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宋辽金元史学

第五章宋辽金元史学

——中国封建史学的鼎盛

中国封建史学，到宋朝达到高峰期。史学领域宽广，治史途径多样，气象博大，不仅集以往史学之大成，而且对后世封建史学产生极大影响。辽金史学同两宋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又鲜明的显现出自身的民族特点。元代史学是宋代史学的延续和后劲，是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辽金元三朝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鼎盛时期所体现的多民族史学吸收融合的一部分。

第一节宋朝史学的繁荣鼎盛

一、宋朝史学繁荣鼎盛的具体表现

1、官方修史制度进一步完善。

除了延续唐制外，又新设置了一些修史机构。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会要所、国史实录院；编修敕令所、玉牒所

2、史书数量空前增多。

宋代史部书的数量，不论部数还是卷数，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高峰；其增长速度，为前代所无，亦为此后元明清三代所不及。

3、史书体裁多样化，并且富于创造性。

编年体史著重新崛起；纪事本末和纲目体出现；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也被认为是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学案体著作的滥觞。

4、史家辈出，群星璀璨。

从《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有著作流传至今的宋代史家，不下130人。欧阳修、司马光、吕大临、袁枢、郑樵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5、“会通”思想开始成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史学的主流

6、史学范围进一步扩大，历史文献学获得显著的发展。

上古史、民族史、地方史、域外史、人物传记、杂史；文人别集、笔记作品中也含有大量史料。金石学、官私目录之学、校勘、考证、辨伪、史注、类书；丛书在宋末也已出现。二、宋朝史学繁荣的原因

（1）宋代经济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为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2）宋代的基本国策是重文轻武。从皇帝到下层官吏都重视史事，社会上读史讲史蔚然成风，史学受到广泛的重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3）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版印刷的普遍使用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史书的大量印制和流通创造了方便条件，有利于史学的普及。（4）宋朝科举事业发达，读书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各阶层士民对史书的需求增大。宋代有些史著，本来就是为科举所著，如王应麟所作的《玉海》。（5）前代积累的丰富的修史经验，为宋代史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如《左传》对《资治通鉴》产生的影响；《史记》的“通古今之变”对宋代“会通”思想的影响；唐初设馆修史对宋初统治者重视史事的影响，等等。

第二节宋朝所修三部纪传体“正史”

一、《旧五代史》

薛居正以参知政事、宰相监修。原名《梁唐晋汉周书》，总称《五代史》，后为区别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而加以“旧”字。记五代53年历史，兼记十国事。史料来源：五代史料，宋初仍存各朝实录360卷，范质曾据以删补成《五代通录》65卷。《旧五代史》的纂修就以之为底本，并且有实录原本供参考。体例：体例仿《三国志》，五代各朝独自成书，分别标以《梁书》、《唐书》等名，均设纪、传，志则通录五代典章制度，附于五书之后。史料价值：

薛居正曾经历仕五代各朝，同修诸臣在五代时亦多为史官，修撰时间离五代较近，人物事迹多为耳闻目睹，同时又有五代各朝实录为依据，因而所记史事大都较为可靠，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史料价值较高，尤其是该书“十志”的史料，更是研究五代典制所必须。流传：该书修成后约80年，欧阳修《新五代史》出，二书并行于世，但当时人更重视欧书。孝宗淳熙十四年，朱熹提议改革科举考试办法，设经、子、史、时务各科试士，其中史学分三科，内中有《新五代史》而无《旧五代史》。这个提议未能上奏，但深得时人认可。金朝学校起初以新旧《五代史》同为指定当用之书，但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诏令削去旧史，只用新史。此为朱熹死后七年之事。从此，《旧五代史》遂不被人注意，以致逐渐湮没无闻。明朝时，只有宫廷中尚藏有此书，故《永乐大典》才得以收录，但是将该书按韵分割纳入，并非全本。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已经不见薛史原本，馆臣邵晋涵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后被列于“二十四史”。

二、《新五代史》

欧阳修私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人改今名。主要特点是强调《春秋》书法。出于正名分、寓褒贬的需要，根据封建道德标准，着意对五代人物进行归类，设立了许多新的传名。

他根据自己的正统史观，以五代政权为中心，将十国政权列为《世家》，将同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列为《四夷附录》。文笔优美，语言简要。但过于注重简洁，以致删去了不少重要史实。吴缜《五代史记纂误》指出该书有二百多条错误和缺点。也搜罗了一些旧史编撰时尚未问世的一些史料，比旧史新增了一些史料。总的来看，新史采摭虽广，实际著录不如旧史充实，因而只可与旧史并存，而不能代替旧史。《四库提要》谓“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于偏废。”实为公允之论。

三、《新唐书》

先后参与修纂的有宋祁、欧阳修、范镇、王畴、吕夏卿、宋敏求、梅尧臣和刘羲叟等人，耗时17年。由欧阳修负责修纪、志和表，由宋祁负责修“列传”。文笔优美，史料价值较高。在体例上，最受称道的是“表”和“志”。该书编纂者自称该书具有“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后”的优点。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它的缺点。缺点是，本纪文字非常简略，而且因为反对骈文，将大量唐朝皇帝诏书和大臣奏章删改为散文的形式，失去了原貌。因为文省于后，将很多重要史料也删除了，导致“以文害史”。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列举该书错误四百多条，批评该书的观点和史实的错误。

第三节《资治通鉴》与编年体史的新发展

一、《资治通鉴》

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代表了北宋史学的最高成就。

（一）《资治通鉴》编修过程：

《历年图》——《通志》——英宗于治平三年（1066）四月命他设立史局于崇文院——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奉旨进读其书，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为他预先写了一篇序文——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全书修成奏上。（二）《资治通鉴》的编修助手及编纂方法：

1、三大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都是当时一流的史学家。在我国历史编纂学上堪称是集体合作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典范。

2、编纂《通鉴》的优良方法：从搜集史料到最后定稿，分成三大步骤，先做丛目，次作长编，最后定稿。丛目和长编主要由三大助手负责，司马光参与讨论体例。定稿由主编司马光一人负责。

（三）、《资治通鉴》的内容和特点：

1、内容：规模空前。内容主要是政治史，经济问题较少涉及，文化就更少。全书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为叙述的中心。“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