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歌咏为武器的英勇战士——刘良模

一位以歌咏为武器的英勇战士——刘良模骆驼中心学校刘秋鸯荡荡蛟川、海天雄镇，孕育无数豪杰让我们镇海人民以此为荣。

而60年前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一起参加开国大典的刘良模更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记得曾经有一位记者这样评价他：刘良模“不仅是歌咏活动的组织者，以歌唱的成功为乐，而且还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他不单单是发挥着自己的闪光思想，而且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其人民的潜在力量和觉醒”。

这就是以歌咏为武器的英雄战士——刘良模。

刘良模（1909—1988）是浙江镇海贵驷桥人，少年时就读于上海明强中学，并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193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

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干事、青年会军队服务部江浙支部主任。

1949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他的一生以音乐为武器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带着饱满的斗志把“民族解放运动的军号”在大街小巷吹响刘良模大学毕业时正当日本侵略者酝酿大举侵略中国。

刘良模早就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在上海对我国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正值青年的刘良模有了自己的抗日主张。

他进入青年会，后又发挥自己的音乐天赋和指挥才能，利用接近青年多的特点，很快便投入宣传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在青年会创办两个歌咏大会，会员上千万，教唱救亡歌曲如“大路歌”、“毕业歌”、“松花江上”等等。

这些会员回到各自单位再向更多的群众教唱。

他要用歌声来唤醒民众，教育民众和组织民众，惊醒沉睡了数千年的祖国。

“歌咏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军号，号声在哪里，民族解放的斗士也在哪里；民众歌咏是民族解放的火把，火把在哪里，民族解放的队伍也在哪里。

”这是刘良模对群众歌咏运动提出的响亮口号。

就这样刘良模以指导群众歌咏运动的卓越才能和宣传鼓动家的身影，出现在波澜壮阔的群众救国运动之中。

1936年1月28日，是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

当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市商会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正式成立，刘良模和各歌咏团成员领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大会以后，八百多名代表和三千民众，一路上高唱救亡歌曲，步行到庙镇，公祭十九路军抗日将士的无名英雄墓。

5月9日和5月30日，上海各界救国会又先后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和“五卅十一周年纪念大会”。

后一次大会参加群众达六千人左右。

两次大会都遭到警察的监视，特务混入散发反动传单，企图破坏。

每当紧张时刻，良模就指挥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团结群众，鼓励斗志，安定秩序。

在公祭“五卅”烈士公墓后，游行队伍到达北站，借了一辆黄包车权当主席台，主席团成员之一的刘良模站在黄包车上继续指挥群众歌唱。

6月7日上午，全国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一周后，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有五千群众参加的歌咏大会。

良模站在一只高凳上演说，又指挥七百多名歌手歌唱了十多支雄壮的歌曲。

当唱到《打回老家去》这首救亡歌曲时，那些原来奉命前来阻挠的警察中的东北人，也禁不住触动了流亡思乡之情，掉下了热泪。

中外记者报道了这次规模空前的歌咏大会，促进了全国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

22日那天，从胶州路到虹桥万国公墓的万人送殡行列中，良模也率领歌咏队的成员唱着悲壮的挽歌，一起行进。

良模还把歌声直接送到抗日前线。

1936年11月，傅作义将军率部在百灵庙抗击日军，战斗激烈，良模代表青年会战区服务团奔赴绥远慰问。

他在前线教一万多名士兵唱抗日歌曲，当时没有扬声器，良模就用层层扩大的方法，先由他站在高台上唱第一遍，站在周围的军官队伍唱第二遍，然后全体士兵齐唱第三遍。

尽管风沙扑面，万名将士仍引吭高歌，大振军威。

在前线，良模还组织了军官歌咏班，先教会军官，再由他们去教会士兵。

用这样的方法将抗战歌声传遍整个部队。

从绥远回沪途中，他又去了大同、太原、保定、北平、天津教歌。

由于良模对民众歌咏运动的贡献，当时，沈钧儒老先生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都亲热地称他是“救国会的啦啦队长”。

救国会任宣传工作的著名青年干部刘群，1936年曾写过一篇评论：《基督教青年的新觉醒和新出路》，也高度评价了刘良模为抗日所作的贡献。

1938年5月的一天，刘良模在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教唱《义勇军进行曲》。

体育馆的大门敞开着，馆内约有四百多人站着齐声合唱。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中学生、小学生、工人、小职员、报童，甚至还有洋车夫。

正是这天，一个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被歌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体育馆。

听着听着，爱泼斯坦深深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战斗口号，都是不屈的灵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刘良模在教唱，又像是在呐喊。

当时，爱泼斯坦还不能完全听懂全部歌词，但那铿锵有力的旋律震撼着他的每一根神经。

他觉得这支歌的“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体现着他们全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了”。

爱泼斯坦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他情不自禁地跟着那些中国人学唱了起来。

活动结束后，爱泼斯坦走上前去，立即现场采访了刘良模。

爱泼斯坦问刘良模：“为什么要开展这种歌咏活动？”刘良模充满自信地回答：“你不知道，一首很容易学会的歌，可以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啊！我们的许多同胞不识字。

向他们发表抗日演说，会遭到逮捕。

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里虽然没有抗日的字样，但它的整个内容可以把抵抗侵略的口号，通过人们的嘴传唱开来。

”刘良模稍作停顿，继续慷慨激昂地说：“这种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

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一首爱国歌曲的传播。

”当采访结束时，刘良模紧紧地握住爱泼斯坦的手说：“我们很快就要组成一支歌咏队，有朝一日，我的歌咏队将会变成战斗队！”爱泼斯坦为刘良模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中国青年所深深感动。

他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报道。

在报道中，他满怀激情地称颂这首歌“像战斗的号令一样，唤醒了被压迫的、沉睡的民众”。

而刘良模“不仅是歌咏活动的组织者，以歌唱的成功为乐，而且还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他不单单是发挥着自己的闪光思想，而且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其人民的潜在力量和觉醒”。

他带着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千里跋涉让战歌在战壕上嘹亮1937年“七·七”事变中的卢沟桥守将赵登禹、佟麟阁二位将军都是基督徒，他们为国壮烈捐躯，更激发了刘良模爱国爱教的热情。

他不仅亲自到战斗第一线冒着敌人的炮火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而且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中积极投入救援，组织青年会直接为抗日战士服务。

后又辗转苏州、郑州、长沙、桂林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

他们到伤兵医院去慰问，就是去唱歌。

刘良模依然是指挥。

他还是坚强地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活着。

他和同去的同志们，日夜在战壕、医院、部队为战士歌唱和服务。

到了晚上，他们就组织演唱会，叫群众大会。

他们在街上贴海报，预告晚上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教唱歌。

他们这个队伍二十几个人，刘良模指挥，一个晚上要唱一二十首歌，那时候又没扩音机，他们这些人唱得声震屋瓦，声音非常好，有两部唱，也有四部唱。

唱好一段，刘良模就到台前教唱歌了，教普通的老百姓，结束时这些人都会唱两首歌。

后得好友薛暮桥介绍，1939年春到金华开展工作。

遇周恩来，得到支持鼓励。

由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刘良模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列入黑名单，被软禁于金华铁岭头10号，后得省长黄绍竑的干预，才恢复自由。

不久回到宁波，又被反动派软禁于新江桥北堍青年会内，得青年会外籍干事交涉，被迫赴美，入克罗兹神学院及费城大学深造。

他带着中国人民的决心让中国之声在五洲四海飘扬1940年，由于日本特务、汉奸和其他力量的逼迫，刘良模不得不离开上海到了美国，在本雪维尼亚大学进修一年后，便周游美国各地，在旅美华侨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同时结识了世界著名黑人歌手罗伯逊。

罗伯逊很喜爱这首歌，亲自演唱，并把它灌成唱片。

就这样，这首中国人民的抗日歌曲，如同法国的马赛曲一样，不仅唱遍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印度、英国等地通过电台广播，很快传遍了全世界。

罗伯逊很爱唱《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正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这位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美国国家电台把它当成中国的代表歌曲经常播放。

这歌声凝聚了两位民主战士的心血和友谊，曾回荡在太平洋两岸，为激励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解放，促进中美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刘良模合作，灌制的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片名叫《起来》。

宋庆龄欣然为这套唱片集作序。

良模先生还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介绍给美国音乐界，他们为了表示对坚持抗战的中国人民的敬意，特地把它译成英文，配上钢琴谱，由著名的普林斯顿音乐院合唱队在纽约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音乐会，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和赞赏。

带着建设热情让《义勇军进行曲》在新中国上空唱响1949年8月，中共中央电邀刘良模回国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他毅然回到国内被分配在政协筹备会第六组，参与国歌的征集工作。

1949年9月25日，在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建国的重大问题协商座谈会上，大多问题都有了比较成熟的一致意见和方案，但国歌问题却难以确定。

离开国大典只剩六天了，怎么办？画家徐悲鸿站起来提议说：“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样？”这一提议马上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引起了广泛议论。

梁思成先生首先赞成，说他在美国就听到青年吹口哨都吹这首曲子。

刘良模便提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代表着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是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广大的人民的承认。

看来，《义勇军进行曲》是可以和《马赛曲》相媲美的”。

后来刘良模等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周恩来莅会的政协第六小组国歌讨论会上，再次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刘良模先生紧接着作了无比有力的解释，他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任何国家的国歌的产生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家卫国的英勇斗争。

刘良模先生又从音乐专业角度说：按一首歌曲本身讲，它的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要广大人民去评判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了一致的赞扬，所以按其本身的音乐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

刘先生一席话，使大家对《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外影响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一致同意将其作为国歌。

1949年9月27日，政协大会通过了国歌议案。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作为国歌，唱遍了全中国，响彻了全世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嗦亮的歌声震荡大江南北,唤起千万群众奔赴抗日战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嘹亮歌声唱响五洲四海，激励全世界斗士为真理而斗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嘹亮的歌声响彻1949的天空，鼓舞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建设新中国。