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考证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利用出土文献对先秦史进行考证

2012年12月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Dec.,2012第30卷第6期JOURNAL OF SOCI AL SCIENCE OF JIA MUSI UNIVERSI TY Vol.30 No.6

史料考证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利用出土文献对先秦史进行考证

刘建明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 要]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各个时期的学者都比较重视对先秦史的研究,但是时至今日,先秦史的研究仍然还有很多的盲点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秦存世文献的稀缺;二是因年代久远,先秦文献的真伪难辨。加上近代以来学术界形成的 孤证不立 的共识,因此,对先秦历史文献的史料考据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随着近百年来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的发现,利用出土文献来考据先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本文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入手,通过梳理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对先秦史料进行考证方面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出土文献;考证;先秦史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2)06-0127-03

对于什么是先秦史,学术界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先秦史,是指秦王朝一起的一切历史,不仅包括夏商周以来中国的文明史,还包括在此之前在中国这片地域上生活过的一切人类活动(人类的野蛮时代);另外一种是狭义的先秦史,仅仅指我国进入文明时代后的秦王朝以前的历史,主要是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历史。[1]本文讨论的先秦史的范围,是指狭义的先秦史。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正式进入文明时代,且奠定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化基石,同时,它是中华文明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开始。

一、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

民国以前,对于先秦史的研究延续了自汉朝以来的研究成果,在其他方面并无新的创新,只是根据各自时代的需要,做了不同的诠释。在清代乾嘉考据学派鼎盛时期,很多学者都专注于先秦存世文献的校勘、训诂和考据,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尤其是在史料考据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但是因为历来保留下来的关于先秦史事的历史文献非常的稀少,相传时代久远,这些流传下来的史料因为各种原因,佚失不明、错误百出、真假难辨,加之没有新的先秦史料的出现,因此,对于先秦史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修修补补上,没有较大的突破。民国初期, 古史辨 派疑古思想笼罩学术界,加上 孤证不立 史学思潮的影响,对于时代久远、史料稀缺的先秦史研究更是雪上加霜。甚至可以说,先秦史的研究历经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期,先秦史亦未能形成一个系统而完整的体系。

先秦史研究的突破,是在近几年才完成的。这主要得益于近百年来不断出现的各种先秦出土文献的发现和几代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考辨,最后在本世纪初,由李学勤先生主持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完成,才真正完成对先秦历史的系统划分,标志着先秦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这些新出土的先秦文献主要是指以下三种:甲骨文献、青铜文献和简帛文献。这三种出土文献处于一个三足鼎立的地位。

先秦文献流传数千年,在传抄过程中经历了人为的篡改、造假和疏忽和客观的损坏,因此有必要多先秦文献进行考证。但是几千年来,新的先秦文献发现甚少,成果不大。利用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对既存先秦文献进行考辨,成为先秦史研究迫在眉睫的大事。

甲骨文献、青铜铭文和简帛文献这三种新出土先秦文献的大量发现,直接促使了先秦史研究的突破。这些新的突出文献的大量出现,对于补充先秦史事意义重大,同时它们在考辨流传下来的先秦史料也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新的出土文献在对先秦史料考证中的的重要价值,最突出的案例是 尚书 伪书说 的确立。 尚书 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记言史书,认为是研究夏商周三代史最为重要的史料。但是,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 清华简 第一辑整理报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中,收录了 尹至 、 尹诰 、 程寤 、 保训 、 耆夜 、 金 、 皇门 、 祭公 和 楚居 共9篇简文。这些简文通过与流传下来的 尚书 相比较可知,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 尚书 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 尚书 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2]通过 清华简 ,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 尚书 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 尚书 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从此可见一斑,近百年来三种新出土的先秦文献的发现将彻底改变了以往对先秦史研究的这种有史难辨的情形。

二、甲骨文献与商周史研究

甲骨文献主要是指20世纪初和建国后两次挖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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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9-20

[作者简介]刘建明(1988-),男,江西吉水人,安徽大学历史系2011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献。

殷墟甲骨和周原甲骨上记录的商代和西周早期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将刻在甲、骨上的文字通称甲骨文献。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内容极其广泛,是考证研究中国商周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甲骨文献被发现以后,人们先后对其进行复制和整理,并汇集和编纂成册。 甲骨文合集 是八十年代编撰的其中最为完整的甲骨文献。

夏商周史事因为时代久远、史料稀缺的缘故,其真伪在宋代以来饱受争议,近代以来尤甚。甲骨文献对于商周史事的考证,变得尤为重要。

史记 殷本纪 转引 世本 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

系变更。[3] 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学术界对此也是或信或疑。

但是,在甲骨文发现初期,罗振玉通过研究甲骨文,发现甲骨文中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 史记 中所说的 洹水南,殷墟上 的殷墟所在地。

王国维在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和 续考 中通过对照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称谓和 史记 记载,对商代诸先王、先公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

了 史记 殷本纪 的可信性。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同时,王国维也发现了甲骨卜辞所记同 史记 殷本纪 有一些不同。他认为 史记 殷本纪 将报丁载于报丙之前是错误的。这是对

先秦史料的订正和考证重要成就。[4]

关于干支纪日纪年起源的问题。根据 史记 五帝本纪 正义 所载: 黄帝 命大挠造甲子 。黄帝公孙轩辕于甲子年即位,是为黄帝元年,那时中国已使用干支纪年,但毕竟是传说,不足为信。后来世人根据史书记载,认为干支纪年萌芽于西汉,始行于王莽,通行于东汉后期。汉章帝元和二年,朝廷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但是,根据甲骨文中所记以及董作宾在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的研究,可知我国在商代就已经开始使用干支纪日[5]。其中虽然没有提到干支纪年,但是,结合甲骨文干支纪日和 史记 殷本纪 及一些出土文献,如杜预 春秋序 言: 春秋 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6]可知干支纪年大概应始于商周时期。这比传统根据汉史认为干支纪年始于东汉应更为正确。一项制度上升为国家体制之前,必然在民间运行的很成熟了,正如汉隶通行于秦代的民间,但是知道汉代才被官方确认。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从 甲骨四堂 起,运用甲古文献考证商周史事,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甲骨文献的发现,是把先秦商周历史由传说变为事实的最好佐证,也是进一步研究先秦商周史最好的也是最早的地下文献资料。

三、青铜文献与先秦史研究

青铜铭文在北宋以前就有少量发现,欧阳修曾著 集古录 ,将所见铜铭和释文收录其中,宋代也形成了 金石学 。后来各朝各代虽也有数量不等的青铜文献

发现,但数量都不是很可观,直至近代考古学引进以后,在我国境内才发掘出大量的先秦青铜器。青铜文献的范围很广,包括从西周至战国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的青铜铭文。这些青铜文献的大量出现,对先秦学术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稚雏 金文著录简目 收集的青铜铭文最为丰富。

青铜铭文考证史事又来已早,宋代 金石学 就已开始运用金石刻辞证史。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说过: 诗书以后,君臣事迹,悉载于史。 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梧十常三四。盖史碟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倍不疑。 [7]在三星堆文明和大洋洲青铜器发现以前,世人根据史料普遍认为在商周时期,中国只存在单一的中原文明,且中原文明仅仅局限于长江以北地域。但是,三星堆文明的发现,说明在中国境内还有一个平行于商周中原文明的文明体存在;[8]同时,江西大洋洲青铜器和吴城文明的发现,则否认了中原文明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吴城文化具有浓厚的商文化色彩,确立了江南商代考古的标尺。[9]此外1958年在江西余干县出土一件 雁监 ,铭文为 雁监作宝尊彝 。 雁 为应,监可能为人名,也可能为官名,即西周派来的监国者。[10]1931年郭沫若在 西周金文辞大系 下编的 者减钟 中指出, 者减钟、吴城遗址、大洋洲商墓一脉相承,乃吴城都城所在。 [11]这也说明江西在商周时期已完全处在中原文明的覆盖之下。

青铜铭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利用其考证周代的各种国家制度、社会关系和人物事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利用具体铜器铭文研究周史方面,一些著名的传世铜器继续受到关注。大盂鼎,此器也为商代流行的觚爵酒器组合过渡到西周流行的鼎簋鬲组合作了应证,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克鼎,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和土地关系的珍贵资料。王周生簋,器内铸有104字铭文,记述一人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是研究西周宗法关系、土地制度和诉讼制度的重要文献。此外,利于考证西周政治状况的有毛公鼎、经济制度的有勿日鼎、人物等级身份的有令簋、军事及军制的有班簋、民族关系的有兮甲盘、礼制与思想的有天亡簋,[12] 等等。

关于周王南征。[13] 左传 : 昭王南征而不复。 [14] 竹书纪年 说昭王征楚四年, 丧六师于汉 。这些事情在青铜文献中也是有佐证的。见 过伯簋 : 过伯从王南征,伐楚荆。 墙盘 也说昭王: 广能荆楚,惟患南行。 佐证了先秦史书所言昭王南征失败的事。[15]因此可以看出,青铜文献在考证先秦史方面,同样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金文史料,即青铜文献出土较多,学者们很好的将它们进行了整理、编撰成集,过去有郭沫若的 两周金文辞大系 一书收集史料较为完全,今日则以白川静的 金文通释 与 补释 为最全的集子。学者们研究考证先秦史事,也多以其为史料来源。

四、简帛文献与春秋战国史

简帛文献是指中国古代使用墨笔书写的有文字的竹、木简牍和绢帛的总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诸侯争霸,文字的普及和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新的书写载体 简帛出现。历史上比较出名的简册文献的发现,要数汉代孔子壁中书和晋代 汲冢书 ,民国时 楚帛书 的发现则是我国最早的帛书文献。建国后,大量的出土简帛文献的发现,真正揭开了简帛研究的高潮。简帛文献在研究我国春秋战国的历史和考辨先秦史料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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