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乐死的立法必要性

浅谈中国安乐死的立法必要性

摘要：“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是“让苦于不治之症的病人，安详无痛苦地死去。”但对于现代社会中已演变成两种理解与实施：第一种是对某些身患不治之症而又濒临死亡，又遭受重大痛苦愿意接受安乐死的人；第二种是对那些因精神达到崩溃想要自杀却希望快乐死去的人。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痛苦同样让人痛不欲生，安乐死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安乐死的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而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还是安乐，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过程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和幸福的感受。

关键词：安乐死、立法、文明趋势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是“让苦于不治之症的病人，安详无痛苦地死去。”但对于现代社会中已演变成两种理解与实施：第一种是对某些身患不治之症而又濒临死亡，又遭受重大痛苦愿意接受安乐死的人；第二种是对那些因精神达到崩溃想要自杀却希望快乐死去的人。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痛苦同样让人痛不欲生，安乐死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安乐死的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而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还是安乐，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过程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和幸福的感受。也可以说，这是对死者自我感觉状态的改善。我国《法学词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外国的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其大意是当一个面临死亡而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的去死”，他人出于人道考虑，用致死手段剥夺其生命被认为是合法行为。《法学词典》对安乐死作的只是一种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剥夺他人生命不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并没有揭示安乐死的本质属性。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

一、“安乐死”的发展与争论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1982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山东的代表发表了有关安乐死的论文，引起大会瞩目和较大的社会反响。1986年6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院发生的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检察部门以“故意杀人罪”对医生及病人的儿子提起公诉。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某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合法化，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此案轰动了全国，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法律界、伦理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大讨论。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 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1996年上海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的立法尝试。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占人口比例的大多数。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以上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现阶段，我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上两个方面：

第一、“安乐死”是否存在违宪问题。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2003年，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根据我国《宪法》四十五条：“公民在年老、

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规定，针对有些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第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该可以实行‘安乐死’”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这种说法引起了极大争议，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笔者也认为，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立法法》第五条同时也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而我国现阶段，从有关调查来看，我国绝大多数民众，都赞成安乐死；身患绝症的患者，更是希望安乐死。因此，遵循立法民主性的原则，也有必要有条件的让安乐死合法化，这也是对人权的一种尊重。

第二、“安乐死”是否违反刑法。

我国现行的法律不允许安乐死，对于实施安乐死的人将予以刑事制裁。但笔者认为，作为病人，迫切希望安乐的死亡，早日结束痛苦，这实质是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病人应有解除痛苦的权利，这是私权。私权的行使在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时候，就不应当被禁止。也就是公权不应该过度干涉私权的行使。“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虽然从刑法上来讲“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1、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2、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目的；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目的。3、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4、主动方不同。“安乐死”是由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5、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的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二、“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

（一）社会各界及民众的意愿

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二）规范“安乐死”道德规范的特殊要求

人终有一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那些现阶段医学上无法救治的患者而言，在死亡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面临着对生命终结处置方式的选择，如果回避这一问题，或简单加以禁止，不仅不能强化生命终结过程对生命的保护，反而会放任不合理、不合法的生命处置。传统的医德观念也认为，对于重危病人，必须想方设法进行抢救，对于不治之症，也应尽量延长其生命，哪怕一两天，甚至几小时，只有这样，医务人员才算尽到了职责，然而却忽视了患者是在万分痛苦的挣扎着死去这一客观事实。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