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参将丘坦履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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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参将丘坦履历考

袁辉

镇江城,是明末设于丹东的营兵戍堡。《明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己巳(公元1596年11月25日),“改长奠堡备御为游击,移驻镇江城地方,以河南巡抚标下游击季都填补”。长奠堡,在今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被后金占领,城遂废。

镇江城的位置,是今振安区九连城镇的九连城古城址。

镇江城营兵主官的职务,开始是游击,后来为参将等。其中,丘坦在镇江城任游击、参将达5年之久。

丘坦,今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人。字坦之,号长孺(也有说字长孺的)。丘坦出身世家。父丘齐云(公元1541-1589),字汝谦,又名谦之,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进士,曾任潮州知府。

丘坦的出生年代,不见史载。不过,他比公安派的袁中道(隆庆四年,即公元1570年生)大6岁,因此丘坦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出生。

丘坦成年以前的资料阙如,据推算他12岁至15岁随父在潮州。父辞官后,随父回原籍。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前的一段时间,丘坦在老乡梅国桢(大同巡抚)处作幕僚。当年到北京,参加公安派葡萄社聚会,后在北京准备和参加科举。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丘坦作为随员随同顾天竣出使朝鲜。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丘坦中武举顺天府乡试第一名。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丘坦在北京武举会试落第,袁宏道作《毕少参舟中见武录,知丘长孺被落,诗以悲之》。

那么,丘坦何时成为武进士,还是个谜。清人廖元度在《楚风补》中说丘坦“用射策夺解,旋中武甲科”。“射策夺解”,是指万历三十四年的事,但他在第二年的武举会试中落第,就谈不上“旋中武甲科”。

我推测,丘坦很可能在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农历四月的武举会试(三年一科)中成为武进士(武甲科,没有殿试),当年武进士录取名额为100人。农历五月,顺天府尹汪可受提升大同巡抚,丘坦就在汪可受标下任军职。

有人说丘坦在万历三十四年至万历三十八年之间任海州参军,并出使朝鲜,这不可能的:首先,参军是王府职官,不能设于地方卫所,并且此前早已改称长史。民国《麻城县志》倒是说丘坦曾任海州(今海城市)参将,但历史记载是,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农历五月,“丘参将欲递海州卫参将”。农历六月,“丘坦免递参将”,没有任海州参将的时间;其次,没有史料证明丘坦在这段时间出使朝鲜。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49周岁的丘坦奉汪可受之命,来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修补李贽的墓碑,并留下了《奉汪大中丞命为卓师墓碑书丹有碑》等诗。农历八月二十日(9月7日),丘坦到丹东任镇江城游击。

镇江游击是什么职务、品级?这些,立于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碑碣子村庙沟的《明代镇守将军都指挥使丘坦题名碑》的落款(“乙卯仲冬镇守将军都指挥使楚麻城丘坦撰并书”),给了我们以答案。游击的全称是游击将军,与碑文落款中的“镇守将军”相呼应,镇守将军就是镇守镇江城的游击将军,这是职务。但是,游击将军没有品级,而品级则来自于职衔,这就是碑文落款中的“都指挥使”。根据史料记载,丘坦职务职衔的合称是“钦差辽东镇江等处地方游击将军都指挥使”。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都指挥使不是卫所的职官吗,怎么属于营兵武官的游击将军

也套用它?

原来,明代的基本军事组织是卫所。同时,在要害地方还驻有营兵。拿丹东来说,这两种军制都有:卫,如定辽右卫;营兵,如镇江城等。卫所武官的职务与品级对应,可以据此享受相应待遇,如都指挥使是正二品,享受正二品待遇;而营兵武官的职务不与品级对应,必须挂卫所武官职衔,才可享受相应待遇。同样的职官名称,在卫所武官是职务,在营兵武官是职衔。拿游击将军来说,属都司堂官,有的挂都指挥使衔(正二品),也有的挂都都指挥佥事衔(正三品),如同现在政府的局长,有乡科级的,有县处级的,也有司局级的,凭此获得工资等待遇。丘坦这个游击将军挂的是都指挥使衔,因而是正二品。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918年)农历闰四月,丘坦在职务上升为参将(职衔没变)。一个月后的五月丙午(7月10日),朝廷批准丘坦致仕(退休)。廖元度说丘坦:“凡七疏使解”。就是说,丘坦上给皇帝上了7次疏,才被批准退休,这实有其事(据丘坦自己讲,到万历四十四年,就已经上了5次疏)。但综合有关史料后,我们认为丘坦这样做是被参后的无奈之举。农历六月,54周岁的丘坦被老长官蓟辽总督汪可受聘为参谋官,离开丹东。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丘坦不再担任汪可受的参谋官,而到淮阳(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任军职。廖元度说丘坦“阃寄归抵淮阳”,就是这个意思。丘坦在汪可受那里干了一年,廖元度说丘坦担任镇江游击“历事六年”,实际包括在汪可受那里的一年。“归抵”,也只能发生在此时。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农历八月后),丘坦为已逝的恩师周道一文集撰写“跋”。

丘坦在淮阳任军职后,很可能又出征塞外,并且得胜而归。

袁中道写了《送丘长孺南还》3首,其一记录了这一场景:

文人情性武人装,闹带花衫大羽囊。

鬻宅典田重出塞,臂鹰牵犬复还乡。

身穿通邑千人看,马度秋原百鸟藏。

莫向前途久留滞,吴姬酿酒待君尝。

“鬻宅典田重出塞,臂鹰牵犬复还乡。”意思是丘坦把老家的房子地都卖了,重新出塞征战,后来又架着鹰牵着狗南还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

如果按照前面的叙述,“重出塞”似应指丘坦到我们丹东任镇江游击和参将(他到大同给大同巡抚梅国桢处作幕僚算第一次)。“复还乡”应该指万历四十六年从丹东到金陵。此说不大可能成立:首先,从万历二十七年至万历四十一年间,即丘坦离开大同到北京,再回大同到丹东的这段时间,没有回乡的记录,做不到“鬻宅典田”和“重出塞”。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只有在老家,才可以“鬻宅典田”,然后“重出塞”;其次,泰昌元年丘坦为周道一文集写“跋”,说明他回的是老家麻城而不是金陵,不合袁中道诗;再次,丘坦万历四十六年被参致仕,是灰溜溜地离开丹东。丘坦到汪可受那里当参谋后,汪却因明军萨尔浒战败而辞职,丘坦也不能风光离开。这些,都与袁诗中的意境相差太远。

可能的情况是,泰昌元年,丘坦回老家,把房子地都卖了,再作冯妇,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秋凯旋。

丘坦妻子刘氏在《荐夫长孺先生文》:“叹十一年戎马,功名技擅雕龙”。意思是说丘坦有11年的军旅生涯,如果从丘坦万历三十八年中武进士授武官算起,到天启元年正好11年,与“臂鹰牵犬复还乡”合牙。而如果从丘坦万历三十四年获武举人算起,就有很多地方对不上茬:一是武举人不授官;二是11年后应是万历四十五年,丘坦在这一年离职-----显然不合实际。

丘坦的这次“出塞”,虽然的地点、对象、过程待考,但结果肯定不错。不然的话,不能衣锦还乡,有诗中盛况。

丘坦这次出塞胜利后,没有回老家,而“卜居金陵以诗酒自娱”。大概是丘、袁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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