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重要馆藏解说词

上海博物馆重要馆藏解说词

第一节历史文物

一、青铜器

1.夏细腰爵

高11.7厘米，流至尾长14.1厘米，重200克。铸造于公元前16世纪以前。

爵是古代饮酒器。此爵狭流、束腰、扁体、平底，颈腹间有一阔鋬把手，流和口沿

内有陶范残留，表明它是用陶质块范法铸造的。

此爵造型原始，尚带有陶爵的特征，与1973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出土的一些青铜爵相同，属夏代晚期的器物，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饮酒器之一。

现藏上海博物馆。

［夏细腰爵］

2.商兽面纹斝

高31.1厘米，口径18.4厘米，重1850克。铸造于公元前16～前14世纪。古代盛酒器，兼作祭神的裸器，是中国最早的礼器之一。

此器敞口高颈，前有双柱作帽形，后在颈、腹间有鋬，腹似鬲，下有三锥足，足部与器腹相通。袋足的作用是为了在温酒时扩大受火面积，所以斝还有温酒的作用。斝的颈、腹部各饰兽面纹，颈部兽面纹上下各有连珠纹一道，腹部兽面纹。双目特大，带有神秘感。此器形体高大，器壁匀薄，在口沿上有一周加厚的唇边，形成商代早期青铜器铸造特色。

现藏上海博物馆。

［商兽面纹斝］

3.商兽面纹扁足鼎

高31.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4850克。铸造于公元前14～前11世纪。

鼎是青铜礼器中的大类，在古代社会里曾被用来“明尊卑，别上下”，是统治阶级划

分等级和权力的标志。鼎有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

扁足鼎，传世和出土均很少。足有龙形和鸟形两种，而以龙形为多；器形大小各异，而以小型居多。此鼎为较大者，立耳、方唇、浅腹、圜底，下置三个龙形的扁足。每一个扁足既薄又宽的两面都有繁密而遒劲的龙纹，除了重点显示龙的头部特点以外，在体躯中有鳞纹，象征着龙鳞，龙尾斜卷成落地的支撑点，使整个鼎有稳定感，从而增强了造型的气势。

鼎的腹部饰长鼻兽纹，兽目处于图案的中间，省略了头部的其它特征，前面有一个长卷鼻，后部的尾和长鼻一样，相应地向下卷曲。这种卷鼻和卷尾的对称形式，在兽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从图案的结构来看，却又相当调和，反映了设计者对图案规律的熟谙。

此鼎立耳，耳框很细而中间孔隙较大，口沿外折而较薄。腹部的长鼻兽纹，主纹和地纹的分界不甚明确，这一些都是殷墟中期青铜器的特点。这件鼎从整体到局部的设计都很和谐，没有其它不必要的装饰堆砌，具有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

现藏上海博物馆。

［商兽面纹扁足鼎］

4.商父乙觥

高29.5厘米，长31.5厘米，重1840克。铸造于公元前14～前11世纪。古代盛酒器，主要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是一件形态别致的青铜艺术品。

觥盖的前端为幻想中动物的头部，两角后各有一小蛇，中脊浮雕一条长体卷尾的小龙，两侧是凤纹。盖的后端作牛头，觥体均饰凤鸟纹，腹部为大凤纹，凤爪置于圈足，更显得凤之高大，圈足饰长尾纹。器的前端为流，后部有鋬。器及盖内各有铭文“父乙”三字，是为父乙所作的祭器。

现藏上海博物馆。

［商父乙觥］

5.商戊箙卣

高33.3厘米，口纵13.7厘米，口横15厘米，底纵13.6厘米，底横16.7厘米，重6625克。铸造于公元前14～前11世纪。

此卣直颈、鼓腹、圈足，盖套于器口外，提梁是纵向装置，与一般横向的装法不同。盖的两侧挑出器外，器的四面皆出棱脊，增加了器的高大和稳重感。盖面饰兽面纹，提梁、盖沿及圈足各饰龙纹，颈部饰鸟纹，腹部是内卷角的大兽面，提梁两端为龙头。形

制庄丽雄奇，纹饰深峻华美，是商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此器盖内有氏族徽记“戊箙”二字，器内壁有图形文字“辰吴辰”。商代有箙氏三个氏名铸于一器之例则未见。戊箙之器传世尚有戊箙父癸甗及戊箙父辛卣，唯无“辰吴辰”字。此器无被祭人名。

现藏上海博物馆。

［商戊箙卣］

6.西周小臣单觯

高13.8厘米，口纵9.3厘米，口横11.6厘米，底纵8.1厘米，底横10.3厘米，重750克。西周成王时代（公元前11世纪）的青铜器。古代饮酒器，相当于现在的酒杯。此觯为椭圆形，侈口、束颈、鼓腹、圈足。颈部饰一周鸟纹。鸟纹在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尚占次要地位，自西周中期起，大量出现。西周时代的青铜器往往不以造型或纹饰取胜，而是以它所铸铭文内容的重要性而引起注意。此器内底铸铭四行22字，记周成王平灭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事。

铭文中有“王后克商才（在）成，周公易（锡）小臣單贝十朋，用乍（作）宝（尊）彝。“周公在成”，也就是成周驻扎兵旅之所，这一地方，在克商之前还没有营建成周，也没有这个名称，因此这里的“后克商”不会指武王灭商。武王灭纣后，为了表示他的仁政，封了纣的儿子武庚在殷，以便使商族不至于绝祀，还可统治殷的遗民。但是，当武王一死，成王即位后，武庚与本来监视他的管叔和蔡叔联合发动叛乱，而且选择了周初还来不及巩固政权的时候，企图把执政的周公旦打下去，从而取代成王的统治。结果，成王和周公以极大的力量平灭了武庚，铭文中“后克商”应是指这次成王消灭武庚的叛乱。这次战役必有许多武将参加，但史载主将是周公，这一点在铭文中也有所反映，在平灭武庚之乱后，周公把军旅驻在成，器主显然是参与平叛将领之一，因其军功而受到周公的赐金。全篇铭文仅是短短的22个字，把周初这一至关重要的史实点染出来，成了一篇周初立国的历史文献。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历史文物，根据史实，如果它是平叛后当年所铸，则可断定是成王二年（公元前11世纪），最迟当不会晚于平叛的次年。

1979年，李荫轩、邱辉捐赠上海博物馆。

［西周小臣单觯］

7.西周师遽方彝

高16.4厘米，口纵7.6厘米，口横9.8厘米，底纵7.5厘米，底横9.6厘米，重1620克。西周恭王时代（公元前10世纪）的青铜器。

方彝是盛酒器。在商周时代青铜礼器都称彝器，彝器是青铜器的通名。很多古代青铜器都有自铭，如鼎、鬲、簋、盨、簠、豆、壶等，这种方形的酒器却从未有过自铭。其它各类器都有圆形或方形的，而这类器都呈方形，宋人名之为“方彝”，这一专名沿用至今。青铜方彝出现在殷墟中期，在这以前曾见过陶质的方形器物。考古发现的方彝都是成对出土的，传世尚有很多单件的方彝，是流传过程中散失所致。

方彝的盖如屋顶，整体作长方形，横长于纵，口沿下及圈足都略有收缩，腹部略鼓，两侧有耳，作高举的象鼻形，造型极为奇特。器内有中壁，分隔或为两室，可置两种不同的酒，盖的一侧沿有两个方形缺口，与器的两室相应，本当有斗可挹酒，今已遗失。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的盠方彝，其中一件与此器形式相同，器内也有中壁。方彝的盖面及器腹部饰变形兽面纹，是此类纹饰的最后蜕变形式。兽面纹除了尚可辨认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已变形，成为非常简单而草率的线条。器和盖内都铸有相同的铭文，器6行，盖8行各铸67字。

铭文大意为：正月丁酉这一天，恭王在康宫中的寝宫举行酒宴，师遽受到王的称美，被命令在宴会中助欢，王命令宰利赏赐给师遽圭、璋等玉器，师遽因以作器。这类铭文属于作器记事，王举行酒宴，师遽能够参加已感到非常荣幸，在宴会上受到王的称赞又赏赐了玉器，师遽受宠若惊，将这一光荣史迹铭刻在青铜器上，他的后代子孙要永远宝用。师遽所作之器传世共二件。

1961年，丁燮柔捐赠，现藏上海博物馆。

［西周师遽方彝］

8.西周大克鼎

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西周孝王时铸造，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窖藏出土。

此鼎口部微敛，方唇宽沿，大立耳，腹略鼓，腹壁厚实。蹄足，形制宏伟。口沿下饰有3组变形兽面纹，间隔以6道棱脊，腹部饰有粗宽条环带纹，口部和足上部饰兽面纹，出色地综合了当时图案与雕塑艺术的成就。

大克鼎是膳夫（官名）克用来祭祀他的祖父师华父的重器，腹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28行，计290字。铭文字体特大，字迹端庄质朴，笔划均匀遒劲。由于铭文前半部划有整齐的长方形格子，每格一字，所以全文布局十分规整。铭文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是韵文，膳夫克歌颂他的祖父师华父帮助周王室的功迹，又说靠了师华父的余荫，周孝王委派他出任膳夫这个出入王廷的重职。第二段是赐命辞，说他做官以后，孝王又赏赐他服饰、很多地区的田亩和奴隶，是研究西周奴隶制的极其重要史料。

大克鼎出土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用重金购得。潘氏得此鼎后，曾镌“宝藏第一”之印。潘祖荫病逝后，其弟潘祖年将鼎由京运回故乡苏州，供放在厅堂，视为传家

之宝。抗日战争爆发，其孙媳潘达于果断地将此鼎再次入土，深埋在后厅青石板之下，不露丝毫痕迹。苏州沦陷，日军曾多次至潘家搜索，遍寻无着。1951年7月，潘达于向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表示“愿将两大鼎呈献上海博物馆。”同年10月9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举行潘氏捐献孟、克二大鼎的授奖仪式。

现藏上海博物馆。

［西周大克鼎］

9.春秋牺尊

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0克。春秋晚期（前6世纪～前476年）。民国12年（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出土。春秋时期牺尊出土甚少，浑源牺尊是迄今仅见的一件。

尊作水牛形，牛颈及脊背上有三穴，中间一穴套有一锅形器，可以取出。前后二穴原有盖，今已不存。牛尾残缺。根据构造，应是温酒器，前后二穴是用以注水，中间一穴用来盛酒。

此尊纹饰华丽，牛首、颈、身、腿、臀等部位都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蛇组成的兽面纹；牛颈及锅形容酒器口沿上饰有虎、犀等小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制作精美。仔细察看，可见面部、腹部、臀部上下的兽面纹，都是用同一模翻印的，只是按地位的不同，有的取纹饰的全部，有的取局部或倒置，证明春秋晚期在青铜器铸造技术上有了用印模法制造纹饰的陶范。

此器造型稳重、生动，牛耳竖起，两角向下弯曲，鼻上置一环，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用穿鼻的方法驯牛。是浑源出土青铜器群中最精美的一件。

现藏上海博物馆。

［春秋牺尊］

10.春秋郘钟

清咸丰、同治年间在山西省荣河县后土祠附近出土，传世应有13枚，上海博物馆藏有10枚，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台湾中央博物院各收藏1枚，尚缺1枚不知下落。郘

钟最大高44.3厘米，重9000克；最小高24.5厘米，重2590克。

郘钟为编钟，其形式属于甬钟，甬上部饰三角纹及蟠龙纹，旋饰斜角雷纹及涡纹；旋上有干，舞部饰蟠龙纹，篆部饰雷纹，鼓部是倒置的兽面纹。每一钟的正面鼓部两侧都铸铭86字，记载晋大夫郘铸此大钟八肆和相应的磬四堵，并与鼓配合使用。八肆钟就是八组音阶完整编钟。旧说16枚钟为一肆，则郘钟的总数当在曾侯乙墓编钟之上。由此可知晋国音乐的高度发展。据史书记载，用钟数量之多寡与当时主人所处地位和身

份有关。郘是大夫，所用钟数已超越了身份的许可范围，这是当时社会已出现礼崩乐坏，是等级制度崩溃的表现。

现藏上海博物馆。

［春秋晚期郘钟］

11.春秋晋侯苏编钟

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共16枚，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大小不一，每件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16件钟的铭文可以联缀起来，是一篇西周王朝的东征记录。

晋侯苏编钟铭文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正月八日从宗周出发，二月二十二日到达从周，走了四十四天，次日即向东进军。三月方死霸到达地，然后走向攻击目标。周厉王亲自向晋侯苏下达命令：率领部队从左边攻击，覆灭邑；从北边攻击，覆灭□邑，全面实施对夙夷的攻击。消灭了邑和□邑之后，最后攻占城。所有夷人全部逃跑。周厉王命令晋侯苏统率兵车追击逃亡敌人，斩首百又一十级，俘获二十人。厉王班师回成周，亲自赏赐马驹四匹，掺有鬱金汁的香酒一卣，弓一张，箭百枚。晋侯苏为了报答和颂扬天子的美德，铸作了这一（二肆16枚为一）乐音和谐的锡钟，把这一战役过程和天子的恩宠详实地记载在钟上。

晋侯墓原随葬晋侯苏编钟16件，后来此墓被盗。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晋侯苏编钟14件，并抢救回归。1993年初，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晋侯基地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苏侯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联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山西曲沃县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

晋侯苏编钟14件现藏上海博物馆。

［春秋晋侯苏编钟］

12.春秋吴王夫差盉

吴王夫差盉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腹径24.9厘米。肩部有一条弧形的提梁。整个提梁是一条龙，龙体中空，是由无数条小龙相互纠缠交结的形式组成，称为透雕交龙纹，腹部呈扁圆形，饰变形的龙纹。腹的一侧有一个短而曲折的龙头流，圜底下置三个兽蹄形足，足的上部是变形兽面纹。

盉的提梁、龙流、三足是分铸的。各部分铸件完成后，嵌在整体陶范中合铸一体。

镂空的提梁是用失蜡法铸造。腹部的纹饰使用印模技术，即把纹饰雕刻在一块陶模上，然后将陶模的纹饰多次反复翻印在陶范上，拼合成整个图案。

盉的肩上有一周铭文：“敔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12字。敔王夫差即吴王夫差。吴金即御金，也就是用吉金。铭文大意是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给他的青铜，为一位女子铸了这件。

吴王夫差在位22年，传世的遗物仅20余件，大多是鉴等水器和剑、戈等武器，此盉是至今为止发现的吴王夫差唯一的一件青铜礼器。

1995年12月，何鸿章捐献，现藏上海博物馆。

［春秋吴王夫差盉］

13.战国商鞅方升

全长18.7厘米，宽12.35厘米，实测容量201.15毫升。战国时代秦国铜制量器。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任大良造时，为统一秦国度量制度而颁发的容量一升的标准器。

商鞅本卫人，后为秦孝公所任用。他的变法措施为秦国以后的强大打下了基础。统一度量衡是经济改革措施之一部分。

方升外底刻有一篇秦始皇廿六年，即统一中国之年（公元前221年）颁发的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疑者皆明壹之。”

方升左侧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

右侧刻有“临”一字。方升前端柄上刻有“重泉”二字。

据方升边上刻的铭文大良造商鞅以16.2立方寸为一升，秦始皇统一度量所采用的标准，是早年商鞅的旧制。方升颁发地点在“重泉”县，在今陕西蒲城县南。颁发诏书时曾上缴检验，以后改发到临晋，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

现藏上海博物馆。

［战国商鞅方升］

14.战国宴乐图像杯

高5.9厘米，口纵14.9厘米，口横18.2厘米，器壁厚度仅0.1—0.08厘米，重320

克。呈椭圆形，略弇口，腹的上部稍鼓，往下逐渐收敛，平底，腹两侧有对称的环耳。杯之内外用凿子錾成的宴乐画像，纹饰精致，内容丰富。

杯内的图像，以两座建筑为主体，以两柱为界分为三室，每室各有一组人物，作在鼎中取肉状，或作持勺取酒，执觯饮酒状。阁下有支柱，两侧有阶梯4～6级不等，有人持物拾级而上，在两座建筑物之间的一批人物，作击鼓、抚琴状，还有两人细腰长袖，翩翩起舞。图像的左侧有鸟兽及猎人。右侧有人持弓，其上有长方形箭靶，有一箭中的。底部有极精细的蟠龙纹。

杯外的图像以一座建筑物为主体，形式与杯内相同。人物姿态各异，作持物、登阁、对饮、谈话、跽地等状，这一组画像的两侧以树为界。界外为各种姿式的飞鸟、走兽，并有二头带角兽相斗，另一端是四轮车和马，车上立三人，有御者和乘坐人，手中各有执物。

整个图像，共有3座建筑物、2辆车、48个人、33只鸟、10匹兽，以及各种器物用具。构图采用不同事件的连续展开和多层排列相结合的方法，画面生动活泼，井然有序，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战国时代贵族们各种活动状况。是中国早期绘画艺术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现藏上海博物馆。

［战国宴乐图像杯］

15.汉代青铜蒸馏器

通高45.5厘米。甑上有聚集蒸馏液的排流管，釜上有加注蒸馏液料的小管。与通常所见的汉代用甑、釜组合而成的甗相似。

甑，高21.1厘米，口径28.8厘米，圈足高27厘米，流管长4.1厘米。釜，高26.2厘米，口径17.4厘米，腹径31.1厘米，底径12.5厘米。注水管长6.7厘米。

甑与釜之间有一个网格形的箅，箅径17.7厘米。在箅的上面与内壁连铸有一周微呈凸弧形的边。这周弧形的边和箅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空间，有两层作用：一层是蒸发的气体通过箅孔遇甑壁冷凝成液体后流向槽道聚集起来，通过流孔，流出甑外，这两部分即集流槽和排流管。第二层是在箅上放置某种待蒸馏的物品，通过蒸气蒸发，混入气冷凝后，获得蒸馏所需的成分。这个甑内的特殊空间，实为“储料室”。储料室弧形边宽2.6厘米，口径17.1厘米。储料室的容积约为1900毫升。

储料室上口至甑的口部为凝露室，容积约为7500毫升。蒸气通过储料室，取得某种蒸馏的成分。

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对蒸馏器所作专题研究和科学实验表明：蒸馏的过程，无论

对高浓度酒还是低浓度酒都有提高酒度的明显效果。这件蒸馏器既可以蒸馏酒，也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某种药物的有效成分。

这件器物的构造表明了在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已经掌握了蒸馏技术。

1956年从上海冶炼厂拣选出来，现藏上海博物馆。

［汉代青铜蒸馏器］

16.西汉“见日之光”透光镜

径7.4厘米，重50克，边阔且厚，镜背当中是一个半圆钮，内圈为八曲连弧纹，外圈有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8字；每字之间夹一“□”或“”符号。镜面光亮照人。

透光镜是用铜锡铅的合金浇铸而成。由于镜背面有花纹、文字，镜体厚薄不同。从镜面的断面看，镜背有花纹的地方厚，拱起小，镜面平坦；镜背没有花纹的地方薄，背面拱起大，因而在镜面上产生了与镜背花纹相对应的微小起伏。这种镜面曲率微小差异，使反射光聚散程度不一致，形成明暗不同的亮影，而造成透光现象。当阳光照射在铜镜上时，镜背厚、镜面平坦的地方，反射光集中，形成亮影；镜背薄、镜面拱起的地方，反射光散开，形成暗影。于是“见日之光，天下大明”8个字及其花纹图案清晰可见。

青铜镜透光原理的研究，中国始自宋代，西方则始自百年前（西方称“魔镜”）。900多年来均未解开透光之谜。1961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上海博物馆时，对西汉透光镜非常感兴趣，提出“为什么会透光，要研究”的指示。后上海博物馆会同上海科学技术协会、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仪表铸锻厂、有色铸造厂等单位进行透光镜透光原理研究，终于成功，为发掘祖国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实现了周恩来的遗愿。

靳銎捐赠上海博物馆。

［西汉“见日之光”透光镜］

二、陶瓷器

1.崧泽文化黑陶镂空双层壶

高15.5厘米，口径8.1厘米。1966年出土于青浦县寺前村遗址下层——崧泽文化层。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约4950年，属崧泽文化晚期。

此器胎质灰白，器表施一层黑色陶衣。小口卷沿、短颈、折肩、圆弧腹，下承喇叭形圈足。器口与圈足边沿都分割成花瓣形，壶身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折肩筒腹壶，外层为一折肩弧腹壶，内外两层壶是在肩部和底部相粘结而烧成一器的。外层器肩和腹部，各饰四周凹弦纹，腹部和圈足部位各饰两周或一周镂雕的圆孔和弧边三角形组成的图案。

造型奇特，构思巧妙，颇具匠心，为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中罕见的艺术珍品。

现藏上海博物馆。

［崧泽文化黑陶镂空双层壶］

2.良渚文化黑陶细刻纹阔把壶

器高15厘米，腹径9.5厘米。1984年出土于青浦县福泉山遗址第65号良渚文化大墓。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约4500年。器型为侈口、粗颈，壶身浑圆，下承圈足，壶口前侧上翘成宽流，相对的另一侧附一阔把手。阔把外侧饰有密集的直条纹，上有两个小孔，用于穿绳系盖。壶身经过打磨，整体乌黑光亮，并刻精细花纹。在壶的流部饰一只双翼展开的飞鸟；腹部的主体纹饰是10余只飞翔的鸟，鸟身填刻云纹与纵横相对的平行短线，具有很强的写实性；通体陪衬纹饰是折线纹，线条纤细如发丝。其优雅的造型与精美的纹饰，是迄今良渚文化考古发现中不可多得的。

现藏上海博物馆。

［良渚文化黑陶细刻纹阔把壶］

3.商青釉弦纹尊

高18厘米，口径19.65厘米，足径9.9厘米，是中国早期原始瓷器。

中国商代出现的原始瓷器，是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它以瓷土作胎，胎质含铁量在3％以下，表面施釉，釉呈青绿色或青黄色，烧成温度高达1200度左右，无显著的吸水性。

此尊系轮制，胎壁较薄，大敞口，腹微鼓，圈足外翻。灰胎，内外施釉，釉层薄而均匀，呈青黄色，局部聚釉成斑点状。圈足内外无釉。口外沿及腹部饰细斜方格纹，体划饰弦纹八组。造型端庄。

现藏上海博物馆。

［商青釉弦纹尊］

4.唐越窑海棠式大碗

高10.8厘米，口纵23.3厘米，口横32.2厘米，底径11.4厘米。

越窑窑址在今浙江省绍兴、上虞、余姚上林湖一带。这里是古越族分布地之一，春秋战国时为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唐代为越州，因此称“越窑”。以烧造美丽的青瓷著称，创于东汉，唐、五代达到了越窑青瓷最高水平，到宋代后，逐渐被龙泉窑的青瓷取

代。

唐、五代越窑烧造的青瓷胎质细薄，釉色青绿，釉面光滑，装饰富有美感。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以此来形容越窑青瓷的美。

此碗釉色润泽如玉，青中闪黄，光泽柔和，确有“千峰翠色”之美，口微敛，圈足外翻，圈足内有釉，露胎处呈灰色，泛出赭红色薄釉。足部有支烧痕16个。器形硕大，又极为规整，是传世唐越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现藏上海博物馆。

［唐越窑海棠式大碗］

5.五代白釉镂雕殿宇人物瓷枕

高13.6厘米，长18.4厘米，宽22.9厘米。

陶瓷制作的枕，隋唐时代已可见，五代、宋时广为流行。其形状多样，有长方形、八角形、腰圆形、如意头形、银锭形、兽形（虎、卧牛等），还有作卧伏姿势的孩儿枕、卧女枕。此枕作建筑中的镂雕殿宇形式，则更为罕见。釉色纯净洁白，积釉处微闪黄绿。枕面呈如意头形，两则微上翘，下为仿木结构建筑的方座。座前后有门，后面一门半开，一人戴软巾帽，身穿圆领长袍，腰束带，左臂下垂，右手握腰带，侧立于门前。拱、门额、门簪与枕面承接。台基前后有台阶，前面4级，后面7级。枕面印花卷枝纹。

造型与装饰采用对比手法，枕面的弧线与仿木建筑的直线，形成曲直对比；富于韵律感的装饰花纹与庄严静穆的建筑造型构成了动静对比；封闭的建筑实体中将门处理成半开启式，显得实中有虚，虚以衬实，明暗上互相对照，艺术手法甚为新颖。

现藏上海博物馆。

［五代白釉镂雕殿宇人物瓷枕］

6.宋定窑印花云龙纹盘

高4.8厘米，口径23.2厘米，通体施白釉，口沿包镶铜口，下有圈足，盘心有印花云龙纹，为定窑烧制。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窑）之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涧滋村和东西燕山村一带。宋代印花瓷，以定窑为最佳。此盘盘心内印纹十分清晰，一条腾越于漫漫云雾间的行龙，毛发飘然，龙爪舒展，神态威严，其印花技艺达到宋代印花工艺的最高水平。

定窑烧制工艺一大特点是“覆烧”，盘、碗装窑时皆反扣，因而口缘无釉而毛糙。宋人陆游《老学庵游记》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这种“芒”即毛口，后人称之为“芒口”，故烧成后均以铜、金或银包镶器口。《吴越备史》称其为“金装定器”。此盘以铜包镶口沿，包口处均匀平整，天衣无缝。

此盘釉色白中微泛牙黄色，是定窑瓷的典型色调。盘外还可看到流釉，俗称“泪痕”，是定窑瓷最常见的现象，为鉴定宋代定窑瓷的特征之一。

据传，此盘于民国37年（1948年）出土于河北省曲阳县涧滋村的法兴寺内。出土时共有10件，6件已流向海外，4件留存国内，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盘即是其中之一件，原藏于著名胸外科专家、文物收藏家顾恺时家中，70年代顾恺时偕夫人成言嘉捐赠上海博物馆。

［宋定窑印花云龙纹盘］

7.宋汝窑盘

高2.9厘米，口径17.1厘米，足径9.1厘米。敞口，圈足外卷，盘心微突起，通体施天青色釉，满身细纹开片，底有芝麻状支钉痕三个，是传世汝窑的典型器。

汝窑，北宋后期的官窑，窑址长期不明。1986年冬上海博物馆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调查发现汝官窑标本及窑具。宝丰县宋属汝州。宋哲宗时，宫廷指令汝州烧造供御青瓷，故名汝州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并有“汝窑为魁”的说法。

汝窑烧造年代，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间。当时汝窑器已属珍品。南宋人有“近尤难得”之感。器型以盘、碟、碗、洗为多；玉壶春、纸槌瓶及胆式瓶、出戟尊、奁形香炉、盏托及椭圆形四足盆均为其代表性器物。汝窑器均为小件器，器高一般在20厘米左右，没有超过30厘米的；圆器口径一般在10～16厘米之间，超过20厘米以上是极个别的。器底有的刻有“奉华”及“蔡”两种铭文。至今所见的“奉华”款仅3件，“蔡”字款仅2件。

据已发表材料，至今仅存汝窑器70余件，台湾故宫博物院藏23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7件，上海博物馆藏9件，天津艺术博物馆藏1件。还有部分流散在海外，如英国9件，美国3件，日本2件，香港1件等。

现藏上海博物馆。

［宋汝窑盘］

8.南宋官窑贯耳瓶

高12.8厘米，口径3.2厘米，底径5.2厘米。1953年1月，青浦县重固乡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任仁发墓出土。器形为直口、长颈、扁圆腹、圈足，口部两侧对称饰以

二圆筒形贯耳。形制端庄凝重，具有典雅古朴的艺术特点，造型仿自古代铜制投壶。

宋代官窑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南宋官窑是宋室南渡后在临安（杭州）另立的新窑。南宋官窑又有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之分。现今发现的杭州乌龟山官窑，应即为文献所说的“郊坛下官窑”。乌龟山官窑产品以造型和釉色取胜，有厚釉薄胎和薄釉厚胎两类。此瓶釉厚而润泽，釉色呈粉青色，口缘、边棱等釉薄处现出胎色，呈黄褐色；底足无釉，露出赭黑色胎骨，有“紫口铁足”之特征；釉面具有本色开片。与窑址标本比较，属南宋官窑中的厚釉薄胎一类。

现藏上海博物馆。

［南宋官窑贯耳瓶］

9.宋哥窑五足洗

高9.2厘米，口径18.8厘米，底径7.2厘米。器形古雅质朴，是传世哥窑的典型器。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元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中首次出现“哥哥洞窑”和“哥哥窑”的窑名；明宣德三年（1428年）的《宣德鼎彝谱》是最早提及“哥窑”并将它列为宋代名窑的记载。

相传南宋时浙江龙泉有章生一和章生二兄弟两人，精于制瓷。两人各主一窑，兄烧之窑叫“哥窑”，弟烧之窑叫“弟窑”或“龙泉窑”。但龙泉古窑址发现的青瓷习称“哥窑型”青瓷，与青釉带开片，紫口铁足的“传世哥窑”颇多相异之处。传世哥窑的窑址在何处，至今尚未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

传世哥窑器造型有瓶、炉、洗、盘、盌等；胎色有深褐、深灰、棕黄等；釉色有粉青、青灰、米黄各色。开片，原属工艺上处理不当，致使瓷器冷却时胎釉膨胀系数相差过大而造成的釉面裂纹，这种烧造工艺上的缺陷出现的开片，反而具有特异的纹饰效果，形成“传世哥窑”的重要特征。由于釉面流淌，在有些器物的口沿部位出现脱釉现象，露出胎色，在器足施以酱色釉，形成了“紫口铁足”的重要特征。

此洗形制为圆唇，直腹，平底，浅圈足，内心微下凹，口沿饰乳钉五枚，下承如意形五足。棕黄色胎。内外施釉，釉厚，呈米黄色。釉开黑、黄两色开片。大开片呈黑褐色，小开片呈米黄色，两种纹片犹似“金丝铁线”纵横交织在一起。器心有支钉痕六个。圈足内施酱色釉，制作规整，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现藏上海博物馆。

［宋哥窑五足洗］

10.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高26.2厘米，口径21.8厘米，底径16.9厘米，钧窑瓷中上乘之作，北宋时期名品。

钧窑中心窑区在河南省禹县钧台，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钧窑以氧化铜为呈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乳浊状铜红釉而著称于世。该窑的创烧为我国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此尊仿古铜器式样。胎体厚重，胎质坚密，口缘外撇，颈部斜向内收，小折肩，鼓腹，下接喇叭形圈足。饰长方形出戟12个，分置在颈、腹、足部，每一节4个，双双对称。足内刷满芝麻酱色釉。足内近底刻有“五”字，指示同类器物从大到小的顺序编号。尊内外所施月白色釉，有的部位呈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线条，似一条蚯蚓在泥土中游走，后人称之为“蚯蚓走泥纹”，是鉴定北宋钧窑瓷器真伪的标志之一。釉色匀净，乳光晶莹，肥厚玉润，形成钧釉的独有特色。有人赞誉：“钧与玉比，钧比玉美，似玉非玉胜似玉”，确有巧夺天工之妙。

1989年9月香港胡惠春、王华云捐赠，现藏上海博物馆。

11.元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瓶

高42.1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4厘米。

青花瓷是一种釉下彩绘瓷器，它是在成型瓷坯上用钴料作画，再上透明釉以高温一次烧成。青花瓷器的烧制成熟是元代陶瓷工艺的重要成就。

此瓶为平唇外侈，梯形小口；短颈，圆肩，敛腹，平底，浅圈足。习称“梅瓶”，源自北宋，是一种储酒器。器物采用分段成型粘接工艺。胎质细白坚致，通体施透明釉，底部露胎，显出红褐色斑点。通体绘青花纹饰五组：肩部饰变形覆莲瓣加绘杂宝（银锭、火珠、双角等）及缠枝番莲纹；腹部绘缠枝牡丹纹；胫部绘变体仰莲瓣纹。花卉枝干缠绕，布局规则，富有节奏，表现出一种有秩序的流动感，给人以延绵不断的联想。花朵规整，花叶肥大，具有较强的装饰性。纹饰描绘纤细工丽，线条酣畅流利，笔意准确细腻，加上层次繁复，形成一种花团锦簇、刻意求工的艺术格调。青花发色浓翠鲜丽，青花浓厚处铁斑明显可见，并沁入胎骨，这是当时使用西亚出产的苏麻离青的典型特征。整个器物造型高大雄伟，纹饰繁复工整，使中国的传统工艺与西亚的装饰风格在它身上得到了统一，体现出一种和谐的美，是元代青花瓷器中的典型作品。

典型元青花一改唐、宋及元代前期以来传统青花的晦暗色调，引入进口青料，改进制瓷原料和制瓷工艺烧制，是元代后期景德镇的新品种。如今典型元青花存世的完整器不多，流传海外的要多于国内收藏品。

现藏上海博物馆。

［元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瓶］

12.明永乐景德镇窑青花折枝山茶纹扁壶

高24.9厘米，口径3.1厘米，底径7.6×10.1厘米。小口、细长颈、扁腹，颈、肩饰如意形双耳，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闪青；平底，底部无釉；器身满饰青花纹饰，款式新颖，俗称“抱月瓶”，亦作“宝月瓶”，明初永乐朝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官窑瓷器。

此壶青花纹饰分三组，颈部绘缠枝花卉纹，肩部绘蕉叶纹，腹部主题是折枝山茶纹。构图疏朗有致，有空间感。永乐官窑主要以进口的“苏麻离青”（也称苏泥勃青）钴料绘画，烧成后多呈宝石蓝色，且有许多沁透入骨的铁黑斑疵，是永乐宣德的青花特征。此扁壶器身青花完全达到这种效果。笔绘工细，画风流畅，是永乐官窑青花的典型代表作品。

现藏上海博物馆。

［明永乐景德镇窑青花折枝山茶纹扁壶］

13.明宣德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花卉纹执壶

高32.5厘米，口径7.3厘米，底径12.3厘米。器物圆口、直颈、广肩、直腹、圈足，颈上一侧有流，流口开葫芦形孔，另一侧置把手，造型仿中东地区伊斯兰金属器皿，带有明显的西亚文化因素。

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以其胎质细腻，釉色晶莹，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负盛名。此执壶胎质洁白细腻，通体施透明釉，釉层晶莹厚润，釉面有桔皮纹。全器青花纹饰六组：颈部，由上而下饰回纹，中缠枝花卉和缠枝纹带二肩部凸处绘变形莲瓣纹作为纹饰间的间隔；腹部以牡丹、海棠、桃花、秋葵和山茶花装饰，分别表现春、夏、秋、冬四季；足饰缠枝纹带。各组纹饰上下皆栏弦纹一圈。流部两侧饰如意纹，下绘缠枝花草，把手上绘折枝花卉。底内施釉。纹饰描绘主要为写实风格，间以变体笔法。青花发色青翠浓艳，青料浓厚处有沁入胎骨的铁斑。圈足内满釉，署有青花双圈“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

明宣德官窑青花瓷器生产是中国古代青花瓷的高峰，陶瓷史上称为青花生产的黄金时代。清乾隆朱琰著《陶说》称宣德官窑：“此明窑极盛时也。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青花用苏泥勃青。至成化，其青已尽，只用平等青料。故论青花，宣窑为最。”此件宣德青花执壶，制作规整，绘画工细，并具有伊斯兰造型风格，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存世宣德官窑青花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现藏上海博物馆。

［明宣德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花卉纹执壶］

14.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春夜宴桃李园图笔筒

高13.3厘米，口径17.4厘米，底径17.1厘米。圆筒状，矮圈足，底心内凹而一圈无釉，有青花单圈三行六字“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色彩淡雅柔和，是雍正官窑粉彩器中极为精致的作品。

粉彩瓷器始于康熙，雍正朝在前朝基础上，融合珐琅彩制作工艺创制了这种釉上彩新品种；造型、胎釉和彩绘，均较前有所发展。雍正粉彩的特点是，在彩绘画面的某些部位以玻璃白粉打底，用绘画中没骨法渲染，突出了阴阳、浓淡的立体感；同时由于粉彩的烧成火度较低，比五彩用色更多，色彩更为娇艳、淡雅、柔丽。此笔筒在器身上以粉彩勾勒填彩，描绘唐代诗人李白春夜与众兄弟宴饮桃李园赋诗作序的情景。画面构图分为宴饮与作序两个场面。宴饮场面：堂上六人围几席地而坐，几上置肴槅。人物或作举杯饮酒，或持杯思索，或醉酒侧倚，或凭栏凝视，不同性格与动态的表现，极为自然。作序场面：园中设一长方石案，三人伏案观文。余人仰首凝思，或俯首推敲，或围案吟咏。人物有坐有立，有仰有俯。另有童子三人，一人捧酒坛，一人执壶，一人炉前当炊。构图有聚有散，有正有反，神态各异，均围绕作序这一主题，在两图之间，以湖石、桃李作为间隔。画面充分利用装饰面的宽而平特点，作传统绘画长卷式的连续构图。门楣和树枝间悬挂烛灯，点明是在夜间，桃李盛开则又暗示在春季。一景一物都不离“春夜宴桃李园”赋诗作序这一主题。

现藏上海博物馆。

［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春夜宴桃李园图笔筒］

15.清乾隆景德镇窑珐琅彩竹石鹌鹑图瓷瓶

高19.15厘米，口径5.55厘米，底径6.2厘米。器形为敞口、束颈、圆肩、腹略鼓出、圈足。造型稳重端庄，轻巧丰满。胎体细白而轻薄，釉质细润。釉上绘以珐琅彩工笔重彩花卉禽鸟图：在峻峭的山石上，栖息着十只鹌鹑，它们或低头啄食，或抬头鸣叫，或侧耳聆听，或舒展双翼，空中另有两只鹌鹑飞临山石作降落状，姿态自然活泼、栩栩如生。山石后及草地上，绘有秀竹、海棠、月季、兰花及灵芝。用笔工整细腻，施彩浓重鲜丽，布局上下呼应，错落有致，于工致中极清韵之至，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圈足内有蓝料双框“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

珐琅彩始于清康熙年间，是一种釉上彩瓷，由宫廷画师在官窑白瓷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纹饰图案，再以低温烘烧而成，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御用瓷，存世很少，极为珍贵。乾隆珐琅彩继承了雍正珐琅彩而有所发展。工艺更加成熟，图案更讲究层次及透视效果，纹饰也更趋于繁复华丽，并有吉祥寓言的纹饰。此瓶图案以鹌鹑为主体，并配饰长竹、山石，寓有“月月平安”的吉祥意味，表现出乾隆官窑瓷器的意趣所在。

现藏上海博物馆。

［清乾隆景德镇窑珐琅彩竹石鹌鹑图瓷瓶］

三、书法

1.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

麻纸本，纵23.5厘米，横26厘米。唐人钩填本。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年）。曾官至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初从卫铄（世称卫夫人）学书法，后师承张芝、钟繇，能博取众长，增损古法，精研体势，创立妍美流便的行草体。为历代学书者所崇尚，尊之为“书圣”，载誉千年。

《上虞帖》，草书，7行，58字。全文为：“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面。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文中提到的“修龄”即王胡之，是王羲之从兄弟。“重熙”即郗鉴之子郗昙，是王羲之的妻弟。“安”即谢安，是王羲之的好友。

此帖笔力清劲，气韵流畅，点划精到，风格遒美。仍体现出王羲之中年以后草书的风貌。帖前，有赵佶（宋徽宗）瘦金书“晋王羲之上虞帖”月白绢签，帖上钤有历代鉴藏印记。前后上角钤有五代南唐“集贤院御书印”，朱文墨印，右下角有南唐“内合同印”，北宋宣和钤有“御书”朱文葫芦半印、“双龙”朱文玺、“宣”“和”朱文联珠玺、“政和”“宣和”朱文长方玺，元代钤有“奎章”，明代钤有“晋府书画之印”、“韩逢禧印”，清代钤有“梁清标”印。

《上虞帖》曾为南唐内府、北宋内府、明代晋王府、清初梁清标、嘉庆时商载、清末程定夷等所藏。

王羲之真迹，宋时已极不易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命侍书学士王著选择内府所藏历代法书，摹刻在枣木板上，即为著名的丛帖《淳化阁帖》。此帖刻入《淳化阁帖》，故唐摹本《上虞帖》系摹刻之祖本。

此帖在《宣和书谱》、《东图玄览》、《墨缘汇观·续录》等均有著录。

现藏上海博物馆。

2.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摹本

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唐代摹本。

王献之，字子敬，小名官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移居会稽（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生于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卒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86年）。曾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初学父书，后得汉张芝笔法，擅隶、楷，开行、草书新体，

与其父羲之并称“二王”。

《鸭头丸帖》，行书，2行，15字。全文为“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是王献之写给亲朋的短笺。鸭头丸，是一剂利尿消肿的丸药。

此帖笔法灵动，书风流美，充分显示出王献之书法宛转妍媚的个性。

《鸭头丸帖》曾经宋宣和内府（有“宣和”、“政和”印）、元天历内府（钤有“天历元宝”朱文印）收藏，天历三年（1330年）赐于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明代又入内府，万历时为新安收藏家吴用卿所有，崇祯时入吴新宇家，清光绪时为徐叔鸿所得，民国时归叶恭绰珍藏。

帖前，有明代万历间人延陵王肯堂题签：“晋尚书令王献之鸭头丸帖”。帖本幅有元虞集题：“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来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来记。”帖后有北宋柳充、杜昱，南宋赵构（高宗）题赞；明王肯堂、董其昌题记；清周寿昌、江标题跋。

自宋《淳化阁帖》以后刻丛帖中，多有此帖之摹刻本。宋《宣和书谱》、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陈继儒《妮古录》、清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均有著录。

现藏上海博物馆。

3.唐怀素《苦筍帖》

《苦筍帖》，绢本，纵25.1厘米，横12厘米。为怀素传世著名墨迹。

怀素，俗姓钱，法名藏真。湖南长沙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卒年不详。贞元十五年（799年）尚在，时年63岁。是唐代以草书著称的杰出书家。（唐代，另有僧人，亦名怀素，法名宾列，系玄三藏的弟子，前代史籍如《宣和书谱》和项元汴题跋等，曾将怀素藏真误作玄三藏法师的门人。）

怀素一生精意书法，尤擅草书。师承张芝及王羲之、王献之，用笔圆转流畅，与张旭齐名，时有“颠张狂素”之誉。

《苦筍帖》，草书，2行，14字：“苦筍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上。”锋正字圆，神采飞动，有“奔蛇走虺”、“骤雨旋风”之势。“乃”字之撇笔，放腾若跃；“迳”字之转笔，蜿蜒流动，含有“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的微妙天趣。此帖还具有“一笔书”的特点，“乃可迳来怀素上”七字，连笔连字，一挥而成，自有奔流直下、一气呵成之势。

此帖帖前有清弘历题签和“醉僧逸翰”引首，帖后有宋米友仁、聂子述，明项元汴，清弘历、李佐贤、陆润庠等题跋。钤有北宋“内府图书之印”、明“项子京家珍藏”等鉴赏收藏印数十方。

《苦筍帖》曾为北宋内府，元欧阳玄，明项元汴、项玄度、程申之，清安歧、永歧、永瑢、永瑆、奕訢、载瀅等珍藏。此帖，明陈继儒《妮古录》、清吴其贞《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安歧《墨缘汇观》、李佐贤《书画鉴影》等均有著录。

现藏上海博物馆。

［唐怀素《苦筍帖》］

4.唐高闲《草书千字文卷》

楮纸本，纵30.8厘米，横331.3厘米，是高闲传世仅存的代表作。

高闲，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生卒年未详。约为唐宪宗元和至唐宣宗大中（806～859年）时人。幼年出家开元寺，后入长安（今西安）荐福寺、四明寺为僧。书法学张旭，师怀素，擅草书。韩愈有赞其书法成就之《送高闲上人序》一文。宣宗（847～859年）时，曾奉召在御前挥毫，得赐紫衣。

《草书千字文卷》，残本。全文系录梁周兴嗣撰千字文。自首句“天地玄黄”至“园莽抽条”的“园”字，均已佚失，尚存“莽抽条”以下52行，243字。卷末署款：“吴兴高闲书”。此卷所书笔力雄健，气势豪迈，神采超逸，点划之间意态秀发。运笔缓、速、动、静，变幻不定，有“动不可留，静不可推”之妙。

此卷宋米芾《宝章待访录》著录时尚未残缺。入元鲜于枢收藏，著《困学斋杂录》时已残缺，仅存后半卷，鲜于枢将前阙部分补书22纸，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对此有著录。清初，补书复散，故安歧《墨缘汇观》著录称“高闲半卷”至道光年间蔡世松收藏时，将后半卷与鲜于枢补书合装成卷，并刻入《墨缘堂藏真》从帖。光绪年间，鲜于枢补书再度佚去，故《三虞堂书画目》著录时，则名为“唐高闲上人草书千文真迹卷”。

《草书千字文卷》前隔水有清安歧题签：“唐高闲半卷千文”，“麓村珍藏”，清李慎隶书题签：“高闲上入妙墨”。拖尾有明林佑洪武丁卯(1387年)、清王崇烈宣统庚戍（1919年）题跋和近人景朴孙的七言诗跋，还有近人题跋：“番禺叶恭绰所藏名僧法书第一品，民国九年景朴孙割爱让归叶氏。”

此卷钤印62枚：有元代鲜于枢之“箕子之裔”，乔篑成之“乔氏篑成”、“乔氏真赏”，有明代林佑之“林左民”，清代卞永誉之“式古堂书画”、“式古堂书画印”、“式古堂”、“卞令之鉴定”，安歧之“朝鲜人”、“安歧之印”、“安仪周家珍藏”、“安氏仪周书画之章”，毕泷之“娄东毕氏家藏”、“毕涧飞珍藏印”，查莹之“映山珍藏”、“查映山氏收藏图书”，李滇之“李氏审定”、“勤伯过眼”，宫尔泽之“宫个泽审定”、“农山欣赏”，沈秉成之“耥园至宝”，蔡世松之“蔡印世松”、“听涛”、“金陵蔡友石收藏图书”，景朴孙之“完颜景贤精鉴”，民国时有叶恭绰之“遐公”、“叶恭绰”、“莲社”、“第一稀有”、“番禺叶氏所藏”、“番禺叶氏遐庵珍藏书画典籍之印记”、“遐厂铭心之品”。此外，尚有朱文花押“如庵秘籍”、“邓邾靖

观”、“神品”、“心赏”等印。由此亦可见其流传之端倪。

从印鉴和题跋所载，此卷曾为宋赵明诚，元鲜于枢、乔篑成，明方鸣谦，清卞永誉、安歧、毕泷、查莹、宫尔泽、沈秉成、蔡世松、景朴孙、叶恭绰等人收藏。

现藏上海博物馆。

［唐高闲《草书千字文卷》］

5.宋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

纸本，纵29.9厘米，横119厘米。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书迹。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生于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卒于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执政期间，推行新法，熙宁七年因新法受挫而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曾受封舒国公，后改为荆国公，世称荆公，身后谥曰文。

《楞严经》唐般刺蜜帝译，十卷。王安石摘录其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从闻思修，以“三十二应”随机变化，现身说法，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一节，卷前录有此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经名一行，以此定名为《楞严经旨要》。

卷末自题：“余归钟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其时王安石正退居金陵钟山，率弟子谭掞、蔡肇等人编纂《字说》。元丰七年，王安石自钟山上奏箚，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乞赐额，有旨赐名“报宁”。自题中谓将楞严经“刻之寺中”，此寺院可能即“报宁禅院”。

王安石以治政和文学名世，书法亦颇有造诣，时人评他的书法近学五代杨凝式和北宋沈辽，得沈之清劲，远绍晋宋。《宣和书谱》记他“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此卷于正书中间有行书，结字修长紧聚。字势于端庄中有奇纵的变化，左俯右仰，上下揖让，横笔逸出，孤撇出挑，颇有奇逸之趣。用笔清劲，起笔轻按，导送收放，使转灵活，颇得杨凝式的笔法。全篇行次紧密，少有空白，然字行间错落参差，并不板滞，有“横雨斜风”之势，得萧散简远的意韵。

卷后南宋牟献之题跋：“霜筠雪柏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王介甫既赋此诗，元丰八年四月，竟罢政而归，书经乃其时也。继遂为元祐矣。假本道原即刘秘丞恕也。经中十二者，欲令法界众生，求男得男。是时雱已卒，介甫之意端有所为。后舍半山所居为寺，申其荐拔。可叹也。作字有斜风疾雨之势，亦其性卞急使然，然不妨妙得书法。陵阳耄叟牟献之书。”又元王蒙题跋：“观世音菩萨发妙耳门从闻思修人三摩也，与眼鼻口

之。所以深警禅学之士，岂复有心较世间之荣辱是非及字画之工拙也哉。后学王蒙叹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