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逆城市化比较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逆城市化比较

城市化的发展是一个有序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一般要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这四个阶段。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才会出现的趋势。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并不是对立的发展过程,逆城市化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随着逆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富裕人口带着资本和技术来到乡村或小城镇,在一定区域内产生经济拉动力,使大量农村人口汇聚,产生了新的城市,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1. 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

城市化是和工业化、信息化紧密相连的一种社会进程。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在技术、经济等方面占有领先地位,城市化进程也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20世纪60年代,英国首先进入逆城市化阶段,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市的土地开发由城市中心转移到城市的外围或者乡村,随后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相继步入逆城市化阶段,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的发展模式相同,都表现为城市人口向郊区转移、大城市外围分散布局卫星城镇。以美国最具有代

性,1950~199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总量减少20%。德国的逆城市化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德国的城市化主体为小城镇,城乡一体化程度非常高,小城市在所有城市中占76%。

2. 发达国家逆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解决了城市环境恶化、人口拥挤等问题,使城市经济和城市化向郊区、向遥远的乡村扩散,使整个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但逆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一些新兴的工业、产业、经济活动中心以及资本和劳动力随着人口的逆向流动也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势,使大城市经济活动水平下降,导致了大城市的衰退;其次,随着城市中大量中高收入者的迁出,城市中心逐渐成为低收入者聚集的地方,有的甚至沦为贫民窟;第三,大量集中的“钟摆式”人口流动模式对城市交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城市道路的承载能力。总之,逆城市化并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分析西方逆城市化进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国的逆城市化进程提供宝贵经验。

3.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5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像经济、社会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分为起步(1949~1960年)、逆城市化(1961~1965年)、停滞(1966~1977年)和高速发展(1978年以后)四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以每年1%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一增长速度已居于世界前列。

4. 我国的逆城市化现象

20世纪60年代我国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主要是受国际关系、国家政策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城市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且这次逆城市化在后来的城市化道路中得到了修正,是一种暂时的逆城市化现象,不具有代表性。进入21世纪,在经济较发达的广东、江苏和浙江、北京等地区逆城市化已经悄然而生,而且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如广州珠江三角洲一带要求“城转农”的人口不断增多,汕头出现“城中村”,据说超过半数的失地农民根本不愿转为城市居民,宁愿留在自家的土地上。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浙江、苏南等地。江西省赣州城乡之间涌起了“双向流动”的潮流,除农民进城以外,还有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城里人跳出“城门”进入“农门”,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大面积地承包田园,开发高效种植业,或利用乡间土地、气候等优势办起养殖场,有的甚至办起了“立体农业”庄园。北京市的城市居民也开始倾向于在远离城市中心的昌平、丰台等区购买住房,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总的来说,推动我国逆城市化的外部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①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

市化率高达60%以上、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城市化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已基本符合

逆城市化的启动标准;②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政府鼓励的郊区化政策、较低的地产价格以及城乡差别的缩小等也促进了城市郊区化的发展。此外,越来越严重的大城市病是逆城市化的最直接推动力。

5. 出现的范围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不是局部的现象,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进行的,全国范围内各大城市均出现城区人口减少、大量人口向郊区和乡村转移的趋势。而我国的逆城市化进程只出现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广东、江浙、北京等地,还未在全国内展开。我国逆城市化与西方发达国家逆城市化出现范围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是最直观的差异。

6. 社会制度不同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是这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政府制定城市化政策、调整产业等措施,集中精力发展我国的逆城市化。社会主义制度更适宜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水平必将带动高速度的逆城市化进程。社会制度的不同是我国逆城市化发展的最大优势。

7. 城市化水平不同

进入逆城市化阶段时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0%,只有意大利为64.4%,可见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在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基础上开始逆城市化进程的。虽然在我国江浙、北京等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的地区,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0%,已经具备逆城市化产生的条件,但总体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0%,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

8. 资源基础不同

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要接受资源条件制约和引导,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实现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转化的过程。我国资源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的资源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由于我国在资源利用技术上的落后,导致资源利用率很低,可利用资源相对减少。资源短缺的现状,注定我国的逆城市化不能选择像美国那样资源高消耗、浪费型的逆城市化模式。

9. 经济基础不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甚至开始享有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我国工业化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化水平。进入逆城市化阶段时,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已经达到3000美元以上,而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存在很大的差距。经济基础的不同是中外逆城市化最本质的差异,注定了我国要走一条不同于别国的逆城市化道路。

10. 选择的道路不同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是在经济作用下走的一种自发式的城市化道路,基本上都是走“先发展大城市后建设小城市”的道路。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方针是“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就是要同时发展大、中、小城市,利用大城市来带动周围地区的城市化,利用小城镇的逆城市化来吸引农村人口,走一条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

11. 发展的结果不同

美国等国的逆城市化是在无政府组织的状态下自发进行的,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外部不经济等问题。而我国的逆城市化进程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下进行的,可以在利用逆城市化形式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消除由此带来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达到城乡“双赢”的目的。

12. 对我国逆城市化进程的建议

我国的逆城市化在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还促进了城乡交融,缩小了城乡的界限和差别,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在我国这种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下直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