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

自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加剧，社会阶层化的空间化进程加速，城市空间急剧分化。

社会矛盾也常常会体现为空间资源分配或争夺的矛盾。

社会群体的差别正越来越体现在其所聚居的社会空间差别，无论是就物质空间、文化格局还是行为模式来看，差别、分异、破碎化的新格局正在产生。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异和碎化趋向表明中国城市社会正由“差序格局”转向“团体格局”，进而表现为一种混合性的“属地格局”：这一格局兼具“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二者特点。

我们认为，“属地格局”是当代“中国式城市社会空间”的核心，这一新格局的出现预示了中国城市所面临的千年之变。

随着资本主义及其一体化市场的全球性扩张，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由生产空间（单位、厂房、公司）转向社会空间（社区、楼盘、街道)(Logan and Morotch，1987)，也就是说，社会群体的差别正越来越体现在其所聚居的社会空间差别，无论是就物质空间、文化格局还是行为模式而言，均是如此。

“空间”作为一个概念，在西方文明中经历了从绝对空间，到功能空间，再到社会空间的认识演变①[列斐伏尔(Lefebvre)将对空间的认识归为四种“假设”，2008]城市社会空间这一概念，指的即是城市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呈现的空间状态或特征；社会空间是空间的实际范围与人们领悟的空间范围的复合体，由主观部分和客观部分组成。

一旦空间与人类生产、生活相结合，便从此具有社会性②，社会空间应运而生，空间变成社会关系的现实化和物化（商品)。

"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void)之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之中”空间变成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场所。

通过研究中国城市空间的方式研究它的社会、历史演进，研究空间的特性就等于研究社会关系，空间的矛盾与社会关系的矛盾相辅相成。

列斐伏尔展示的空间生产出的欧洲社会历史历程如下：①绝对空间：自然。

②神圣空间：埃及式的神庙与暴君统治的国家。

②历史性空间：希腊式城邦，罗马帝国。

④抽象空间：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空间。

⑤矛盾性空间：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化对立的空间。

@差异性空间：重估差异与生活经验的未来空间(Lefebvre，1991)首先，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

土地、阳光、空气都被纳人生产力与产物之中。

其次，城市结构因其沟通和交换的多重网络（如公路、铁：路)，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

同时城市及其各种设施（如港口、火车站）亦是资本的一部分。

于是，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只是生产资料（如厂房、土地)，还是消费对象（如海滨度假区、迪斯尼乐园)，也是政治工具（如规划手段、警察管制空间)，并且被用来巩固生产力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如豪华社区对富人及其财产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充当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空间被同时列为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尤其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一部分。

由于每一种社会状态的存活都依赖于对空间的占有和不断再生产，以得到与自己相适适应的空间，于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全面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即从涉及商品生产投资的“资本第一循环”转向对土地、道路、建筑物投入的“资本第二循环”，以确保自己的持续存在。

通过道路桥梁建设等长期投资项目，将部分资本在一个较长时段内（取决于其经济和物理寿命），以某种物理形式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中或者国土之上，或者通过国家投入社会支出（如公共教育或医疗保险体系）使得资本在地理上被固定下来。

如此便通过构建固定社会地域结构，推迟了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人流通领域的时间，将资本积累的时间障碍转变为空间障碍的过程。

而在《资本的城市化》中，空间/领土与资本（主义）的逻辑交织在一起：资本需要流动——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又需要固定——这是资本主义得以继续的方式。

这个资本主义“内部运作’的逻辑被哈维表述为一个专业术语：空间修复。

中国吸纳巨额外资使其自身拥有了临时性的“时空修复”能力，因而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内部市场经济的飞速成长。

中国是否仅仅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释放过剩资本和进行剥削积累的一个区域性空间？还是借助资本，中国真正成长起来，并且改变了在它漫长文明历史中从来不曾改变的一些东西？大卫·哈维著名的时间压缩概念：当今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均被压缩，以至于距离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

世界各地的差异正在不断被抹平，而地理也正变得不再重要。

没有各类空间设施的地理存在，就不会有今日信息传播的“扁平化”；而经济社会活动的跨边界运作与全球化，则恰恰凸显出特定功能（如命令、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集聚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新的“权利的空间几何学”(power geometry)已经出现，地理资源的空间分布不是更平等了，而恰恰是更为不平等了。

弗里德曼和萨森认为社会极化将带来空间极化，城市居住空间随之变得“分化”、“碎化”(Sassen，2001)。

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正在加剧，这一进程与由宏观到微观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城市管治的重构以及种族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交织在一起。

新格局的出现，中国的部分发达地区获得了全面经济转型的“触媒”，所谓世界工厂体制得以产生。

特别的，这一体制以空间特别是“边界化”(territoriza-tion)的城市空间为载体（Hsing，2010)，通过共生的三个维度的推动力，成功实现了渐进式的转型与升级，一种“中国式城市社会空间”正在出现，其动力机制可以表述为：以内生力为核心、以外向型生产为先导、以激励机制为基础。

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中国的城市不是资本积累的实体，只是国有企业的集群。

此时的主要资本累积方式是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而资本积累的最核心的单元则是单位，单位是居民生活的全部。

城市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使中国政府将城市化视为经济崛起的重要渠道，城市的特殊性被用作资本累积的手段，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媒介。

李志刚等(2008)对广州小北路非洲黑人聚居区进行社会空间分析，发现这一新社会空间的形成体现为“主动聚居”与“被动隔离”并存，指出其出现是“自下而上”跨国经济联系的结果；以“城中村”为对象的研究很多，但多以人口、土地、规划管理为切入点，而以社会空间视角对其进行考察、探讨其社会空间机制与微观效能的研究尚不多见，尤其缺乏深度的理论探索。

空间生产体现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同时空间可以影响和重塑这一再生产进程。

针对城市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西方城市理论界的社会福利学派、马克思学派和韦伯学派，分别对传统的城市结构理论提出了挑战。

戴维·史密斯除在社会区分析中所采用的人口与住房指标外，率先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指标，开展了对人们生活质量的空间分析。

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社会冲突是城市研究的重点，哈维认为，现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城市的交通体系、工业区划、公共设施和住宅的分布，会阻碍社会再分配的目标实现，使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更加严重，使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在空间上进一步极化。

韦伯学派反对马克思学派将资源的不公平完全归结为社会结构，相比之下，韦伯学派更强调社会结构内个人的理性行为。

借用了韦伯的理论，帕尔(R.E.Pahl)提出了城市管理学说，他在研究中发现，城市空间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居于高尚住宅区的中上层人士享有较好的居住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得到的社区资源远比居于贫民窟的低下层市民为多。

我们可以发现前工业化城市的一些特征：城市内部出现明显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城市中心住着贵族精英，大部分职业不同且社会地位混合的阶层居住在城市外围，社会的最底层居住在城市边缘；家族集团式的工作组织严格限定了从居所到工作地之间的距离；社会秩序建立在文化传统和精神价值体系之上。

西方国家工业城市资本主义带来新阶级的出现，即工业资本家与产业工人，分别形成新的精英阶级与无产阶级。

城市中的权力与地位不再由传统价值标准所确定，而是由财富来确定。

城市内部开始出现功能分区，这是产业区位争夺的结果，最高地租的支付者获得最佳区位，封建时期的用地模式被摒弃。

工厂与商业用地相对固定，围绕着这些工厂和商业网点涌现出大范围的居住地，以容纳工厂工人和他们的家属。

新型城市结构开始日益分化，住宅与工作场所相分离，而居住区按不同区位的地租要求形成等级，社会地位为居所的区位所体现现代城市更为准确的术语应该为大都市带(megalolis)，即多城市、多中心的城市地区，其特征为大片的低密度定居点和经济专业化的复杂网络模式。

郊区化的大规模进程代表了资本的“主要循环”（生产体系的投资）向“次要循环”（建成环境的各种消费资金）的转变。

后工业城市呈现以下特征：①从就业结构上看，去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化同步进行；从生产方式上看，福特主义向弹性的后福特主义转变；②城市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③城市形态重构；④收人不均、社会隔离、城市空间私有化以及封闭社区的大量增加。

后工业城市的空间肌理呈现高度破碎化的特征，并不存在固定的空间模式。

后工业城市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应力撕裂成数个板块社会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空间分异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分化（division)、极化(polarization)、二元城市飞(dual city)、不均(inequality)、破碎化（侄gmentation)成为城市研究的主题，并与隔离(segregation)、集聚(concentration)、飞地(enclave)、隔陀(ghetto)等空间概念交叠使用，成为当今城市社会景观的真实写照。

马库斯等描绘全球化之下“分割的城市”（partitioned city)景观，指出市场、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是这一景观产生的主要驱动力，政府政策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或排难解纷的作用，主张以多种范式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后现代城市与空间碎化，城市性的社会结构正在转型。

社会破碎化、社会隔离及极化正在成为城市的特征，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逐渐拉大。

人们由于共同的价值及认同形成小团体，分散在城市当中。

与西方城市相比，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城市普遍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社会主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普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后者尤其是重工业为国家经济计划所侧重，“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为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采纳，因此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多讲求节约与经济，力图通过较少的人口聚居以实现工业化(Szelenyi，1996)。

其次，比较西方城市，社会主义城市一般具有较少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相对缓慢的人口增长，作为结果，东欧城市普遍具有较低的人口密度，以及较为单调的城市景观和城市生活，例如这些城市的街道名称多是重复性的，商店的名称一般只标注其功能而无个人标识（French and Hamilton，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