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翻译_附原文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外文翻译（附外文原文）

专业(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复苏模式：中国应该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感到担心吗？

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今年2月在华盛顿特区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谈到，尽管付出了各种努力，不过，这个国家的就业率回升到危机之前5%左右这一让人更宽慰的水平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演讲结束后，当被问及，目前这一轮政策在6月结束后，美联储是否有必要推出另一轮所谓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政策时，伯南克回答说，“美联储将会按其以往的方式做出决策”——也就是通过观察各

种经济指标来做出决策，其中就包括失业率。几个月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如果美国的失业率持续高企，美联储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QE）政策的可能性就将不断增加。但如果美国继续执行QE政策，将会在世界各地遭致抗议，其中的代表就是中国。

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分别于2009年3月和2010年11月开始实施，期间，美联储大量印钞用以购买银行的债券以及抵押贷款证券——购买的目的旨在刺激美国的经济发展，降低借贷成本。但是，全球各地都能听到这样的批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同样触发了全球商品价格的急剧飙升，北京的官员对此深表认同，并称，热钱因此流入了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如果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也将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这种担心的理由是否充分的问题，专家各执一词。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田素华指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比第一轮更大。“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只是通过贸易渠道影响到了中国，而在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期间，美国的银行和抵押贷款公司发放信贷的能力得到了加强，所以，货币乘数（money multiplier）（也称为‘货币扩张系数’或‘货币扩张乘数’）放大了中国受到的影响。”他谈到。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的查尔斯·弗雷曼（Charles Freeman）则反驳说，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影响是政治性的。“它让北京对美联储的美元长期政策颇感紧张，中国政府担心，美国会长期奉行弱势美元政策（weak dollar policy）。” 曾任职美国对中国事务贸易代表助理的弗雷曼谈到，“最近，中国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施压，要求它们再次保证，量化宽松只是短期政策。”

美国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前助理部长、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国际经济政策教授菲利普·斯瓦格（Philip Swagel）认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总体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显著。“中国的过度反应是毫无缘由的。”他谈到，“总体来说，这个政策是美联储发出的一个信号，它不能让美国发生通货紧缩，并且将有积极的表现如果美国经济未能反弹。最终，这一政策对于国内经济以及在国际社会造成的溢出效应也是相当有限的。”

通货膨胀恶化

然而，尽管该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不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经济体而言，溢出效应则是在一个敏感时期发生的。上海复旦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郑辉认为，自前两轮量化宽松政

策实施以后，在全球市场流通的美元更多了，从而降低了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他还谈到，因为国际商品是以美元定价的，所以，从石油到白糖，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

举例来说，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FAO Food Price Index）——记录一揽子食品国际价格每月变动情况的指标——平均为230点，比2月的峰值下降了2.9%，但比去年3月则上涨了37%。与此同时，石油价格则触及到了每桶120美元的高位，这是两年多来的最高价格水平，当然，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也是影响目前石油价格的重要因素。

然而，郑辉并不是唯一强调美联储这种宽松货币政策应该为商品价格的上涨承担某些负责的人。正如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的一份报告指出的：“从全球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商品价格的迅速上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政策既刺激了人们对商品的实际需求，同时也促使更多的投资流向了商品市场。”

对中国来说，商品价格的变化非常重要。在担心公众对能源和食品的更高支出出现强烈反应的时候，高企的商品价格让这个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感到日子很不好过。“除了继续从全球进口这些商品以外，中国没有多少选择，”郑辉表示，“即使原油价格和食品价格不断攀升，中国也不太可能减少在进口这些商品上的开销。”

然而，马里兰大学的斯瓦格认为，“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本身就存在问题，中国通货膨胀的最大驱动因素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中国一直让人民币保持弱势，并与美元‘软挂钩’（soft peg），从而，导致过多的货币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流通，并最终抬高了通货膨胀。”

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与通货膨胀抗争。举例来说，4月初，它出台了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以收紧信贷，同时，它还将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这是今年第二次提高基准利率，也是自去年年初以来的第四次提高基准利率。在此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还称，将允许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内兑换，而不仅限于包括美元在内的七种货币。外汇交易员认为，这一举措有助于减少美元在决定中国货币价值上的权重。推卸责任

对美国而言，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是用以提振这个国家经济的几种政策杠杆之一。“因为美联储的职责就是调节经济运行，创造就业机会以达到充分就业，所以，核心问题是，在当时，2010年，用以加速经济复苏的可用手段都是什么呢？”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麦克•戴斯勒（I. M. (Mac) Destler）教授问道。他认为，美联储已经将利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了，

进一步降低利率的空间很有限。“当时的另一个选择是全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从政治上来看似乎并不可行。所以，另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仅有的几种选择之一了。”

但是，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出台时机并不“走运”，政策的推出恰好在11月于汉城举办的G20峰会（G20 Summit）的前几天，戴斯勒谈到。“但是，就美国政治而言，这一时机是合情合理的。美联储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具有党派性，不想让自己看似在支持民主党政府。因此，在中期大选刚一结束，它就宣布将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而这个时间刚好处在汉城峰会召开之前。”当全球领导人在汉城聚集一堂时，包括巴西、印度和韩国在内的几个国家，与中国一起对美国的政策提出了批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让美国在与中国关于世界经济重现平衡的争论中只能采取守势。因为中国对量化宽松政策感到不满，同时，其他国家也加入了批评美联储举措的阵营，所以对美国来说，在汉城峰会上让其他国家和自己一道在货币升值等议题上说服中国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戴斯勒认为，伯南克本来是可以通过在国内外说明出台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原由而避免遭到批评的。“他本可以解释清楚的是，对美联储来说，为刺激美国经济，推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举措是必要的；此外，该政策在国际社会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是可以掌控的，而美国经济更为强劲的复苏则会让全世界经济受益。”

第三次会走运吗？

复旦大学的田素华告诫说，美国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巨大风险在于，美元的信用将会因此而受到挑战。“如果全球各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避开美元，那么，美元就会回流到美国，这对美国来说会是个严重的问题。”

复旦大学的郑辉认为，如果美联储进一步推行宽松政策，那么，中国很可能不得不让人民币升值。“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等同于美元的另一轮竞争性贬值（competitive depreciation）。因为人民币与美元‘软挂钩’，所以，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也会降低。从而，日本和欧盟等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就会深受不公平的贸易劣势之苦。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将会对北京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形成压力。”

但是斯瓦格表示，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对中国的经济有好处。“中国应该允许人民币升值。强势的人民币可以有效降低信贷的增长，而且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即使人民币升值对出口部门有负面影响，中国也有其他选择来保持其经济强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