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说到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人们很自然的就会与行贿受贿联系在一起。这也很正常，因为现实当中有大多的案例可以佐证这一现象。单以2009年“落马”的高官为例，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君、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来自企业的行贿问题。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企业会与政府形成这一畸形关系呢？客观地讲，在形成这一关系的过程中，既有可能源自企业的“投怀送抱”，同样也可能来自政府的“主动要求”，本文将侧重从企业的视角去分析企业“投怀送抱”背后的逻辑。

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即决定政企关系的核心命题、影响企业资源获取的关键要素、企业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

第一层面：决定政企关系的核心命题

影响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核心命题，毫无疑问是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市场等要素。在这些资源中，有些是可以通过公开市场获得，但有些则与政府关系紧密。其中，与政府关系紧密，同时又是企业最为需要的资源，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类，进入权（或机会），包括行业进入权和市场进入权。行业进入权，是企业进入某一行业的“牌照”，是企业生存最基础的资源之一，在中国现行的制度下，部分行业的经营权（比如3G牌照、第三方支付、网吧连锁）、产品的生产权（比如汽车、医药）、产品的销售权（比如天然气进出口）等都需要获得政府的许可。市场进入权，主要针对地方保护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市场进入上的限制也逐渐放开，但在关乎地方政府主要财税的领域，仍旧存在着隐形的保护主义影子，比如说房地产市场上的土地资源供给。

第二类，融资，主要涉及到融资渠道、融资成本、融资额度等方面。在融资方面，一直存在着因企业性质差异带来的不公平现象。一般来讲，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存在先天的优势，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多、融资成本更低、融资额度更大。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也在迅猛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很大，也很迫切，再加上国家资金向少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大多企业为了获得发展之必需的资金而向政府官

员“投怀送抱”，这也是银行业腐败丛生的重要原因。

第三，政策支持。在中国，政策支持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资源，同样也是各个企业重点争取的一类资源。在政策支持中，比较常见的有税收优惠、融资平台、资源倾斜等方式。

除了上述三类主要资源之外，还有其他资源也是企业非常关注的，比如说项目资源、稀缺原材料、劳动力等，这些也都与政府相关。

上述资源对企业发展来讲，缺一不可；同时，企业要获得这些资源，又不能简单的在市场中竞价获得，这就必然把企业和政府联系到了一起，也就构成了企业处理政府关系的核心所在。

第二层面：影响资源获取的关键要素

上文提到，资源是决定政企关系的核心命题，那么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源的支配权还在政府手中？众所周之，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政企分开，打破政府统一计划和领导，放权让利，让企业获得经营的自主权。从三十年改革实践，尤其是1992年之后的实践来看，企业在劳动、人事、分配等方面获得了相对的“市场”自主权，但在资源获取上仍旧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很大干预，也就是“计划”的作用。

要分析政府在资源获取上的“计划”因素，有一个前提，即要遵循基本的政治和经济规律，比如说公有制度，比如说关乎国家运转与安全的核心资源，这是国家政治的需要。对一般企业来讲，也并非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本文所考虑的资源获取，更多是从企业的视角出发，考虑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那么，对于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的获取，需要分两个层面去考虑，即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在上述企业所需的核心资源中，政策支持类资源显然是政策层面的问题，融资类资源则是执行层面的问题，进入权介于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之间。比如说融资，国家从法律法规上已经明确了要公平公正，要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但具体到银行的信贷，则必然首先想的是大型企业拥有更强的偿债能力。再比说进入权，一方面国家在政策层面设置了相应的准入条款，另一方面相应的监管主体在执行的时候又存在太大的灵活空间。

由此可见，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构成的双重问题，是影响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监管的漏洞、执行者的素质等因素之外，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长期政企合一的传统思想。发展模式的改变可以依托政策来推动，但思维逻辑的转变则需要时间。纵观六十来年的发展，前三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企

业仅作为无权、无责、无利的政府“附属物”而存在，后三十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虽然从放权让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逐渐从“附属物”转向“自主者”，但长期形成的政企合一的传统思想，仍旧影响着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关系。

第三层面：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企业在获取核心资源时，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发生了很多引人反思的故事。

比如，为了获得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很多企业铤而走险，这种现象从近年来银行业的违规信贷案件中可见一斑。根国家审计署《国务院关于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工行、建行、中行等六银行基层分支机构，2008年共发送300多亿的违规贷款。在这些违规贷款中，既有银行高层的身影，如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兼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恩照就曾为星美传媒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6亿元的贷款；也有基层行长的“手笔”，如原中国建设银行广州芳村支行行长张森淼违规发放虚假按揭10亿元。

再比如，为了获得发展的机会，很多企业同样不择手段，这在交通系统表现非常突出。近年来由于国家道路建设加快，各地交通系统成为企业追逐的对象，也由此产生了交通系统的腐败“多米诺”，从四川的刘中山、郑道访，贵州的卢万里开始，到江苏的章俊元、安徽的王兴尧，先后有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多省交通厅厅长涉及腐败大案，河南更是创下了三任交通厅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记录。

可见，腐败已然成为企业在获取资源过程中最惯用的手段之一。至于为什么会采用腐败这种方式，无外乎三种原因。第一，“有钱能使鬼推魔”、“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传统思想，这可看作是思想上的原罪；第二，资源获取上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比如说国企与民营的差异，比如说中央与地方的差异，这可看作是制度上的原罪；第三，就是社会风气，对名利的过于追逐、信仰的缺失等等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也必须看到，行贿受贿只是企业获取资源时较惯用的一种方式，绝非仅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值得推崇的方式正被一些优秀的企业所采用。比如，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做社会公民，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相融合，企业合理诉求和政府合法诉求相结合，在企业和政府之间实现共赢。

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进步，中国政治改革的不断推进，相信企业在获得资源的方式上会逐渐走向合法、合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