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在中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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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在西欧的中世纪早期
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从教会内部到世俗世界,似乎都逃不过他们的掌心,所以可以说基督教会离不开中世纪,同时中世纪对基督教不可或缺,两者既互相帮助,同时也不乏争斗。但我们从来都不敢否认,基督教会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以及他对中世纪的欧洲所带来的影响。
在早期,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米兰敕令”开始,罗马的皇帝大都对基督教会采取宽容和扶持的政策。米兰敕令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在313年于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敕令;此诏书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且发还了已经没收的教会财产,亦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从被迫害的“地下宗教”成为被承认的宗教,而基督教也开始了与帝国政府的政权合流。为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基督教会从一个起初并不受关注甚至遭受歧视的宗教团体转而变为受政府保护的公开宗教,也是从此以后,可以公开传教,成为政府默许的唯一合法宗教。但是在受到政府或者皇帝保护的同时,基督教也经历了不光荣的发展历程,皇帝的宽容和支持使得基督教自身的信念发生动摇。在基督教获得官方的正式承认之前,也曾仇视罗马,并有过打到罗马等激进主张,但是在收到政府传递来的糖果后,一度承认政府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基督教会当时还没有离得太远,还是以自己的信仰为主。
在皇帝的庇护下,基督教会组织及其实力迅速发展。4世纪末,皇帝授予教会拥有自己法律和法庭的特权,使基督教会获得一个飞速发展实力的机会,从此,他便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国中之国",如果说在被官方认可之初,基督教会心甘情愿的在皇帝的领导之下,对罗马帝国永恒抱有可观的态度的话,那么随着4世纪罗马的衰落,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从乐观转为悲观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自己教义和性质的重新考虑,而正是这种思考的理论,为教会在担当整个欧洲的角色铺平了道路。从4世纪开始,拉丁教父开始对教义的思考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基督教会开始从组织的成型走向进一步的发展,并很
快适应了新形势,有了理论基础,开始传向整个欧洲,这些都是教父不可磨灭的功劳。
同时,在早期基督教会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可能完全摆脱世俗势力,并始终收到世俗的赠礼,比如“丕平献土”就和教皇国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741年,矮子丕平继承父位,担任了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掌握了实权。但他并不满足,还想获得王国最高荣誉,篡夺王位。丕平不想使篡位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他需要寻求教皇方面的支持,使自己篡位称王披上合法的外衣。公元751年,矮子丕平派出使臣去见罗马教皇扎恰里,切实了解教皇对丕平夺取墨洛温王朝的王位的态度,然后决定对教皇的取舍。得到教皇的认可后,矮子丕平便马上动手,在法兰克贵族及其附庸的苏瓦松会议上,“根据全体法兰克人的拥戴,众主教的奉献和贵族的宣誓”,废黜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把他关进修道院作僧侣,终于在这年11月达到篡位称王的目的,建立起了加洛林王朝。新即位的教皇斯提芬三世则亲自到高卢为新国王举行宗教仪式。这一仪式使新王朝的国王具有一种神圣的色彩,表示国王是“蒙上帝之恩当选”的神权国王,从而使丕平担任的国王成为上帝在世间统治的代表,反对国王就是反对至高的神。丕平如此顺利地实现了称王的心愿,自然对教皇满怀感激。754年,伦巴德人入侵罗马,威胁到教皇领地,教皇亲往法兰克,向丕平求援。丕平出迎教皇于庞帝翁,让教皇乘马,自己徒步行走,装出一副恭谦的样子。教皇赐给丕平以“罗马贵族”的头衔,使加洛林王朝的君主成为罗马教皇的武力支持者。756年6月,法兰克王丕平应教皇的请求,出兵征服了伦巴德人,并把从伦巴德人手中夺回的土地——罗马城及其原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拉文那总督管区划归教皇管辖,这便是教会史上称谓的“丕平献土”。也是教皇国的起始。丕平献土以后,罗马教皇因掌握土地,所以他既是天主教会的领袖又是教皇国的世俗君主,权势日增。11世纪时在发动十字军东征中教皇势力逐渐强大,13世纪时达到鼎盛,罗马成为西欧教会和政治生活中心。往后随着西欧各国民族教会的兴起,罗马教皇的势力才逐渐削弱。14世纪初,教皇受法王腓力四世控制,教廷设在靠近法国南部的阿维农。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将教皇驻地迁回罗马。在接受献土后,教会会为国王加冕,从而教会多了一份被利用与利用的关系,而不是纯粹的信仰,但基于教会实力的不强劲,又不得不如此,所以,教会早期在夹缝中的
声从显得很难,更不用说与世俗直接对抗,但是,在一步步的发展中,基督教会的信徒越来越多,财产越来越丰富,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开始对自己所处态势有了不满,并渐渐表现出来。
总之,中世纪和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教会和世俗权力之间即有互相利用也不乏争斗。无论如何,基督教在中世纪西欧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