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金融创新

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金融创新中资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金融创新问题研究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小川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仪式上指出：“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将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之中，我们将面临资本实力雄厚、公司治理健全、金融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经验的外资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

”由此可见，要在国际金融竞争中建立自己的优势，中资商业银行必须把金融创新放在首位。

“创新”（Innovation）这一概念，最早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首先提出。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社会生产体系的活动，“新组合”包涵以下内容：⑴引进新产品；⑵引用新技术；⑶开辟新市场；⑷控制原材料供应新来源；⑸实现企业的新组合。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金融创新，即：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将各种经济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进而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

它包括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技术创新、金融模式的创新、金融治理创新、金融管理创新以及金融理论、观念与文化的创新等等。

笔者谨就金融创新中的若干问题，梳理目前理论与实务界比较混沌的思路，并提出自己的若干创新性想法。

一、中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面临着一系列亟待改善和解决的问题。

中资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可以从根本上革新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安排，通过股份制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制度，使中资商业银行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法人，进而使中资商业银行能够以价值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拓展业务，扩大经营规模，追求经济效益，不断降低运作成本，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更好的更具特色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经过十多年的渐进式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趋于成熟，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也渐入佳境。

股市、债券、黄金、期货、外汇、基金、银行的中间金融产品等似乎呈现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有“百花齐放”、“争先恐后”之势。

但是，这对于中国目前高额的居民储蓄仍不足挂齿。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金融机构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多数居民还是将他们的血汗钱存在银行，而不是消费创新的金融产品。

就目前中资商业银行的现状，金融创新存在许多有形或无形的瓶颈，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认清我们在金融创新中面临的具体困难、具体差距和具体国情，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建立起有效的金融创新机制，迎接2006年接踵而来的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

这些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方面：1、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内外环境没有建立起来。

比如：金融管制严，金融创新缺乏内在动力；优胜劣汰的机制尚未形成，这使得各国有商业银行缺乏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完善，国家没有专门的部门推动全国范围金融创新浪潮，银行内部也没有相应的机制与组合结构去适应金融创新的发展；我国目前的金融发挥体系、金融市场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创新的发展。

2、金融业务的品种少、规模小。

消费信贷、网上银行、租赁、个人理财业务等只是少量开办，仍处于探索阶；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和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等方面，还处在待发展阶段，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金融业务，特别是创新的业务一时难以产生规模效应。

3、金融创新主要还表现为数量扩张，质量较低。

主要表现为：经营机制方面的创新明显不足；负债类业务创新多，资产类业务创新少，中间业务的创新没有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贷款一直是金融机构垄断的资源，这个领域过去几乎不存在竞争，因而创新明显少于负债业务。

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不仅制约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实业界的功能拓展。

尤其是在目前储蓄“负收益”时代，居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其储蓄资财不断缩水；对于银行而言，由于居民储蓄囤积在负债表上，其盈利的压力也不可小视。

究其原因，目前业界认为：1、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不足可能缘于目前的决策制度。

由于金融产品创新还受到行政束缚，诸如产品推出时需要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同时又没有明确需要哪些部门批，结果谁都要管，谁也都可以不管，导致新的金融产品需要几年的经历才能问世，更不用说一些新的金融市场的开拓，比如最近推出的一系列期货商品，都经历了多年的漫长审批过程。

2、出现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一批新的金融产品的短命，也使得金融市场各方对金融创新心有余悸。

尤其是决策层，由于一些产品载了跟头，出了一些问题，造成了一些所谓“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影响，于是，决策者们对金融创新的审慎态度近乎谨小慎微。

3、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也是目前制约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许多金融产品的定价本应由市场决定，但由于中国的基准利率尚未有效形成，导致投资者对收益和风险的评价失度，理性投资依据缺失。

比如目前火透上海的外汇结构存款，投资者几乎无从评判其风险所在，更谈不上怎样的收益预期才能覆盖他们所承负的风险。

二、如何架设中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环境。

显然，金融创新事关全局。

没有创新，金融机构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利润；没有创新，过高的储蓄率就永远是银行的无法推卸的风险；没有创新，直接与间接融资比例就无从得以调整；没有创新，资本市场的残缺就不可能获得补正。

因此，必须从全局上为金融创新提供有利条件、架设适应创新需求的环境。

近几年，中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环境情况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

在央行力推利率市场化、不断完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银监会独立行使监管职能的前提下，中国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改善。

据笔者研究，架设有利的金融创新环境，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1、在金融市场管理上，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中国要为金融创新建立有利的政策和市场环境，首先应调整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定位。

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市场建设与维护、市场监管和对参与市场的金融机构内控的监管，而不是监管具体金融产品或业务，大部分金融产品都应该让市场来检验，由市场和金融公司来定价，政府只是推进金融创新的条件。

2、要从立法上入手，建立有利于金融创新的法律环境。

按照王松奇的观点，“如果不从立法入手，我们社会上出现的行为，只能是两种行为，一种是行为叫逼良为娼，在各方面查你，罚你，还有一个就是警匪一家，我们和公安局长关系很好，和检察关系也很好”。

究其实质，就是我们的法律法令监管已经落后了。

在国外，混业经营已经成为潮流，这种条例任何人都违反不了。

而我国还在强调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

从国民经济全球看，在中国的经济中，存在两个结构失衡，一个是横向结构失衡，我们的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向传统产业、短期过热的产业以及低附加值的产业，从长远来看，可能给国民经济全局埋伏下新的失衡的产业，而那些民营高科技企业，附加值很高的，有利于提高民族竞争力的产业，得到的货币资源非常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得到的资金非常少，这个是横向结构失衡。

另一个就是纵向结构失衡，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大量的资金都被银行吸纳，全社会的钱80%以上都在银行系统，都在由金融系统支配，银行绝大部分都在国有商业银行手里，国有商业银行使用大约占了70%，大量的钱却用不出去。

这就是纵向结构失衡。

这两个失衡加上我国去年以来出现的部分行业的过热增长，说明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已经丧失了资源效率的自动再调节功能，这时候就只能靠创新，而这个创新仅靠银行系统本身的金融创新不行，还必须在法规上实现突破，而重点就是要在混业经营上找突破口。

3、在发展资本市场上下真工夫，讲求效率。

我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历来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2000年9月份的时候，周小川就宣布，创业板进入倒计时，现在四年过去了，还没影；又比如创业投资，在1985年的时候就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写到文件里了，现在已经20个年头了，却没有发展起来。

而台湾创业投资，仅因为台湾政府在82年出台了一个条例，就马上发展来了，现在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发展资本市场上，一定要有一个效率概念。

发展资本市场就应该走世界的路，建立多层次的多元化的资本市场。

韩国的创业版市场是亚洲第一的，在2000年的时候，全世界创业版市场普遍不好，而韩国却是亚洲最活跃的创业版市场。

在我国，农村信用社已经放给地方了，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调查，全国现代各地金融结构增长最快的就是农村信用社，所以我们的市场将来交给地方建立多元化以后，未必是坏事，只要你监管标准制定好了，透明度提高了，惩罚力度加大了，好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这个市场建立以后，混业经营开展之后，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才会有一个更深厚的基础，更广阔的天地。

总之，要使金融改革有秩序，本身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安排，这个系统的安排就是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建立多元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然后大力鼓励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因为只要全社会市场多了，可创造的金融产品多了，商业业务范围自然扩大了。

三、中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基本思路。

在中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问题上，笔者认为，必须首先明确基本的创新思路或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改革。

首先，金融创新需要有指导思想。

美国在60、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突破原来的格拉斯斯蒂戈尔法案的限制，从事多元化的业务。

在62年的时候有一个法案，叫金融控股公司法案，到7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修订，明确提出商业银行的任何业务行为它以是否给公众和社会带来利益为最后标准，商业银行提出任何创新，开展任何业务，只要有一个部分看看是不是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就可以了。

美国在法定修订的时候，尚且需要一个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我国现在“三个代表”理论，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中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指导思想，只要不突破这个原则要求，就可以认为是合法的、适当的，这样就给创新提供了极其宽松的环境。

其次，金融创新需要中资商业银行彻底转变经营机制。

股份制改造其本质是建立真正有利于金融创新的运营机制。

我们看到了一种现象，就是一个普遍的“制度浪漫主义”，似乎一改革产权，一改变所有制，一股份化，一上市，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股权改变了，组织结构改变了，但是真正的运营机制没有改变。

中国的股份制改革，一定要民营，让国外的投资者进来，这样我们在产权构造上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不存在遗传基因缺陷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金融创新，我们才可以产生持久的创新动力。

再次，金融创新不能搞简单的“拿来主义”。

一个传统业务（如银行存贷业务）风险尚未有效控制的金融机构，又如何指望他们能在创新方面有所造诣？不久前，《财经时报》介绍了花旗银行的“信贷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