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风险分析

投资决策风险分析案例提示：投资风险决策是投资决策技术中的重点，投资决策风险控制是整个投资风险的核心与关键。

努力避免投资决策失误，是强化投资风险管理的中心环节。

本案例对现期我国投资项目风险的发生特点与成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且提出了对风险进行防范控制的对策研究，这些对我们理解和掌握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操作技术有较大的帮助。

当前，随着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各行各业投资进入的势头越来越强烈，然而，由于我国投资决策风险约束相当软弱，使得投资增长的实际效应与设计预期存在很大反差。

因此，应当在增加投资增长力度的同时，提高“九五”期间的投资决策风险管理水平。

一、投资决策风险控制不容乐观投资风险是指投资收益损失的可能性。

尽管投资风险体现在投资决策、投资筹措、投资使用与投资收益各个阶段，但投资决策风险控制是整个投资风险控制的核心与关键。

因此，努力避免投资决策失误，是强化投资风险管理的中心环节。

从投资决策结果来看，由于我国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水平还很低，使得投资决策风险有加大的趋势。

1.进入方向的决策风险加大投资进入的方向与决策风险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投资决策的最大风险就在于投资进入的方向与市场需求不相吻合，从而使得项目建成投资后没有市场，产品积压，生产能力无效闲置，投资不仅无法回收，还使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因此，项目在建设前，首先要对其产品所面临的国内外市场、近期与长远市场需求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回答项目产量多大和能卖出多少、以什么价格卖出，以免造成投资决策的严重失误。

目前，全国积压15亿件衬衫、1000多万只手表、2000多万辆自行车、11.6万辆汽车，全国3000多家化妆品生产厂家，有70%的产品滞销，大批引进的家用电器产品生产线的总开工率仅为30%—50%。

2.进入时机的决策风险加大投资进入的时机与决策风险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在中长期内，当产品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时，投资进入的时机较为适宜，项目投资后就会占有相应的市场份额，投资决策的风险较低；反之，当产品市场已经供过于求时，投资进入的时机滞后，项目投资后就难以占有相应的市场份额，从而导致投资进入过度的风险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进入过度往往是滞后反映。

“七五”期间，家电行业的投资过度直到“八五”时期才引起了生产能力的全国过剩，“八五”期间，房地产、汽车、石化等“九五”期间面临规模不经济与生产能力过剩的高风险损失。

同样道理，“九五”时期如盲目进入“热门”投资领域，势必为滞后的生产能力过剩付出高昂的投资决策风险代价。

3.进入规模的决策风险加大投资进入的规模与决策风险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有些产业对投资进入存在规模经济壁垒，因此，如果投资进入达到了规模经济的要求，就会使项目生产成本较低，从而使得投资决策的收益风险较低；反之，如果投资进入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就会使项目生产成本过高，从而导致投资决策的收益风险较高。

石化产业中的乙烯项目投资很大，规模经济标准要达到30万吨以上，而我国现有和在建乙烯装置共18套，其中年产规模达到30万吨的仅7套，其余均在14万吨以下。

4.进入区位的决策风险加大投资进入的区位与决策风险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生产要素秉赋状况不同，使得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区域分工与项目决策，将使项目投资后有足够的区域竞争优势，从而使得投资进入的决策风险大为降低。

如果不顾客观存在的比较利益要求，仅从经济收益的目标出发确定项目投资区位，将使项目投产后处于区域竞争劣势地位，从而使得投资进入的决策风险大为增加。

目前，投资扩张正推动整个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周期，然而，高速增长的投资也伴随着新一轮重复建设的再度发生，从而使我国竞争性产业的成长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

从各地“九五”计划来看，全国 29个省市自治区所选择的产业方向涉及近20个行业，但各地所选择的支柱产业重叠度相当高，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房地产、石化等产业。

如有22个地区将汽车列为支柱产业，有24个地区将电子工业确定为支柱产业，有23个地区将石化列为支柱产业，有25个地区将机械工业确定为支柱产业。

这样，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投资风险的加大难以避免。

二、投资决策风险加大的原因分析投资进入某个领域的决策过程涉及到外部环境与内在条件的变化状况。

因此，投资决策风险加大取决于外部环境与内在条件的影响。

(一)投资决策风险加大的外部因素分析投资进入任何领域都要遇到政策、法律、体制与市场等外部环境的限制。

这种外部环境的限制实际上就是投资进入的壁垒。

因此，投资决策风险的变化取决于投资进入的政策壁垒、体制壁垒，法律壁垒与市场壁垒的变化。

一般来说，强化投资进入壁垒的作用在于限制不合理投资决策风险的形成与发展。

但总的来说，我国投资进入壁垒的作用还远不足以抑制投资决策风险的加大。

1.投资进入的政策环境与决策风险加大任何建设项目的投资决策都要符合国家的一系列投资政策的规定。

这样，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的投资进入的经济政策，就构成了投资进入的政策壁垒。

一般来说，当国家采取一系列较为宽松的进入政策时，会使投资进入的政策壁垒较小，投资决策的预期风险降低；反之，就会使投资进入的政策壁垒加大，投资决策的预期风险加大。

由于政策环境的变动作为投资决策的进入导向至关重要，因此，在投入投资以前仔细研究国家的政策条件和政策意图以及它们的变化趋势，是控制投资决策风险的前提。

由于以往我国国内投资的进入政策由“宽松”转为“紧缩”的力度往往相当大，使得整个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在国际上也较为少见。

因此，从降低投资决策风险的目标出发，国家应当高度稳定投资进入的政策壁垒，避免建设单位发生“一窝蜂”式大上项目之后，国家又被迫大面积停缓建项目从而遭受投资决策的高风险损失。

2.投资进入的体制环境与决策风险加大从国际上来看，建设项目的投资决策需要通过政府的审批程度，得到政府的授权与许可之后方可上马，这样，政府就通过项目审批把关为投资进入设置了体制壁垒。

由于政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迟发、拒发或吊销项目许可证，因此，如果项目不能及时得到政府的批准，就会造成误工，致使整个项目无法按计划进度进行。

一般来说，项目的审批程度越简单，审批时间越短，投资进入的体制壁垒越少，投资决策的风险也越小，反之亦然。

从我国情况来看，投资审批对投资决策风险的形成与影响非常大。

改革以来，投资进入审批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经历了剧烈的变动。

即1979—1988年进入审批权限大量下移，1989—1991年进入审批权限大量上移，1991—1993年进入审批权限又大量下移，1993—1996年进入审批权限大量上移4个阶段。

项目进入审批权限的收收放放极大影响了投资决策的风险变化。

一方面出现“一放就乱”，不少项目投资盲目决策，各地争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另一方面又“一收就死”，必要的新项目难以通过进入审批，在建项目或大量下马或严重拖欠。

因此，要降低投资决策风险，一方面，投资决策主体应该充分考虑项目审批体制风险的影响，及时调整投资决策的预期风险估计。

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在改革现行项目审批内容的同时，稳定项目审批的管理权限，防止投资进入的体制壁垒剧烈波动。

3.投资进入的法制环境与决策风险加大投资进入的法律壁垒是指有关投资进入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一般来说，如果与投资有关的一整套法制很健全，如在保护公司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免遭侵犯方面严格执法，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方面严格执法，在信用担保方面严格执法，在履行经济合同方面严格执法，那么国内外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就会在项目决策前感到很安全，在发生经济与法律纠纷时可以有效维护项目所涉及的各种权益，从而有效降低合理投资决策的风险，加大不合理投资决策的风险。

目前，与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相比，国内厂商的投资法律环境很不完善，内资投资决策的风险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使得投资决策中的侵犯知识产权、不平等竞争与长官意志的行为屡屡发生，如投资立项时通过的“关系工程”、“侵权工程”、“无本(或假担保)工程”、“条子工程”，往往既违反了投资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性原则，又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从而严重扰乱了投资建设领域的经济秩序，增加了投资决策的风险程度。

因此，努力健全与投资进入有关的法律环境，可以大幅度降低投资决策风险。

4.投资进入的市场环境与决策风险加大建设项目投产后的效益取决于其产品在销售市场中的表现。

因此，投资决策面临的市场风险主要指需求风险、价格风险与竞争风险。

也就是说，项目投资决策前，要对其产品所面临的国内外市场、近期与长远市场需求情况进行调查分析，预测项目产品卖出多少、以什么价格卖出、有多少家企业生产、项目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如何等等。

从目前来看，由于“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结构的存在，使的相当一批项目脱离市场需求而盲目决策，造成全行业生产能力过剩。

因此，投资决策需要高度重视市场风险，谨慎选择投资进入的领域。

(二)投资决策风险加大的内部因素分析1.投资决策组织机制不健全目前，国有资产项目的投资决策权利主体不明确，建设项目由部门决策、地方决策、董事会决策、经理决策、法人决策、首长决策等多种选择均不确定，从而使得投资决策组织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相当一部分投资决策背离了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的原则，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性、主观性、盲目性、独断性的弊端。

一些地方或者盲目决策，“什么项目都敢上”、盲目投资，“多少钱都敢花”，盲目建设，“多少亏损都不怕”；或者长官意志超越了决策程序与职权范围，擅自拍板决策某些项目的上马，不仅给投资建设带来巨额损失，而且使投资决策风险约束的难度极大。

由于投资决策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的不确定，国家往往只能进行紧缩贷款与停缓建项目的“事后调节”，而难以对投资决策进行“事前”的风险防范与有效约束。

2.投资决策责任制不健全目前由于投资决策主体权限没有定位，使得投资决策的风险责任难以落实，或者根本不存在风险责任。

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责任承担形式的规定尽管多种多样，然而实际上投资决策的责任主要体现为集体责任或责任不详。

这样，投资决策责任机制缺乏人格化的认定，使得决策失误往往不了了之。

3.投资决策动力机制不健全目前，各级政府在确定经营性投资决策目标过程中，往往不是追求投资收益最大与投资风险最小，而是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只算政绩账不算经济帐”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投资导向。

这样，一些地方领导以对下级显示魄力对上级显示政绩为目标形成的投资决策，往往导致一些明显没有投资效益的项目上马，造成投资决策的巨大风险损失。

排在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目标前三位的是“促进本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尽快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利于本地区长远发展”。

可见，由于地方政府严重缺乏承担投资决策风险的心理准备与计划安排，因此没有把投资经济效益与风险控制放在决策的显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