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晚期魏国铜器制度新考
【优秀硕士博士论文】战国晋系铜器铭文校释及相关问题初探全文
緒論一、戰國晉系銅器銘文研究範圍界定1.戰國時代的界定“戰國時代”指的是春秋以後到秦統一的這一段歷史時期。
“戰國”一詞在當時就已經存在，如《尉繚子》1有：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
（《尉繚子·兵教下篇》）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
（《尉繚子·兵令上篇》）指的是攻戰之國。
西漢末年劉向編輯《戰國策》時，始以“戰國”作為特定歷史年代的名稱2，沿用至今。
戰國時代的下限為秦王政一統之時（公元前221年），關於其起始年代，主要有五種不同的意見：①前481/480年之說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孔子絕筆。
學者或以此為春秋終結，戰國開始3；②前476年之說司馬遷作《史記·六國年表》，以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為戰國之始，1《尉繚子》曾被認為是偽書，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有《尉繚子》殘簡，內容基本與今本相同，從行文不避漢初皇帝名諱的情況來看，其成書應該在戰國時期。
參何法周.《尉繚子》初探[J].文物，1977（2）：28.2楊寬.戰國史（增訂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3如楊寬《戰國史（增訂本）》“戰國大事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以公元前481年開。
周谷城《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則以前480年為戰國起始年代等。
後世學者多有從之4；③前468年之說周貞定王元年（前468年）為《左傳》終年，學者或以此為戰國始年5；④前453年之說劉向《戰國策·書錄》云“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之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6。
從“楚漢之起”（前208年）上推245年為前453年，是年韓趙魏三家滅知伯，有學者從之7；⑤前403年之說司馬光編《資治通鑒》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為戰國之始，是年韓趙魏三家被周天子命為諸侯，有學者從之8。
學者基於不同的學術立場或研究視角，對戰國起始年代持有不同意見可以理解。
《设计学概论》考研笔记-第03章-中国设计溯源
《设计学概论》考研笔记-第03章-中国设计溯源第三章中国设计溯源设计产⽣于原始社会时期⼈类对的有意识，有⽬的的加⼯制作，随着⼈类物质⽣产和科学技术⽔平的提⾼，⼈类设计也从相对稳定的发展到以为特⾊的现代设计阶段。
▲3.1第⼀节史前时期3.1.1⽯器⼀、⽯器设计⼈们经过长期探索，开如较普遍地采⽤⽯器的磨制技术，即把经过选择的⽯块打制成⽯斧、⽯⼑等各种⼯具的粗坯后，再⽤研磨的⽅法进⼀步加⼯，使器形更加规整，尖端与刃⼝更加锋利，表⾯更加光洁，更加符合使⽤的要求。
在⽯材的选择上，已⼗分注意⽯材的硬度、形状和纹理选择。
经过不断的观察、揣摩和实践，⼈们的审美意识也得到了初步的萌启和发展，发现并掌握了诸如对称、节律、均匀、光滑等多种形式美的规律，并⾃觉地应⽤于设计活动中。
⼆、原始社会⼜称⽯器时代，分为（以⽯器为主）和（以⽯器为主）。
1、旧⽯器时代：⽯器。
有意识的、有⽬的的挑选⽯块，打制成⽯斧、⽯⼑、⽯铲等各种⼯具。
由于⽯块粗笨，器形短⼩，为了使⽤⽅便，⼈们⼜在⽯器上安装⽊头或⾻⾓的把柄，设计出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制成的复合⼯具和复合武器。
2、新⽯器时代：⽯器。
不只是为了使⽯器光滑美观，且能使之⼯整、锋利。
最后有的还进⾏钻孔，以便于装柄或便于携带，以提⾼实⽤价值。
3、⽯器是⼈们最主要的⽣产⼯具，是原始社会最早和最主要的设计内容。
中国新⽯器时代的设计，除了的设计以外，另⼀个重要的设计领域就是的设计。
3.1.2建筑（⾮重点）1、最早的居住⽅式：⼀是利⽤天然岩洞；⼀是构巢⽽居。
2、新⽯器时代晚期，开始就地采材、因地制宜地营造⾃⼰固定居室的活动。
⽊架房屋――村落――下层架空、上层居住的⼲栏式建筑早期的原始，奠定了将来⽊构架建筑的雏形，揭开了中国建筑设计发展的序幕。
3.1.3服饰（⾮重点）1、原始服饰设计的起源：遮羞说、护体说、巫术说、装饰说。
2、原始服饰设计的发展把兽⽪、树叶和⽻⽑之类披在⾝上－缝制⾐服－丝织物－贝壳、兽⽛等串成的类似项链的原始装饰品。
魏国铜器铸造制度
魏国铜器铸造制度魏国铜器铸造制度根据上述检索材料与目前所见魏国有铭铜器的铸造流程，大致可将魏国有铭青铜器分为魏都铸造和地方政府或封君贵族铸造两个系统。
属于魏国都城的中央铸造系统，其最高负责人由大梁司寇或者邦司寇来担任，有左、右、上、下库之分，或者说有左、右、上、下库四个分支机构。
属于地方城邑的地方铸造系统，其负责人由县令担任，也有上、下、左、右四个库或者说上、下、左、右库四个分支机构。
一、魏国都城铜器铸造制度黄盛璋认为，铸造制度最早产生在三晋地区，与法家推行法治密切相关，其出现年代不会早于魏文侯后期。
魏国早期都城在安邑，中后期都城在大梁城。
考古发现或传世的有铭青铜器中，既有安邑铸造，也有大梁铸造的。
在对所有铭文分类检索后，发现铸造于安邑的青铜器相对较少，且不成系统。
相对来说，而铸造于大梁城的青铜器数量较多，所以就以铸造于大梁城的青铜器为例，对魏国都城铜器铸造制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铸造于魏国都城大梁城的有铭青铜器，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种类也比较全。
例如收录于《集成》的属于魏惠王时期的具铭青铜器，有编号为2609—2610号的两件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分藏于旅顺博物馆、上海博物馆）、2746号梁十九年亡智鼎[]等。
对这些检索资料与铭文进行分析，特别是年代比较明确的魏惠王时期的几件标准器，比如二十七年宁皿、七年邦司寇富无矛、十二年邦司寇野岪矛、十二年邦司寇赵新剑、梁库戈镦、卅三年大梁左库戈等5件器物，可以看出魏国在都城铸造的靑铜器有一套成熟的监管系统，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垄断推行的系统工程。
比如这一工作的最高领导，也就是代表国家监督实施铸造手工业的监造官是司寇、设在安邑的分支负责人为啬夫。
魏国迁都大梁城后，与此同期的地方性铸造中心也有多处。
例如《集成》收录的编号为2527号的卅年虒令雍鼎（原称卅年安令痈鼎）、2611号卅五年虒令周鼎 []、9449号虒令周盉和2693号二十四年合阳鼎等。
这些青铜器在其铭文中均有确切的铸造地记录，都是在大梁城以外的地方铸造的。
统编版新教材高考历史一轮复习：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奠基—先秦 测试卷(含答案解析)
统编版新教材高考历史一轮复习：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奠基—先秦测试卷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48分)1．周公率师东征，使周王朝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控制成为了现实。
他的儿子伯禽由于父亲的功勋，被封于山东曲阜，建立鲁国。
“其分器之多，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实非他国可比。
”这说明分封制()A．受封者以王族成员为主B．有益于加强对地方统治C．任人唯亲阻碍阶层流动D．激化了封国之间的矛盾2．东夷是周朝时中原族群对东方族群的泛称，春秋时期东夷族群的铜器中使用铭文与同时期的中原族群存在一些差异，但铭文种类、惯用词句、纪年方式、书写方式以及人的称呼、排行等方面，与中原族群保持了相当高的一致性。
由此可知，东夷族群()A．与中原族群同步发展B．逐渐与中原文明交融C．与中原诸国争夺霸权D．注重发展冶金工艺3．“九鼎”是夏王朝奠定的政治正统的象征物。
周公摄政，选择在洛邑一带营建东都成周，也是因为这里曾是夏王朝“居九鼎”的故地。
周公此举可印证()A．早期政治弥漫神权色彩B．统治集团建立绝对权力C．政治传统的认同与继承D．西周王室维护礼乐制度4．西周初期，周公旦提出的天命观认为，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
统治者承受天命，必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标准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
这一观念旨在()A．借助宗法制维护统治B．强调秩序安定取决于天意C．彰显儒家的治国理念D．论证周王朝统治的合法性5．西周时期礼制严谨，只有贵族才能以鼎随葬且不同等级的贵族鼎数不同。
但到春秋中晚期以后，不仅贵族墓中的总有僭礼现象，平民中也出现模仿贵族的礼制用鼎随葬；同时嘉葬品中，陪葬品多以鼎、罐、盆等日常生活用具为主。
这种变化反映出当时()A．随葬礼器的习俗消失B．等级身份观念的消亡C．迷信色彩的日益浓厚D．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6．商鞅变法提出“废分封，行县制”。
但历史记载，此后的秦国分封制并未断绝，如秦惠文王封严君于四川成都附近，秦昭王封穰侯于山东定陶。
战国燕国铜器铭刻新考
作者： 黄盛璋
出版物刊名：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49-53页
主题词： 春秋战国之际;古代社会;此器;旧制度;大变革时代;襄安君;方壶;量制;商周;扁壶
摘要：一、问题的存在与其意义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一个大变革时代.自周室东迁,作为奴隶制最高政权代表的王权日益衰落,中央集权仅存象征.奴隶制日趋崩溃,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社会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建筑必然要相应地发生改变,新的制度在不断冲破旧制度的躯壳而露头茁长,有如孚雏一样.战国时代变化最为剧烈,显著.铜器发展亦同样有明显。
周代中原用鼎制度变迁及相关问题探讨_刘颖惠
川魏国墓地［16］、韩城梁代村芮国墓地西区［17］等， 因墓主身份等级较低，或因墓葬被盗情况较多，青 铜器随葬品不多，且多出 3 鼎、1 鼎或无鼎，仅极 个别墓葬出有 5 鼎。此类墓葬数量较多，文中不 作为主要的参考对象列出。
太原金胜村赵卿墓［7］： 1987 年在山西省太原 市南发掘 M251 大墓及车马坑，墓葬形制及出土 随葬器物规格极高，从青铜器铭文及文献研究来 看，对墓 主 推 断 有 赵 简 子 与 赵 襄 子 两 种 说 法［8］。 该墓保存完好、出土青铜礼器丰富，对反映春秋晚 期至战国时期的中原贵族礼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长治分水岭韩国墓地［11］： 长治地区，战国时 称“上党”，为 韩、赵、魏 三 国 交 错 地 区，自 三 家 分 晋至秦昭襄王四十五年（ 公元前 261 年） 皆属韩， 分水岭可能为该时期贵族墓葬区。其中以 1972 年发掘 M269、M270 两座春秋晚期大墓规格最高， 墓主为姬姓韩氏贵族夫妇，陪葬铜礼器有两套正 鼎。1965 年 发 掘 大 型 墓 M126，器 物 多 残 损。 1959 － 1961 年在该地共发掘战国墓 19 座，出铜 器大型墓有 M26 （ 盗） 、M25、M53 三座，四座陶铜 并有墓 M20（ 盗） 、M21、M35（ 盗） 、M36（ 盗） ，时代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随葬铜器多簠、豆、敦配 鼎形式，战国中晚期多陶铜并存或仅为陶器陪葬。
二、两周中原地区用鼎制度的变迁 两周时期 用 鼎 制 度 的 发 展 是 一 个 连 续 的 过 程，从考古发现所见的中原封国贵族墓葬材料可 窥见其发展规律以及中原鼎制的普遍特征。从目 前材料来看，两周时期中原用鼎制度大致经历了 初生、成熟、发展及衰落的不同阶段。 1． 西周早中期： 初生期 西周早中期的贵族墓葬主要有天马 － 曲村北 赵晋侯墓地、上村岭虢国墓及宝鸡国墓等。 天马 － 曲村墓地可分为两部分，位于北赵的 晋侯墓地由晋侯与夫人的异穴合葬墓所组成，均 有规格较高、一定数目的青铜鼎陪葬； 另一处曲村 墓地为两周时期中小型贵族铜器墓葬，出土三鼎、 二鼎、一鼎或无鼎陪葬。晋国诸侯及贵族墓葬清 晰地说明了鼎制在该时期已经具有了一种等级含 义，且这一时期墓葬中使用的青铜鼎存在着形制、 纹饰方 面 未 见 明 显 统 一 的 现 象。如 西 周 早 期 M114 晋侯 燮 父 墓 中 所 存 两 方 鼎，一 件 （ M114： 217） 四角和每侧面中部有扉棱，器身饰兽面纹， 四圆 柱 足 上 饰 蕉 叶 纹，内 壁 有 铭 文； 另 一 件 （ M114： 216） 则为敛口、有盖、两附耳，器盖和口沿 下饰虺龙纹，兽形足上饰兽面纹。而在另一座保 存完整的燮父夫人墓 M113 中这一现象表现得更 为突出。该墓出土 8 鼎 6 簋，其中青铜鼎的形制、 纹饰均不一。如标本 M113： 34 为斜直壁向外垂 腹、浅圜底，四柱足的方鼎，外壁饰弦纹两道，有烟 炱痕迹； M113： 51 虽也为方鼎，但腹壁直内收、四 柱足 较 高，器 外 四 角 有 扉 棱，四 壁 饰 浅 浮 雕 兽 面 纹； M113： 52 则是圆口方唇、三柱足的圆鼎； M l l3： 57 亦为圆口、粗三柱足的圆鼎，但有盖，器壁和 器盖上都饰有瓦纹，也与前器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宝鸡 国墓地西周早期 国国君 伯多用 5 鼎，其形制等亦有显著差别。西周早期纸坊头 M1 伯墓（ 扰） 出土 4 鼎，其中 2 件为圆鼎、1 件为分 裆圆鼎、1 件为方鼎，形制、纹饰无完全相同，都有 一定差别。竹园沟 M13 伯墓出土 5 圆鼎，其中 圆鼎 3 件，分裆圆鼎 1 件，扁足圆鼎 1 件，以及 2 方鼎； 竹园沟 M1 伯墓被扰，出 5 圆鼎 3 簋，其中 3 件圆鼎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唯大小相次，另外两
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与铜器文化
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与铜器文化青铜器作为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巅峰。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在外形上呈现出独特的风格，更是承载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与表达。
本文将从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出发，阐述青铜器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以及对铜器文化的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诸侯国相互争霸，战争频繁。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
而青铜器作为当时社会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物件，成为表达权力、地位和文化的重要媒介。
二、青铜器的升华——春秋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工艺水平达到了一个高峰。
不仅在制作工艺上不断精细，而且在外形设计上也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变化。
传统的青铜器形制逐渐丰富多样，从盛酒器、乐器到交通工具等各种功能的器物都有所出现。
这些器物的设计精美，制作精良，展示了当时人民对美的追求，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
三、青铜器与权力象征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相互争夺权力和领土，青铜器成为表达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诸侯国纷纷制造大型青铜器，如巨鼎和大方壶，以显示自身的财富和威望。
同时，青铜器上的装饰纹饰也常常以各自国家的纹章作为设计元素，进一步体现了所属国家的归属感。
对青铜器的极力美化和提高装饰性，也反映了当时权力和地位的追求与竞争。
四、青铜器与宗教信仰在春秋战国时期，宗教信仰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青铜器在宗教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诸如祭器、神人像等青铜器被广泛应用于农神、土地神、祖先等的祭祀活动中。
这些青铜器不仅起到了纪念祖先、祈福增祥的作用，更是将信仰融入了艺术和文化之中。
同时，宗教信仰也对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青铜器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
五、青铜器与文化传承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物质文明的需求，也保留和传承了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青铜器的制作过程需要经验丰富的工匠和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工艺与铸币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工艺与铸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被誉为一个思想文化繁荣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其中金属工艺和铸币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金属工艺技术和铸币制度两个方面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情况。
一、金属工艺技术的进步金属工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项重要技术。
在此期间，人们的冶炼技术和工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促进了各种金属工艺品的制作和流通。
首先，铜器的制作技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与上古时期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制作更加精细和复杂。
铜镜、铜器、铜钱等铜制品在这个时期得以广泛生产和使用，不仅在实用功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奢侈品。
其次，铁器的发展也是春秋战国时期金属工艺的一个重要方面。
铁的炼制技术逐渐成熟，铁器的制作与应用得到了广泛推广。
农具、武器等铁制品的生产数量大幅增加，使农业生产和战争作战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此外，金银首饰工艺的发展也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工艺增添了璀璨的色彩。
富豪们纷纷追求金银装饰品，饰品的制造工艺逐渐变得更加精湛，成为衡量财富和地位的重要象征。
二、铸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币制度对于货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此期间，各个诸侯国或国家开始进行铸币，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
在铸币材料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币主要使用铜和铁。
这些铸币具有一定的形状和重量，便于交易和流通。
相比于以往贝币等货币形式，金属铸币更加方便快捷。
此外，铸币制度的建立也使得税收和财政管理更加便捷高效。
通过发行铸币，各个国家能够更好地控制经济流通和财政收入。
铸币制度为货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币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各个国家的铸币材料、形状和重量并不统一，造成了交易的不便。
其次，各地铸币技术和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大量假币和赝品，给经济交流带来了麻烦。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工艺和铸币制度的发展对于那个时代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设计演变ppt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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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鼎盛时期
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 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 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 －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 个时期被称为鼎盛时期，产出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
镶嵌：玉 陨铁 红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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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夏朝是青铜器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因此造型和装饰纹样都相对简 单和粗糙，并且有明显的仿陶器特征。器具类型主要是青铜容器、兵 器、乐器、工具和饰件，相对商周来说种类和数量较少。 纹饰：此时期的青铜器装饰很少，纹饰也一般以类动物型为主，且形 态十分抽象，一方面受到当时技艺水平的限制，一方面则是因为封建 社会初期的鬼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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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银螭首带钩 错银螭首带钩，战国后期，通长
13cm，宽1.9cm，重0.05kg。 此为条形兽首带钩。钩身饰直棱纹，
末端作螭首，用浮雕手法装饰，纹 饰清晰，风格豪放。带钩外部鎏银， 光艳夺目。
带钩是束腰皮带的挂钩，古又称 “犀比”。春秋晚期开始出现，战 国时期使用广泛，流行于各地。它 们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多采用包金、 贴金、错金银、嵌玉和绿松石等工 艺，斑驳陆离，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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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周 赏朝
青 铜 器
德鼎 西周
德鼎是西周早期一村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这 厚趠方鼎 西周
一时期的鼎发现很少，在重视食器的当时，都
此鼎为饪食器。口沿外折，双
是重器。德鼎的造型较商代晚期已发生变化， 立耳，方腹直壁，由上向下渐有收
口部呈桃形，器腹微微下垂，平添沉稳的气质。 分，下有四条细长柱足，四隅有棱
春秋战国青铜器的特点
春秋战国青铜器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动荡时期，思想活跃不仅带来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造成了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随来看看吧!春秋早期的青铜器的形制虽然是承袭西周晚期体系，但是也出现了几种新的器形。
首先出现的是盆，传世的如曾大保盆。
考古发现的有鲁故城201墓的一式盆、陕县太仆乡的日夭盆等，而在西周晚期的墓葬材料中，却没有见到有出土过这类青铜盆的明确记录。
其次是椭杯的出现，这是一种横向两侧有耳的长圆形杯，其较深的有的称其为，如蔡大师。
称为舟(即尊彝的器座)的器，实际上是一种饮器，山东曲阜鲁故城春秋早期墓中都出土有数件此种器。
一种很多见的狭颈、宽肩、深腹的平底扁壶，大约也出现在此时，大仆乡器群中就出土有这样的壶。
春秋早期的罍和，大都颈短、宽肩而器体较低与西周晚期器体偏高的有较大的区别。
春秋中期的青铜器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即具有早期到晚期过渡的特点。
盂鼎类的器盛行时，除了沿用圆底的兽蹄足或垂腹的兽蹄足常见的式样外，还出现了浅腹平盖的盂鼎。
双耳弇口的盖簋仍然继续流行使用，但是器体上的横列沟条纹有的已经不再采用了。
已经不再出现，但簠仍然在继续流行使用，器形上有所变化，在口上另外竖一道宽阔的边。
食器中敦的频繁出现是一个较大的变化，这时的敦有三小足和圈耳，盖可却置，还没有发展为上下对称的形式。
敦这种器物是之前很少见到的。
这一时期的壶类出现一种器口较宽的短颈壶，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的公铸壶、信阳平桥春秋墓的樊夫人壶等，都是这类器形。
此外，形盉也有个别的发现。
春秋晚期的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技术、艺术水平及器物的种类等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形成了第二个高峰。
鼎开始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造型和器腹的大小比例方面有所变化。
食器中的簋，传统的式样已经非常少见了，但是在诸侯的礼器中还是可以看到某些旧式的方座簋，当然在造型风格方面也需要适应于同一组合的其他器物，与旧的不全相同，典型的有蔡侯申方座簋。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设计演变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设计演变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之一，它不仅代表着古代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水平，还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本文将探讨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设计演变，以及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一、夏商时期的青铜器设计夏商时期是中国文明历史上最早的时期之一，也是青铜器设计的起点。
夏朝的青铜器主要通过铜器制作工艺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崇拜祖先的宗法制度。
在夏朝的青铜器设计中，常见的器物有礼器、兵器和盛器等。
礼器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如鼎、觚、簋等，具有神圣和庄重的形象。
兵器则是显示统治阶级的权威和武力的象征，如戈、矛、斧等。
盛器则是用于展示宫廷和贵族的富裕和奢华，如爵、觥、敦等。
这些青铜器呈现出简洁、实用的特点，纹饰主要以神兽、人物和器物为主题，线条流畅，造型稳重。
二、周代青铜器设计的发展周代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青铜器在这个时期逐渐成为世代流传的文化象征。
周代青铜器设计更加注重装饰和细节表现，器物的用途也更加多样化。
在周代青铜器的设计中，出现了许多独特的纹饰，如纹饰图案的多样化和放大化。
这些纹饰主要表现了宗法制度下的社会等级和宗教信仰，如神兽、神人和祭祀活动的图案。
此外，青铜器的造型也开始丰富多样，如三足炉、簋和鼎等。
这些器物的形状各异，结构复杂，展现出周代人民对美的追求和审美意识。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设计革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设计充满了创新和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设计体现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剧烈变化。
随着列国割据和分裂，青铜器开始追求个性化和地方化的表达。
纹饰图案变得更加精细，有时甚至是故事性的，如战斗场面、神话传说等。
同时，青铜器的造型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鼎、觚、爵等器物，而是出现了诸如虎、羊、人物等的新颖造型。
这些青铜器在形式上大胆创新，彰显了时代的变革和人们对美的独特追求。
总结：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设计演变，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
【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图文资料大全.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上（春秋中期-战国）210--280
【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图文资料大全.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上（春秋中期-战国）210--280【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图文资料大全.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上（春秋中期-战国）210--盉，壶，尊，杯，乐器，兵器：春游上海杭州 73.上海博物馆 - 中国古代青铜馆 6. 更新期青铜器上（春秋中期 - 战国）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更新期青铜器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
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徵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
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的功用逐渐消失。
形制的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
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的产生，使镶嵌工艺绚丽工巧。
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
1. 酒器1) 盉hé：用以温酒或调和酒水的浓淡。
盉，通说为盛酒器和盛水器。
流行于商代至战国，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调酒。
基本造型为圆腹，带盖，前有流，下设三足或四足。
商周时期，盉口大，腹深，流直，多作分档式袋足或柱形足，商代足则多做成空心。
春秋战国时，盉口变小，腹部扁圆，流往往做成弯曲的鸟头或兽头状，蹄形足较为常见，有的蹄形足做成动物形象。
许多盉还加上弯曲的提梁，并用环索连结盉盖与提梁，造型轻盈秀巧。
关于盉的用途其实也是争论不止，王国维的《说盉》：“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
”“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和之而注之于爵。
”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金文盉从禾者，乃像意兼谐声。
故如《季良父盉》，字像以手持麦秆以吸酒。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盉，调味也。
”即是用于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为调酒器，而非一般的盛酒器。
但同时考古资料表明盉又常与盘配合使用，有研究者认为应为水器。
究竟属何类抑或二者兼有，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
兽面纹龙流盉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前6世纪上半叶）此盉呈钝三角形，长流作龙形，以张开的龙口为流口；盖顶是一个盘旋而出的龙头，与流口的龙头层叠趋前，呈双龙继起的姿态。
讲座6-1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分期与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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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更新期：
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工艺进入更新期，年代约为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至前 221年。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使青铜工艺原先所受到的束缚得以解 除，各诸侯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青铜铸造业的振兴，青铜艺术显露出更 新的面貌。
战国中晚期，青铜器在竭尽变化之后，终因铁器时代的到来，逐渐显露 出衰退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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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的类别：
对各种类别的青铜器加以区分，目的是为了清晰地区别青铜器的性质和 用途，便于研究其不同的器型体系。
自宋代以来，人们就不断尝试对青铜器进行分类，虽具体的分类方法很 多，但总体上说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其用途为分类标准，二是其造型特 征为分类标准。不过，因后者侧重于青铜器的形式特征，往往忽略了青 铜器之间的内在联系，容易引起一些混乱，所以现今已较少为人采用。
青铜器旧的器型在样式上已有较大改观，新的器型开始出现，器型设计 注重与实用相结合，样式更富于变化。以龙纹为主的纹饰细密繁缛，各 类交龙纹更因其多变的构图形式而风靡一时。以人类活动为题材的纹饰 也开始被采用。镶嵌、错金银、鎏金、彩绘等表面装饰新工艺的运用， 使青铜器装饰呈现全新的艺术风貌。长篇铭文逐渐减少，铭文中艺术化 的字体趋于流行。失蜡法、印模法等新的铸造工艺，使青铜器造型更为 精致奇巧。由于各诸侯国地域文化的差异，各地铸造的青铜器在器型、 纹饰、铭文等方面，皆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仍较少，使用时的组合关系尚 未形成，说明当时的青铜器正处于一个萌芽生长的阶段。
可编辑ppt声音6-1-3 4青 Nhomakorabea器的育成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铜器与铸造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铜器与铸造技术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被认为是古代铜器制作与铸造技术取得巅峰成就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铜器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早期的青铜器，而且在工艺技术和造型设计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文将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铜器与铸造技术，探索铜器的发展趋势以及当时的铸造工艺。
一、春秋战国时期铜器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技术而闻名。
与早期的青铜器相比，这些铜器数量更多，形制更为丰富多样，制作技术更加复杂精细。
不同于早期的传统青铜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更加注重个性化和艺术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元化和文化的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不仅注重功能性，同时也注重装饰性。
铜器上常见的纹饰包括动物纹、人物纹以及各种器物纹。
其中，动物纹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纹饰，如龙纹、鸟纹、虎纹等，这些纹饰不仅丰富了铜器的造型，还寄托了人们对于吉祥和吉利的祝福。
二、春秋战国时期铸造技术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的铸造技术在青铜器制作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方面，铸造工艺得到了改进和提高，采用的铸造模具更为精细，使得铜器的表面更加光滑细腻。
另一方面，铜合金的配比也得到了优化，使得铜器的强度和耐用性得到了提升。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铸造工艺中，"失蜡法"和"熔模法"是两种被广泛应用的技术。
失蜡法是在蜡模上涂上泥浆后，陶瓷模在高温下烧成，使蜡融化并从模具中流出，再将熔化的铜水灌入模具中，待铜水冷却凝固后，取出泥浆，最后得到铜器。
熔模法是将铜芯用泥土封住，再用绵织物包裹，然后将泥土用火烧掉，铜水进入空缺的地方形成铜器。
三、春秋战国时期铜器的意义与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不仅是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品，更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这些铜器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文明程度，是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此外，由于制作铜器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铜器的制造也推动了当时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铸造技术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铜器工艺发展
中国古代铜器工艺发展中国古代铜器工艺发展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2000年的商朝晚期。
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开始制造简单的铜器，但是在商朝之后，铜器工艺迎来了一段繁荣期。
商代时期（公元前约1600-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古代铜器工艺发展的关键时期。
商代铜器主要分为礼器和生活用具两大类。
礼器是用于商朝统治者和贵族的祭祀仪式中，以及外交活动中展示国家威信的重要工具。
生活用具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器物。
铜制品的使用范围包括饮食、废物寝具以及交通和农牧业中的一些工具。
在商代晚期，铜器工艺达到了顶峰。
当时，铜器分为三种类型：实心铜器、空心铜器和复合铜器。
实心铜器是用整块的铜锭直接制作而成，是最早期的铜器制作方法。
空心铜器是在铜器内部加入芯模，然后再经过一系列的加工，使铜器的外形成型。
复合铜器是将实心铜器的表面套上一层薄铜片，通常用于制作大型礼器。
随着时代的变迁，周代（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年）成为中国古代铜器工艺的新高峰。
在周代，铜器的工艺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
铜器的制作工艺更加细腻，纹饰更加丰富多样，样式更加多样化。
在周代晚期，刀剑和铜镜成为主要的铜器种类，其中特别以鸟纹铜镜和羊首铜镜最为著名。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到来，中国古代铜器工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时期的铜器制作更加专业化，生产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铜器数量大幅增加，铜器的种类和样式更加丰富多样。
铜制礼器和生活用具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刀剑、鼎、壶、爵、觥、斝等琳琅满目，各种祭祀用具成为求神拜佛不可或缺的工具。
汉代时期（公元前202-公元220年），铜器工艺在中国进一步发展。
汉代的铜器工艺十分繁荣，不仅技术进步，而且形制上更加丰富多样。
铜器样式有所创新，增加了一些新的种类如钟、鉴、火、炉、钩、马、鸟、龙、凤等。
铜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镜面的铸造工艺更加精细，纹饰更加精美。
唐宋时期（公元618-公元1279年）是中国古代铜器工艺的繁荣阶段。
第6课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统编版2024)
战国铜虎符 （当时各国多实行虎符发兵制。虎符分为左 右两半，国君和主帅各持一半，能合上才能 调兵，反映了君主对军权的绝对控制。）
山东齐长城遗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互相防御，以及抵 挡北方游牧民族袭扰，纷纷修筑长域。）
战国七雄之间日趋激烈、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导致各诸侯国势力此消彼长，魏、楚、
齐、秦等先后崛起，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
谢谢欣赏！
商业
农业
学习任务三：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
v 自主学习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表现有哪些？
历史解释
农业
促 进
手工业 造 就 商业
① 铁器 的使用日趋普遍 ② 牛耕 得到进一步推广，耕作技术明显进步
分工 更加细密（纺织、冶铁、青铜铸造、采矿、煮盐、竹木器、
漆器、皮革、制陶、酿造等）
商业 日益发达， 货币流通广泛，各地涌现出一批 中心城市，
广泛支持，并且对秦国的强大起到了决定性的走作用向。强盛。口 磨制石器变法的目的是否达到；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新法在商鞅死后没有被废止，
反而继续推动秦国走向强盛。
变法是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商鞅虽死 秦法犹存
v 小组合作学习
跨学科作业
历史【背景示：例了】解春【秋答时案期】的解社答会思结路构：、文化【示例】
意义： ①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被称为“天府之国”。 ②是世界水利史的奇迹，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杰出智慧和勤劳精神的集中体现。
课后活动
v 小组合作学习
1．下列哪些现象是原始农业出现的重要标志？请在口内画“√”。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太子即位口口，定家即居畜秦生饲活养惠文王。同年，守旧的贵族诬告商鞅“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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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魏国铜器制度新考（首发）有虞同（吉林大学古籍所）黄盛璋先生曾撰文考证了战国时期三晋铜器（不含两周）铭文所反映出的制度问题。
1根据黄文的研究，三晋铜器的铸造方面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监、主、造三级制度，“监造中央以司寇、司马、封君，地方以令，同于三晋兵器（多出司马），它国未见；主造除工师见于秦铜器外，其余它国亦不见；制造惟冶及冶客见于东周铜器。
”（第52页）客观地说，黄文的这一结论为进一步研究三晋铜器制度奠定了基础。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以及文字释读水平的提高，学界对三晋铜器的监造制度有了新的认识，黄文的结论已有了局部修正的必要。
比如，收录了非三晋文字的“原氏扁壶”，对“襄阴鼎”的国别判断有误；所谓的“冶客”实应释读为“斪（斠），客（格）”，2与铸造制度无关（这已为下文将要介绍的“十六年邢丘令鼎盖”铭文所证实）；安邑下官锺的“十年”等文字实为韩国另刻的铭文，而所谓的“冶吏”应释为“左史”（即任府佐的史[狄]），3实际并不存在“冶吏”这一级制造者，等等。
此外，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黄文也无由考察三晋各国的铜器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新资料的发表使得考察战国中晚期三晋铜器制度的变化问题有了切实的可行性、必要性。
本文拟先考查资料较为丰富的魏国铜器及其制度，韩、赵两国待另文详述。
为行文方便，释文多用宽式；常用的资料书使用简称，文末附有“简称对照表”以便核检。
目前所见魏国有铭铜器的制造大致可分为魏都与地方政府、封君贵族两个系统。
魏国都城大梁制造的铜器有魏惠王时期的《集成》2609—2610号的“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2746号的“梁十九年亡智鼎”，4以及9707号的“安邑下官锺”等。
这一时期地方制造的铜器有《集成》2527的“三十年虒（？）令鼎”、2611的“三十五年虒（？）5令鼎”，6以及2693号“二十四年合阳鼎”，另有2577号“十七年坪阴鼎盖”可能晚至襄王时。
7魏国地方城邑铸造的铜器还有《集成》2240号“十年弗官鼎”、2308号“内黄鼎”、2242“垣上官鼎”与《新收》367“垣上官鼎”、《中日》630号“朝歌下官锺”，以及《新收》9997“二十七年宁皿”、1488“二十三年襄平鼎”等铜器。
前五件器中的地名是置用地的可能性很大，其年代可大致推定在战国中期（详后）；后两件器从纪年数字、不记监造者等因素推断，铸造时间在魏惠王或襄王时的可能性很大。
这些资料（除去只记置用地的各器）表明，魏惠王时期铸造的铜器，国都实行的是司寇监造、啬夫主造的制度，而不记具体的制造者“冶”，地方城邑则实行“令、视事、冶”三级制（个别的只记铸造地、年代）；大约到了魏襄王时期，地方的铸造制度已改为“令、工师、视事、冶”，县令之下增加了“工师”作为主造者。
魏国封君制造的铜器有《集成》2793号“二十八年坪安君鼎”、2764号“三十二年坪安君鼎”、《新收》1818“坪安少府鼎足”以及《集成》2773号“安君鼎”、2451号“宜冢子鼎”（梁上官鼎）、2304号“长侯私官鼎”、《珍秦》“信安下官鼎”等。
据考证，长（信）侯是魏安釐王时的相邦；8宜应指《战国纵横家书·二六·见田仆于梁南章》的魏安釐王时贵族宜信君的封邑；9见于《战国策·魏策二》的（信）安君可能是魏襄王时的封君。
10这些器铭表明，魏襄王时封君的铜器铸造实行的是“视事、冶”的二级制（安君鼎），安釐王时期则已改为“冢子、冶”（宜冢子鼎），“冢子”取代了“视事”。
或以为“冢子这一职官战国时见于三晋。
在魏国设在地方，在韩、赵设于朝中，其共同点是所辖有冶，职责是制作青铜器，包括兵器在内”。
11从现有的资料看，魏国地方政府、封君都置有“冢子”一职，有的冢子还分设左、右两个机构。
12从上举的国家与地方、封君制造铜器的铭文可以看出，在战国中期的魏惠王、襄王时期，主造者为视事（或为地方县令的属官，或为封君的属官），此后则似为工师所取代。
这在两件新公布的铜鼎铭文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新见一件私家收藏的“十六年邢丘令鼎盖”，盖的边缘刻有一行18字铭文（“工帀”、“四分”作合文形式）：“十六年，邢丘令秦、工师、冶颉铸。
客（格）（容）四分”。
13从铭文使用“”为容量单位以及“（容）”、“（铸）”字的写法来看，这件鼎盖的国别应该属于战国时期的魏国。
14《史记·秦本纪》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年）夏，攻魏，取邢丘、怀。
”由于前266年（魏安釐王十一年）邢丘最终入秦，而魏襄王时期的铜器主造者尚为“视事”，故这件鼎盖的铸造最有可能是在魏昭王十六年（前280年）。
盖铭“客（格）（容）”与属于魏安釐王时代的“三十二年坪安君鼎”15铭的用法相同，也可佐证其时代。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有一件战国有铭铜鼎（按，即《新收》994号铜鼎），传1979年山西临汾市出土。
16据介绍，鼎体呈扁球形，通高16.3厘米，铜鼎腹上壁有铭文18字（“工师”、“大夫”为合文）：“九年，承匡令□、工师赣、大夫、冶期铸。
（容）四分。
”原书认为，“从此鼎的出土地点、造型以及铭文字体风格看，为战国中晚期魏器。
”（第14页）这个说法大致无误。
“承匡”也见于明代《顾氏集古印谱》收录的战国三晋官印“承匡冢子”中，李家浩先生定之为魏物17很可能是正确的。
承匡在今河南省睢县西，战国初期当属宋国，以后即转属魏。
18鼎铭在主造者“工师”之后增加了“大夫”，从铸造制度趋于繁复这一点来推断，其铸造年代要晚于邢丘令鼎盖，应为魏安釐王九年（前268年）。
19作为地方制造的铜器，“十六年邢丘令鼎盖”、“九年承匡令鼎”实施的是“令、工师（或增加“大夫”作为主造者）、冶”三级制。
这与魏惠王时期（可能下沿至襄王时）地方制造铜器时使用的“令、视事、冶”相比已有了变化。
换句话说，可以有无“视事”作为魏国铜器断代的一个标准，有“视事”一职的铜器时代不晚于魏襄王时期，反之则不得早于魏昭王时。
按照这个标准，可对已经公布的尚未系年的部分魏国纪年铜器进行推断。
《集成》2590号“十三年20阴令鼎”使用的是“令、冢子、冶”三级制，没有“视事”这样的主造者，其时代应在魏昭王或安釐王时；2482号“二年宁冢子鼎”，铭文中有“冢子、冶”，其铸造时间应与“十三年阴令鼎”相仿佛。
这可以从两个地名的相关考证上得到佐证。
宁地在今河南省获嘉县，何时入秦史书没有记载。
《史记·魏世家》信陵君劝谏魏安釐王的话云：“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出入赋之，······”类似内容又见于《战国策·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战国纵横家书》十六“朱己谓魏王”章。
学者多定这段文字的时间在魏安釐王十五年（前262年）。
21既然此时秦国已经固有邢丘，从上引邢丘令鼎盖铭文来看，策文的时间不应晚于安釐王十六年。
《魏世家》的这段话表明，宁地在安釐王十六年时仍属魏国，这与本文据铸造制度推测“二年宁冢子鼎”为昭王或安釐王时器的意见并无矛盾。
“阴”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三十三年阴令戈”、《货系》1452号“阴”桥形布币等中。
22吴振武先生读戈铭“阴”为“濦阴”，地在今河南省沙河南岸自漯河市以东至周口市一带，戈的制造年代在魏惠王时。
23或疑读为“鄢阴”（即鄢陵以北）。
24如果将戈的年代定在魏惠王时，今沙河南岸自漯河市以东至周口市一带在惠王时尚不属魏国领土，这是该意见的不利之处。
上文所推断的“十三年阴令鼎”应为魏昭王或安釐王时器的意见，无疑为“阴”地望的确考提供了有利条件。
至于《集成》2240号“十年弗官鼎”、2308号“内黄鼎”以及《中日》630号“朝歌下官锺”等铜器，或由于地望待考，或该地入秦时间过晚（内黄、朝歌在前245—前241年方最终属秦），暂无法系年。
另外，可从疆域变迁的角度推断《集成》9707“安邑下官锺”、2242“垣上官鼎”、《新收》367“垣上官鼎”等器的铸造时间。
据《史记·魏世家》等，垣地、安邑分别于魏昭王四年、十年（前286年）最终属秦，这是其铸造时间的下限。
而魏惠王九年即已迁都大梁，置用于都城下官机构的安邑下官锺，其铸造不会晚于魏襄王时。
如果这个推测可信的话，这些只记置用地、容量的器物，其时代大致可推定在战国中期。
根据近年公布的新资料，本文在黄文的基础上对战国中晚期魏国纪年铜器的铸造制度作出新的考查。
以铸造年代明确的三十年、三十五年虒（？）令鼎以及十六年邢丘令鼎盖等器物为基准，魏国国都与地方所造铜器的时代与制度可用下表列示：二年宁冢子鼎魏国封君铜器可系年于下：25引书简称表《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
《新收》——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著：《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
《珍秦》——萧春源辑：《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澳门基金会2008年。
《中日》——巴纳、张光裕编著：《中日欧美澳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
《货系》——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附记：五年承匡令鼎铭资料承复旦大学刘钊先生惠示，谨此致谢。
1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1——66页。
以下简称为“黄文”。
2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会议论文集之七，2007年，第323页。
3李学勤：《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锺》，《文物》2003年第10期，第79、80页。
4李学勤：《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古文字论集（一）》，第2、3页，《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二号，1983年。
5“虒（？）”字之释可疑，或将鼎铭“虒”地与《汉书·地理志》上党郡铜县的“上虒亭”、“下虒聚”联系在一起，也很可疑，说详另文。
6裘锡圭：《<武功县出土平安君鼎>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53页。
李学勤：《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第2页。
7吴良宝：《十七年坪阴鼎盖新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5期，第6页；《战国魏“合阳鼎”新考》，《考古》2009年第7期，第62页。
8郭沫若：《金文余释之余》“长信侯鼎”条，《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5册，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58页。
9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9页。
裘锡圭：《<武功县出土平安君鼎>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