是令传统的以放养式的农业生产改变为绿色㊁高效㊁集约的现代化生产模式㊂四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建立具有现代化,科学化的农业生产基地㊂五是促进农村第一㊁二㊁三产业的全面整合,充分发掘和扩大其多维功能,促进农业的纵向扩展和横向一体化,坚决将农业的多元特性表现出来,使农业纵深达到应该具备的标准之上㊂(三)实行城乡贫困治理一体化战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大,2020年后中国农村地区的减贫防贫任务依然会最重,但不能单单只注重农村贫困,当然也不可能向以城市贫困为重点转移㊂在城市贫困问题中,中国虽然现在认识到了城市扶贫的重要性,但由于缺少过往的一些经验,扶贫成果并不显著,至今中国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城市扶贫的工作计划纲要㊂在我们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摘帽目标前,中国还应该继续实行农村为主的扶贫路径㊂但在我们完成2020年的预期目标后,中国贫困治理思路和路径应做相应的调整,其中之一就是将农村和城市的扶贫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的放矢,全面统筹,有学者甚至认为,理想和公平的贫困标准线应当是城乡统一㊁全国统一的㊂[9]这就要求我们将城乡看做一体,实行统一的现代化的城乡贫困治理新战略㊂一是要转变理念,统筹城乡贫困治理,建立城乡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二是加强研究城市贫困问题,尤其是随着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大量农民进城后可能面临的贫困问题,事先制定防贫减贫政策和出台相关帮扶措施;三是要对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进行借鉴学习,吸取他们的教训,将这些与2020年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城市贫困治理问题;四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扶贫制度和政策㊂(四)对特定贫困群体给予精准治理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治理对象将更加注重面向特定群体㊂一是解决空巢老人的贫困问题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外地工作,空巢老人独自在家的贫困问题越发严重的状况,应该实行子女与社会共同养老的扶贫机制,推广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㊂开发养老基金,让子女每年打进定额的养老基金,联合政府的补助基金,应该可以基本上的解决空巢老人的贫困问题㊂二是通过减少精神贫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