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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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卷第2期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17No.22000年4月Journal of Shenzhen U niversit 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 p r.2000

收稿日期:2000-03-01

作者简介:钱超英(1958—

),广东广州人,深圳大学副教授,博士,从事文学研究。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

钱超英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摘要:本文把当前学界讨论的身份问题分为身份概念和身份意识两部分来论述。在对“身

份”概念作语义辨析的基础上考察了它在我国人文学界的若干表达方式及其文化意义。身份问题

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集团对自我、民族和世界关系探索过程的当代形式之一。

关键词:身份;身份意识;文化;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C 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 (2000)02-0089-06

“身份”(identit y ,在我国文献中有时被译为“认同”

)是近年我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如果说“五四”以来我国人文话语的历史基本上是西方概念引进史并不为过的话,那么,这种引进同时也充满了对自身“身份”的关切。这一点使得近期流行的“身份”话语,较之其他话语,在带来理论启迪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反讽和反思意味。

根据西语词源资料,今日英语identit y 一词在历史上的意义,较完整地保留在其衍生的释

义词组“t he same ”(相同的东西)之中,它最初来源于拉丁词idem ,由词根id -(意为“它,那一

个”)和后缀dem 组成。早在17世纪,它已经应用于英语文献中。作为一个代词,它表示文章在先前引用过的作者或文本,具有“同前所引”的标注意义。从这种标注用词发展为后来的一个拉丁词identitas ,字面上的意思是“同一性”。当它转变为英语的identit y 时,常用于表示某些事物是相同的,一致的,或者就是它本身(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构成identit y 的主要词义是“整一性”、“个体性”、“个别性”、“独立存在”,或“一种确定的特性组合”。[1]

一般用语中,identit y 可以指称统一的状态,绝对的一致,人的个性,两种表达之间的完全等值,或这种等值的表达式等等。其动词形式identif y 则指对标志对象的确证或意义解释的认定,这又衍生出“证明”等语义。在关于人的表达中,它可以表示某种具有连续性的属性,如英语中有用old identit y 表示“老居民”的例子。[2](P676)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0・2000年第17卷可见,“身份”的原有语义首先是指向内在的统一、协调及其持续。就人来说,强调的是人格、心理品质的确定性、统一性和稳定性。“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3](P87)

“身份”是与“差异”相对而相关的概念。马克思说过:“……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4]弗洛伊德曾用Identification的概念来解释人对他人的归属。例如,儿童一出生就有归属于父母的需求,成人在潜意识层面可以把这种需求指向某种群体、领袖,从而获取自身的生存意义。西方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这是社会“激情”的源泉之一。而“身份”一旦被“认同”于某种属性,则其他属性的差异便被确认。人据此就他自身和一定社会群体的关系实施界定。

使用“认同”这个中文译词,就其给人一种“有求于外”或“向外求同”的印象而言,需要在至少两个意义上解释其恰当性:第一,人只有在与他人的比较和辨别中,才能使自己的身份即自我特性的意识得以形成,并使这种意识所参与塑造的特性呈现出来,从而获得有效的标识。第二,对人来说,特性的确定性和统一状态不是一种固有的本质,而是通过其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和他身外的或未曾预料到的经验相遇,并把某些经验选择、转化为属于自身的东西,因此身份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和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只有在成功实现对内的守持和对外的“同化”的时候,身份才能达到自恰与稳定。对这种辩证的二重性,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的“顺化—同化”学说可以移用为某种理解上的参照。

身份概念也可以在早些时候的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关于角色的理论中找到某种端倪。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Jonat han H.Torner)在介绍另一个也叫特纳(拉尔夫・H・特纳)的角色理论(过程角色理论)时,提到“自我概念和角色”的关系,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是需要借助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来见证的,但“角色”并不就是身份(自我认同),因为“自我附着于角色的程度”并非总是一致。例如,一个在讲台上的发言人可能因为迫于一定的情境压力说出他内心本不认为如此的话,以符合某种角色的规范[5]。因此,只有当人意识到和表达出其一致性的时候,他的“身份”才能获得完整的“证明”。对身份研究来说,角色理论的意义在于提示了人对自我的理解和表达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出现的复杂性。

身份问题在有关人的社会化过程的心理研究中则直接成为重要的概念:“根据艾力・艾力克逊(Eric Erikson)的解释,青春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种稳定的身份感,这种身份感将在这个人面临不同的情景转换时仍相对长期地维持。无法取得一种确定的身份就造成身份弥散,它将使青年成人因恐惧被他人取代而不能作出承诺或进入(与他人的)紧密的关系。”[3](P87)但是,只有随着当代西方各国“身份政治”(表达和争取与一定特性相适应的权利的策略和社会实践)日趋盛行,身份才作为文化研究的特定议题脱颖而出。由于当代社会结构的急剧调整,信息传播增多和文化参照频繁,人类关系分化重组、再构造、再确认的要求大大强化,使得“我(们)是谁”的疑问,不仅作为抽象的哲学问题,而且作为直接关系到社会文化的中心结构和边缘成分、主流和支流的重新定位,多数和少数、群体和个人权力再分配的实际问题,而对各国的政策思维和决策过程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文化研究学者保罗・吉尔特(Paul Gilto y)认为,“作为一个概念,‘身份’已被置于一系列急迫的理论论争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6](P301)他还论证道,身份既不是某种客观条件的天然限定,也不是某种主观幻觉支配下的随意构设,它是一种被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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