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精神境界

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精神境界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表明自己与官场彻底决裂的宣言书。诗人自29岁出仕到41岁辞官归田，十三年来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辞去彭泽令后再未涉足官场。这十三年，是他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是他希望通过仕途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官场上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令他寒心，诗人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愁?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回归之心，就是放下之心，放下执著之心，放下对世俗欲求之心。这种心思也许在他内心已存多时，所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其实质是不愿让自由之心被世俗利益牵挂。在陶潜心里，做官并不能体会到生命的快乐，心为形役，只让人惆怅愁苦。他自觉到做官是误入尘网，浪费生命，但亡羊补牢也还是有意义的(毕竟迷途不远)。于是决心脱身，决定回来。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在回归的途中已经初步感受到解放的自由快乐，也有归心似箭的心情流露。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回到家里见到了自己喜爱的房屋、儿子还有树木(松菊)，天伦之乐的享受，离别之苦即刻消失了。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桓。

回来了比起做官就不那么气派了。往得狭小，走路没有人陪同了。面对这贫困的环境，就只有坚定意志(倚南窗以寄傲)，学会过清贫的日子，学会在容膝之地安心，在寂寞庭园受发现乐趣：或涉足或远观，在孤独中体会到鸟倦归家的的幸福

感。这就是安贫乐道，就是放下执著后的对“所求不得”的忧苦的解脱。因为无所求了，也就无“所求不得”之苦了。但要让这种天伦之乐和庭园之乐得以持久，还须做些努力。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这就是对孤独的进一步坚定的选择。这里的“绝游”也许首先是与官场人的绝游，但也不排除对一般朋友(不同遂)的绝交。一个有境界的人往往是是孤独豹，交友是有选择的，这样可以避免闲聊。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这是说明绝游的原因，强调了与世俗的不合，或说是天下“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除了自觉与世俗之人绝游，还耍进一步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到乐趣，才能更好的打发生活，也才不违离忧得乐的初衷。他找到了亲情之乐(悦亲戚之情话)、琴书之乐(乐琴书以消忧)，农耕之乐(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山水之乐(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邱。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有这么多的乐事的发现是不是就完全瓣决了人生问题呢?没有，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即对死的忧虑没有解决。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这就是陶渊明的艳羡和忧患。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算了吧！寄身于天地间还有多少时日！何不放下心来听凭生死？为什么还要遑遑不安想去哪里？企求富贵不是我的心愿，寻觅仙境不可期冀。我一切都放下了，还怕什么死呢?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天天命复奚疑！

这就是孤独的享受在世的美好时光，或劳作或登高赋诗，与宇宙原生命力合一，顺应自然大化艇命，还有什么疑虑呢?

官场生活的种种“违己”，迫使陶归返田园。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是充实的，包括悠游田园的家庭日常生活；日常与亲戚、邻里的交往；闲暇时郊游外出。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散发着泥土的气息，真淳的情感。他的田园生活透出一种与其心有灵犀的美。更为独特的是他的田园并未与人断绝往来。这里有三重境界：首先，与作者朝夕相处的是秀姿挺拔的松菊，无心出岫的白云，倦飞知还的飞鸟，这些意象已浑然人化，它们是诗人的知己和同类，留连于宁静而充满趣味的小园，兴致所及，把酒而饮，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心灵“无滞碍”境界。其次，这里有一种存在于举手投足、不经意间的亲情与邻里情。百里之外，风尘仆仆地归来，首入眼帘的是“稚子侯门”，“携幼入室”这是官场难以实现的天伦之乐。“悦亲戚之情话”，与亲戚日常闲谈中体会亲情的温暖。“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体现的是与邻里和谐的相处，融洽的氛围，是一种自然平淡、愈品愈浓的邻里之情。

诗人的真隐士生活包括“将有事于西畴”，诗人亲自参加田间劳动，生计所需，自给自足。头脑中已经没有“劳心者”、“劳力者”的尊卑之分。诗人已融入田园景物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松菊、小园、云鸟、丘壑、林泉无不与诗人心有灵犀，这是一种田园人生的艺术化。

正如钟惺《古诗归》所说，“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正因具有亲情、邻里情的内蕴，有与正常人的交往；他亲自耕耘，使生活物质基础有所保障，这种生活不是来自云端，它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归隐之时，陶已看破生死，看轻富贵，他的人生态度“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他描画的至乐生活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日常耕耘劳作中，享受生命，“质性自然”的本性有所依附，在实现了“平生之乐”后心安理得，在平平常常中体会人生滋味。他的人生至境就在这看来平平常常的田园生活中。闲暇时的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是典型的魏晋名士们的生活方式，陶渊明的“自然之性”很大程度上是玄学家的品格赋予的。他的归隐要过无拘束的生活，结束心为形役，他的“耕耘”、“赋诗”、“舒啸”就是“乐乎天命”的选择。

陶渊明的心灵深处，有的不仅仅是他的田园风情、秋菊青松。“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正说明陶渊明确是有用世之志的，只不过“世与我而相违”，并且“乐乎天命”的思想让他不必“惶惶之”有所争。这是以玄学思想和“乐乎天命”的人生态度消解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选择“独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