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原始积累及其派生形式_许经勇

·问题探讨·

论资本原始积累及其派生形式

许经勇(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本文就我国资本原始积累所采取的三种形式,作了初步探索,提出了有一定新意的见解。

[关　键　词]资本;原始积累;派生形式

[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01)09-0023-02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需要经历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但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和方式则不完全相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尽管所采取的方式多少有所区别,但其实质是完全一样,即都是用暴力的方法,迫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如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把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这种性质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其起步阶段,必然选择一种带有指令性、强制性的经济增长,即运用超经济强制的办法,来确保为某些部门、行业和地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本积累,即资本原始积累。虽然,这种资本积累的性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我国解放初期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以及改造民族资本开始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很低,对于原有资本的集中与积聚,并没有完成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于是,我国采取了行业资本转移的办法,即通过超经济强制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资本由农业向工业积累。我们之所以称这种积累是资本原始积累,是因为它是启动国家工业化之前所必需的资本积累,而且这部分积累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或非市场机制的方式,从农业部门中转移过来的。是以暂时牺牲农业,保工业(说到底是重工业)的一种资本积累方式。首先应当承认,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阶段,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据理论界有些同志测算,建国以后,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价值,通过价格剪刀差转移到工商部门实现的量:1952年17.9元,1957年23.0元,1978年25.5元。1953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使农业剩余对重工业化的贡献为36.21亿元,1975年增至223.82亿元, 1984年增至312.86亿元。1953～1984年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共提供5117.2亿元,平均每年159.93亿元。正是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使得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有可能从农业部门中获得巨额的原始积累资金,加快了工业化步伐,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工业产值由1952年的34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4237亿元,每年平均递增11%。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城市工业(主要是重工业)积累资金,曾经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决策选择,从而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诸如,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从农业提取的积累率过高,抽走的资金量过多,又把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严重地削弱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后劲,有些地方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到头来,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的制约。

我国经济特区的成功,从资金运动的角度看,也是资本原始积累顺利完成的结果。在经济特区建设过程中,各种渠道的资本乃至人才等生产要素大量涌入经济特区,迅速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使经济特区在很短的时间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距离。其主要方式是在经济特区实行包括减税让利在内的特殊优惠政策,构造了独特的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获得超额利润。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资本原始积累,是因为这种积累系属初始积累,且不是借助于市场机制,而是依靠超经济的力量,是

属于具有行政调控性质的政府行为。不论特殊优惠政策有多大作用,它仍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因为计划经济是以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特殊优惠政策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高度稀缺的资源。这种高度稀缺的资源,究竟分配给谁,不分配给谁,完全取决于稀缺政策资源的分配者,即政府的意志。从下级来说,过去是向上级政府要人、要钱、要物资,现在变成要“特殊优惠政策”。特殊优惠政策与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平等竞争原则相背离的。因为任何特殊优惠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对无权享受这种特殊优惠政策者是一种限制、排斥和歧视。特殊优惠政策虽然会在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面产生有利于经济特区的作用,但却会导致非经济特区人、财、物的严重流失,即大量涌入经济特区。非经济特区的资本向经济特区的运动,是一个资本从计划体系下的低利润区域,向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高利润区域的运动,完全符合资本的运动规律。至于外国资本向中国经济特区的转移(20年来实际利用外资422.39亿美元),更是符合资本运动的规律,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给予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版图赚取高额利润的机会。不论如何评价经济特区的辉煌业绩(20年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22.8%),经济特区的资本原始积累毕竟是以中国其他非经济特区资本转移为前提,也是以引进外国资本的高额利润代价为前提。这一客观事实表明,中国其他非经济特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承受着更大程度的资金短缺的痛苦,同时也直接间接地负担了经济特区发展中的外资引进的成本支出。

财政部、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出通知,从2001年7月1日起,我国取消了市话初装费、农村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和附加在电话上征收的其他政府性基金项目。这是一项值得庆贺的得人心顺民意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应当历史地评价这一政策,中国电信业能够发展到今日这么大的规模,初装费是功不可没的。1978年,我国只有电话交换机406万门,电话机369万部,普及率仅为0.3%,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而要加快发展通信业,首先必须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因为电话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业,电话的发展是以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代价,仅仅依靠租费和通话费收回投资极其缓慢。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国家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邮电通信建设,而邮电部门自身也没有多少积累。在这种背景下,带有超经济强制的电话初装费便应运而生。征收电话初装费政策,对通信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七五”、“八五”期间,在国家进行投资体制改革、预算资金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全国约有1/3的电话建设资金源于初装费,初装费成为支撑我国通信网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我国的电话用户从1979年的203万户增至1992年的1000万户,用了13年时间;到1998年的1亿户用了6年时间;再到2000年9月突破2亿户仅用2年时间。截至2001年5月底,我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2.7亿户。我国仅用1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电信发展历程,成为拥有世界第二大网络规模的电信大国。这就涉及到电话初装费的性质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电话初装费是国家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政策。它是向最先消费电话的群体收取带有特殊性质的费用,为的是尽快完善我国的电信网络,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电信服务。电话初装费属于一种对高收入群体和电信服务成本较低的地区(如城市)的用户收取的税费,并用于补贴低收入群体和电信服务成本较高的地区(如农村)的未来用户。我国现行的电信企业的财务账户中,电话初装费收入并不列入电信企业总收入,而是国家财政的预算外专项建设资金,专款专用,全部用于电信产业的投资。由此可见,当初征收电话初装费的目的,是为了迅速扩大电信网络的覆盖面,实现电信的普通服务目标。电信普遍服务政策具有实现收入再分配功能,它运用扭曲相对价格的方法,对低收入群体和高成本地区(如农村)的用户实行补贴。如果没有电话初装费所建树的功劳,现在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可能不是初装费该不该收以及收多少的问题,而是用户想安装电话都没有电话可安装了。当存在着网络的外部性时,所有电信网络的老用户,将从新用户身上获益,因为他们可以扩大电信服务交流的范围。但是,如果入网的成本全部由新用户承担,新用户就会感到入网的个人利益小于社会利益,从而有碍于电信服务的普及。这就说明,当着存在外部性时,就会产生市场调节失灵,这就必须借助于超经济强制,运用强制收取初装费的方式,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以调节电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我国电信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走出初创期,步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也表明了一个用户规模更大、市场更加繁荣的电信新时代的到来。(责编: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