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中华复兴中的伟大作用

儒释道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因素。儒家的仁学、道家的道论、佛教的禅宗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传统。杂多化催生和谐特质；市场化催生民主特质；现代化催生科学特质；全球化催生创新特质。中国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伟大作用将体现在：和谐特质孕育中华万事兴旺，民主特质焕发人民聪明才智，科学特质铸造中华灿烂文明，创新特质推动中国综合创新。

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阶段，我们必须有个文化的自觉，清醒地认知我们文化的起源、演变、优点、缺点和它将来发展的趋势，以便发挥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伟大作用。

一、中国文化的特质特征

《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开启了中国儒家、道家的思想学说。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佛教，发展到东晋南北朝开始融入中国文化。儒释道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因素。

儒家的仁学，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传统。“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仁学的精髓。“仁”就是爱人，就是泛爱众，人与人之间要相爱。孔子仁爱有两条根本性原则，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就是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准则、道德规范。”不知礼“，”无以立“，”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付诸于实践，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高明而道中庸“。”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道家的道论，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自然主义传统。清静无为是道家道论的精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为无为，则无不治。“”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通篇贯穿着谦下后己、清静和顺、无为而治、崇尚自然的思想主张。

佛教的禅宗，给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解脱主义传统。因果论是佛教一切理论的基础。”苦“、”空“是佛教的主要教义。生、老、病、死是最基本的四大苦，此外还有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色受想行识）炽盛苦，这都是”前生注定“的。苦的根源是三毒：贪、嗔、痴，此三毒又归结为烦恼障和所知障。但”命由己造，命由己立“。于是倡导用戒、定、慧三学来对治。”空“就是所谓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生、住、异、灭是一切有为法的四种状态。生命体是非恒常的、没有独立自性的，一切都是有情给你的，必须还给有情。做好当下事，回归平常心，做个自在人，由无常、无我的尘世状态达到涅槃寂静的禅的境界。

儒道佛互补。一是积极治世、修德敬业的人本主义，一是消极应世、减损欲望的自然主义，一是”拒恶行善，自净其意的解脱主义。人本主义、自然主义、解脱主义，以各自独特的功能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

“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儒释道三者相互配合，造就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和大于对抗。中国文化既有儒家经世的刚强精神，又有道家纬地的柔顺精神，同时还有保合太和的和合精神。儒家贵阳、重刚，道家贵柔、重阴，一个刚强，一个柔顺，同时强调“和为贵”，“与世不争”。这就营造了中国儒道冲突、融合而互补互济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国人中和大于对抗的心理结构和人格。

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皇权大于民主、家族大于社会。中国文化具有深重的儒家“三纲”、“五常”、“十义”的特质。三纲指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同时又具有生生的道家“小国寡民”的基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三纲”、“五常”、“小国寡民”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人“皇权大于民主、家族大于社会”，重“天下”，轻“国家”，重“家族”，轻“社会”的心理结构和习惯。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顺天大于科学、崇拜大于信仰。中国文化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很深。朱熹讲：“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人不可分离。同时又受道家“崇尚自然”思想的相当影响。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归根结底要效法自然。并且，中国文化受佛教“禅宗及人间佛教”思想的一定影响。禅宗宣扬即心即佛，人间佛教提倡弘扬佛教道德思想使人间成为净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禅宗及人间佛教”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人“顺天大于科学、崇拜大于信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在处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上，守成大于创新。中国的儒道佛和欧洲文艺复兴分别造就了世界两大强势文明：中国高情感文明和西方高科技文明。西方的文明底座不稳，高精尖突出，中国的文明底座很大，高精尖不够；西方文明是英雄崇拜，极限冲击，中国文明是政治文化，妥善管理；西方是高科技，中国是高情感；西方是猛兽崇拜，中国是“大音希声”崇拜和十二生肖；西方是逻辑抽象分析型的，中国是经验形象综合型的；西方重变化，中国重合情合理，宁静致远；西方求新求异、未来崇拜，中国求全责备、重视传统；西方重外王，重个人主义，中国重内圣，重家族世系；等等。归结到一点，西方创新大于守成，中国守成大于创新。

二、中国文化的发展升华

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是中国文化生长发育的新的土壤，中国文化传统必然得到发展升华。

杂多化催生和谐特质。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的推进，中国社会出现杂多化趋势，突出的是“四个多样化”趋势。“四个多样化”就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这“四个多样化”对于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是中国人的大课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战略回答，把中国传统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的“和谐”理念，赋予时代的生机和活力，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中发出新芽，盛开鲜花。

市场化催生民主特质。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变依赖为独立，变惰性为进取，变愚昧为文明，造就了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促进了民主主体的发展和成熟；使人变重不平等为重平等，变重君主为重自由，变重人治为重法制，造就了社会有机体的新的需要，从而促进了民主基本原则的形成；使政治运行机制变高度集中和集权为分权与集权、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变非民主社会基础为普遍的民主社会基础，从而推动了健全的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建立。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中国民主特质的质变和扩张。

现代化催生科学特质。中国社会重人文轻科学的传统，是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根本原因之一。1978年，中国提出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以来，借鉴英国、德国、美国、芬兰等国家依靠科学推动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大科学投入，普及科学教育，激发了全党全民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国务院2006年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0年），提出今后15年，实施“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的方针，大力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打下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

全球化催生创新特质。发达国家实施的越来越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及控制科学知识输出的种种措施，使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应用上处于不利地位，在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面临巨大困难。但中国在崛起为制造业大国的同时，总体上仍然处在以加工组装为主的中低端，日益巨大的生产能量和消耗，使得我们人均资源比较匮乏的弱势日趋突出。如果我们不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与开发出新的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国力竞争中必然受制于发达国家。

三、中国文化的伟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